人民幸福满意度刍议——以青海省为例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与满意度却反而降低。究竟是何原因导致了幸福指数的下降，又该怎样提升我们的幸福满意度呢7本文通过对近几年青海省在提升幸福度满意方面取得的成绩，分析影响青海省国民幸福指数的因素，从而提出提高国民幸福指数的若干措施。     

旅游业的幸福价值及其提升路径

旅游业是六大幸福产业之一,对提升国民幸福指数具有重要作用。识别旅游业的幸福价值内涵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幸福价值作用,依据旅游业的幸福价值内涵可发掘出其幸福价值提升路径,使产业发展更好地作用于国民幸福。本文总结归纳出旅游业的幸福价值包括了利民价值、兴民价值、惠民价值、乐民价值和便民价值在内的五大价值,发掘出提升旅游业幸福价值的路径包括了双循环共生路径、多元融合路径、体验优化路径、产品迭代路径和敏捷应变路径在内的五大路径。以发挥旅游业的幸福价值为核心,有助于加快实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一重要目标。     

新标尺——国民幸福指数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国民幸福总值与幸福指数等非刚性因素开始进入人们考量的视野。"国民幸福指数(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在上个世纪就已经是发达国家用以检视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以"国民快乐总值"(GNH)衡量国家成功与否的理念,也早已深入人心。引入 GNH 这一评价指标所具有的意义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在我国,长期以来,GDP 可谓国民经济的第一指标,影响极为深广。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付出     

经济发展与国民幸福快乐的关系及意义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是实现国民幸福与快乐的必要手段，国民幸福与快乐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和精神动力。处理好它们间这种辩证关系，对于国家确立“以人为本、为民谋福”的经济发展目标，对于改善民生问题和建设和谐社会，对于政府公共政策转变，对于国民增强“劳动创造幸福”、“劳动是幸福之源”的观念，对于在新时期寻找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人的精神原因等，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意义

国民幸福指数作为一种衡量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是社会主义国家调整社会政策的重要参考要素。关注国民幸福指数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之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党的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     

油价变动对国民幸福指数的影响--以成都地区为例

目前,我国社会正向着信息化时代过渡,衡量我国发展程度的指标不再是单一的经济发展水平,新经济时代还要求我们在GDP快速增长的今天更多的关注国民的幸福程度。而近几年,国内油价的无序变动对我国经济的运行和居民生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本文将油价与国民幸福指数相结合,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研究,把研究重心放在以调整石油价格机制来提高居民的幸福指数。向该现象提出可行性建议,对国民幸福指数、石油定价机制、新能源的利用、环保事业等多方面产生积极有利的影响。     

社区残疾人主观幸福感调查与分析——基于浙江省八个地市的实地调查

<正>残疾人幸福指数的研究是一个量化残疾人主观感受的过程,更深层次地关系到民生问题。在研究国民幸福指数的过程中,为了更准确地体现其科学性     

对幸福感的评判权要交给公众

最近相继召开的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会,纷纷透出“幸福”信号,构建幸福城市、提高国民幸福指数被各地列为主要奋斗目标。“幸福”概念广泛见诸媒体和网络,引起公众极大关注。     

GDP VS国民幸福指数

在过去30年里,中国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主义倾向,以“GDP论英雄”,把量化的GDP指标作为考核所有工作的核心,但随之而来的并非国富民强。而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宏观政策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然而幸福指数的不易量化,使得幸福指数也不能完全取代GDP,独立存在。只有认清GDP与国民幸福指数各自优缺点以及两者关系,取长补短,才能更客观地反映经济增长。     

GDP与国民幸福指数在以人为本执政理念中的体现

以人为本是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现实的、适时的需要作为价值取向。坚持以人为本就要求特别关注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的实现,把社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统一起来,促进社会主义文明向更高的层次迈进。这也就要求政府在关心GDP增长的同时也能特别关注国民幸福指数的提升,如何能让两者更好的结合,共同构建一个衡量执政为民的标准,这对于更好的贯彻以人为本有着积极的意义。     

制度建设视角下的县级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实现方略

为推进县级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而实施的制度安排,以有效规范决策系统具体运转流程和运行方式为目标,迄今为止,有关科学、民主决策的制度虽然为数不少,但县级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仍然发展缓慢,故此立足于县级政府的特殊决策地位明确其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进而探讨县级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建设的有效途径,能够避免制度建设的盲目性及运行的随意性。     

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SWOT分析

本文着重对珠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进行SWOT分析,为政府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     

西藏农牧民养老保障满意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保障是民生之依,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是百姓生存、发展和延续的重要保证。老有所养是我国社会保障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目标与方向之一。本文使用西藏民生研究中心2018年拉萨市农牧区民生发展调查数据(LLDR),其数据显示,拉萨市农牧民的养老保障满意度整体较高,其没有满意的主要原因是对办事流程不了解、经办人员的工作效率较低、经办机构开展政策不了解等。通过Logit回归分析发现,个体特征变量在一定程度上会显著影响养老保障的满意度,社会资本是影响社会养老保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     

将协商决策模式运用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适用性

公共政策制定是一种重要的政治行为,也是社会政治生活中公共决策系统的经常性活动。我国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还存在诸多缺陷和不足,阻碍了社会公共利益的实现。转型时期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要求在公共政策制定中,摒弃传统的公共政策制定模式的弊端,逐步向现代公共政策制定模式转变。论文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运用创新形式,将公民听证会、公民会议、民主恳谈会、关键公众接触、专家咨询、网络对话等协商决策模式的几种形式运用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从而促进公民有效地参与政府决策,确保公共政策制定的公开性、透明性、科学性。     

“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与尼泊尔科技合作研究

西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与尼泊尔开展科技合作具有重大的社会发展意义和现实意义。双方的科技合作不仅能提高西藏的科技创新水平,而且势必推动西藏由传统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和为西藏融入“一带一路”提供重要支撑。与此同时,西藏面临多种挑战,尤其是科技合作领域不宽和合作双方薄弱的科技实力。要抓住机遇和积极应对挑战,西藏切实实施可行的对策,包括:变革科技体制机制,提升科技合作能力;坚持“双向融入”策略,善用中央政府及其他省份科技资源;加强特色科技合作,重视民生科技合作!转变科技资金投入模式,扩宽科技融资渠道;加大科技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科技人才本土化程度。     

政府部门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困难与选择——兼论公务员职业生涯规划中的责任意识

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组成部分,职业生涯规划对促进个人在组织中的职业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将私营部门职业生涯规划的理念和方法引入政府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能,准确定位公务员的社会角色,实现"以人为本"的政府工作理念。本文从研究政府部门职业生涯规划的意义切入,分析政府部门职业生涯规划存在的困难,论证公务员责任意识的重要性要性,进而提出在政府部门职业生涯规划中融入促使公务员主动承担责任的机制。     

我国未来社区的发展现状以及建设路径探索

社区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单元。随着社会的日新月异,人们对美好生活有了更好的向往,对未来社区的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当前背景下如何建设好未来社区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本文通过探索我国未来社区的发展现状以及存在问题,发现当前我国未来社区的建设理论未成熟,更多的是实践先行,如何正确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发挥政府与市场的优势成为了破题的关键;文中从落实政府责任、发挥市场效应、转变民众生活观念等三个方面进行未来社区建设路径的探究,希望能为我国未来社区的建设事业提供一点借鉴和经验,促进未来社区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广东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高速增长,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本文分析了广东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对策措施,为各级政府部门决策提供参考。     

由富士康事件谈社会发展终极目标及幸福指数的构建

文章认为富士康事件的深层原因在于我国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和谐幸福”未能得到有效落实,衡量指标的侧重点有失偏颇。GDP崇拜论应当予以纠正,转而建设一个新的衡量国民幸福程度的指标体系。在对幸福指数的国内外成果进行综合述评的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一些个人观点,并从经济收入、医疗健康、教育文化、社会福利、社会文明、生态环境六大领域入手初步构建了幸福指数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综合评价研究

笔者认为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经济治理现状,为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指明方向,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从经济发展、经济效益、人民生活3大维度构建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经济治理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分别选取西藏、广西、内蒙古、宁夏和新疆五个自治区2008-2019年12组数据13个经济类指标,运用熵值法进行测度。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经济治理能力整体水平不高,省际差异大;政府经济治理能力体系结构性问题突出,三大维度指标的治理能力不均衡。未来应该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扩大经济对外开放,优化消费结构,增加经济发展强度,构建平衡的政府经济治理能力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