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设备投资：一种被忽略的投资方式

我国的金融市场远不够发达，和西方国家相比，个人不能买卖黄金，外汇，缺乏各种投资代理公司，现在可以买住房，但只限于个人消费，不是投资求利，而且也不能买地产，个人投资只有股票比较易行，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弄得股票市场起伏不定，风险很大，基本上变成了投机而不是投资，对于大多数家庭，首先考虑的是安全，最后只有银行储蓄一条路可行，到银行存款，且不说利率常变为负的（因为通货膨胀），对于国家也不是最佳选择。因为这样做实际上是把风险转嫁给了银行，市场是波动的，投资建立在对未来的预期上，所以投资是和风险分不开的。银行接受了存款转贷给基建项目，储户存款事实上已变成了机器设备，可是储户随时有权从银行提款，再到市场上买东西，结果是一块钱用了两遍，这样就有可能造成物价的大幅度上升，对整个社会有极大的破坏性，所以国家并不希望把银行变成唯一的投资方式，而是鼓励老百姓自己直接投资。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之一就是居民开辟更多的投资渠道，由投资者自己获得利润，同时承担风险。     

浅析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对非政府投资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政府采用各种手段来刺激总需求，但效果均不理想，其中非政府投资得不到有效启动是总需求不能有效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分析了非政府投资为什么不能有效启动，并提出了相应建议。     

收藏投资悠着点

当今，收藏队伍逐步扩大，无论是下岗职工，还是工薪族、学生、军人、企事业单位职工，从小学学童到耄耋之年皆参与收藏队伍之中，一下从平地冒出了数以千万计的收藏大军，大有“忽如一夜春风来”之感，而收藏投资也正在直线上升，投资领域在不断扩大。许多投资者对古玩、字画、钱币、邮票等下了很大的财注，希望能够保值升值，天上掉下“肉饼”，一夜间暴发成百万富翁。正如收藏界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收藏能致富，一夜变成万元户”就是如此。但其投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甚至亏了血本，导致倾家荡产、外债累累。     

进一步深化我市投资体制改革的建议

近年来，按照国家投资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我市努力推进了地方投资体制改革。在规范和培育投资主体、改进投资审批制度、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投资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改革和探索，陆续出台了多项改革措施。初步形成了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多渠道化的格局，投资风险约束机制得到     

重庆直辖以来投资效益分析

直辖以来，重庆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投资总量迅速扩张。然而在投资总量扩张的同时，投资效益是否得到了提升，是否真正做到了“量质并举”？本文对直辖以来重庆固定资产投资效益情况进行了分析。     

广东省外商直接投资效应的实证分析

广东省是从1979年开始利用外资的，当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0．31亿美元，是全国最早利用外资的省份。由于广东省地处沿海，毗邻港澳，使其成为我国的一个引资大省。从1990年到2003年广东累计签订外商直接投资项目93063个，合同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达2069．114亿美元，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累计达1353．652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为广东省的经济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极大的促进了广东省经济的发展。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广东的就业压力。     

农业多元主体投资行为及其合理规范

以家庭承包制为契机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引起了传统农业投资机制的大变动，农户逐渐成为投资机制中独立的投资主体，国家与地方政府，专业银行、农户等多元投资主体并存的格局已基本形成。但在新旧机制转换时期，我国农业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出现了三个前所未有的“断裂带”。即国家对农业投资的减少与农业发展所需长期性，全局性投资的“断裂”；地方财力投向的转移与集体积累能力的削弱同区域内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的“断裂”；农户对农业投资积极性减弱和农户生产所需投资的“断裂”。旧的投资机制的功能已经消亡，新的投资机制尚未建立，农业投资机制的重构迫在眉捷。本文论及现阶段农业多元主体的投资行为及其合理规范，提供重构农业投资机制的理论思考与政策思路。     

跨国公司对华直接投资战略与我国的对策分析

本文在分析了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战略意图的基础上， 着重研究了美、日、德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的具体策略， 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若干对策建议     

我国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的过程及特征分析

我国新一轮固定资产投资加快增长是在已经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下由投资结构和需求结构升级拉动的自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的不同部分的表现是不同的，不同的产业表现也是不同的。此轮固定资产投资加速增长经历了恢复性增长和热度增长两个阶段，在恢复性增长阶段，非国有经济和一部分国有经济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拉动者；在热度增长阶段，处在升级产业链中的企业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强劲拉动者。但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是初步的，此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程又带有软约束的痕迹。     

效率、结构、制度因素与发展多元投资

如果说，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因和必要条件；那么投资就是推动经济数量和质量提高的直接因素和充分条件。在世界范围，即便是经济陷于停滞的南撤哈拉、刚果河流域，同样存在居民的消费需求，但是由于消费水平过低或大宗消费依赖进口，国内消费就无法转变为本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消费存在总量和结构瓶颈，反之，投资则必然形成国内新增资本，必然直接带动经济增长，因而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谈到投资与经济发展，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而言，一直存在一个可以称为“克鲁格曼假说”的不祥预言；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提高，投资是低效率的，前苏联、东亚等地区依靠高储蓄-高投资维持的高增长是不能持续的，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两位经济学家；胡祖六和卡汉于1997年发表了著名的辩护文章，证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处于一个不断上升的通道，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当前的投资体制依然存在严峻的效率、结构和制度问题，还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发展和切实扩大内需的要求，而症结所在是投资主体多元化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成为我国经济和发展的瓶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