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社会责任与政府规制问题研究

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企业、政府发挥着各不相同但又不可或缺的作用,现阶段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严重,同时,政府在规制企业行为过程中存在着不作为现象,其结果是和谐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断裂.本文认为,要矫正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必须诉求于政府规制,但同时也要对政府行为进行必要规制,减少规制失灵现象,提高规制效率,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     

个人破产免责制度滥用的法律规制

长期的理论探讨使我国个人破产立法很长时间都没有正式启动。而当下施行的参与分配制度、集中清理制度等替代性制度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个人破产制度尚不足以被替代。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随着2019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要研究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以及2020年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发布《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以下简称《深圳条例》）,个人破产立法在深圳市的全面落地,打破了“企业法人”作为唯一的破产法适格主体,使“诚实且不幸”的个人也能够拥有自由与重新开始的机会,破产免责制度逐渐走入民众的视野。个人破产制度的确立离不开破产免责制度核心。我国立法应通过明确有限免责、设置破产免责否决、完善破产撤销权、严格失权复权制度等对滥用破产免责制度的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环境规制约束下企业环境战略选择分析

企业要综合权衡比较环境规制与企业内外部因素对成本和差异化的影响,进而选择适当的企业环境战略,来缓解企业成本增加的压力,提高产品的差异化能力,最终提高企业竞争力。随着环境规制的类型、强度和实施情况等环境规制政策的变化,企业环境战略的选择也会发生转型和升级。     

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随环境污染表现出多因性、跨界性、时滞性、复杂性和破坏性特征,环境规制也呈现规制主体多元化、规制手段综合化及规制强度扩大化等特点。本文以企业成长周期理论为依据,从研发及生产、环境治理投入、污染治理措施及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等方面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放松管制与规制重建—中国基础部门引入竞争后的政府行为分析

随着基础部门逐渐引入竞争,政府在放松管制的同时,为确保有效竞争的实现,还需要重建规制。规制重建包括两大方面,一是规制机构本身的重建,重点是要实现政企分开和保持规制机构的独立性;二是规制内容体系的完善,重点是要建立包括激励性规制、不对称规制、反垄断规制与社会性规制在内的“四位一体”的规制体系。     

地区环境规制政策为何趋异?——来自省际贸易成本的新解释

本文通过引入企业异质性假设并构建一个区域环境规制的空间经济学理论模型,考察了在"为增长而竞争"的制度背景下省际贸易成本降低对区域环境规制力度差异的影响,并基于1998~2013年中国"省份-省份"地区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在现行体制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必然会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2)随着地区间贸易成本逐渐减低,发达地区会采取更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欠发达地区则会采取更为宽松的环境保护政策,地区间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会扩大;(3)环境规制竞争政策存在着显著的俱乐部效应。要改变这一困局,则要从根本上改变以增长竞争为核心的官员考核体系,并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系统的垂直化管理。     

信用卡风险防范的相关法律问题探究

负债消费的时代特征，商业银行的积极营销，使得信用卡的发行量“井喷”式高速增长。随着信用卡业务的迅速扩大，信用风险的隐患也日趋严重。从法律层面规制信用卡业务，完善信用卡法律体系势在必行。     

自然垄断行业的政府规制经济学研究

对干处在经济转轨阶段的我国而言，“规制取消论”并不可取。全盘取消规制只会陷入制度真空。既作为政府规制工具，同时又是政府规制对象的国有经济不宜全盘退出自然垄断领域，但国有经济独霸自然垄断行业天下的局面不会再继续，竞争的引入不可避免。规制框架重构是现实的选择。思路是：规制重点要转变，设租性规制要剔除，规制真空要填补，对规制者的规制要加强。     

欧盟对企业集中的程序规制及中国企业之应对

欧盟集中控制法改革随着<欧共体理事会第139号关于企业集中控制的条例>的生效,告上一个段落.欧盟的这部新条例,无论是实体标准还是程序规制方面均走在了世界前列.尤其是其中的程序规制,作为欧盟企业集中规制多年实践经验积累的结果,以其详尽完善的程序规则成为企业集中规制的典范.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借助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分析框架,构建了环境规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以及企业绩效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以重污染企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下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之间、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企业避税行为——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多维监管效力，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收入分配机制合理高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为此，在高质量发展导向生态环境优先的背景下，从税收治理这一全新视角挖掘环境规制的附加效应。基于2015年实施新《环境保护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背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治成本假说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立法增加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督，这种外部监督产生的附加效应提高了企业避税行为的政治成本，从而遏制了企业过于激进的避税决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规制虽然增加了企业税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企业信息环境改善和声誉增加，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推进环境规制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环境规制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效应，而且应积极发挥环境规制的税收治理功能等附加效应，从而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率的共赢。     

地方政府为何会对企业执行不同的环境规制

现有关于环境规制政策的研究多以区域为研究对象,分析各地区出现环境规制不完全执行情况的原因及其地区差异,对环境规制在区域内部的差异性缺乏关注.本文利用网络爬虫数据和国泰安数据库(CSMAR)匹配出的2010-2017年中国345个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实证考察了企业的异质性特征对环境规制的影响.结果 显示:企业的利润水平越高,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企业规模越大,其所面临的环境规制强度越宽松.     

中央企业重组规制研究

中央企业是我国国有经济的主体,中央企业重组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阐述了中央企业重组规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之后,从三个维度分析了规制的内容:基于国家产业安全的规制、市场垄断行为的规制和国有资产交易的规制,并剖析当前规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中央企业重组规制的思路。     

论环境规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环境规制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日益成为制约环境规制目标实现的重要因素。本文针对环境规制的国际贸易影响,以出口制造型企业为例,以此说明环境规制的制定与实施除应关注环境效果外,还应更多地关注企业对环境规制的反应,后者恰是决定环境规制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制约因素。     

深化我国市场规制改革的任务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深入,需要继续深化对各项经济政策的调整,当前突出的任务就是要对市场规制政策进行深入改革。具体任务包括:放松经济性规制,强化间接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加强对规制主体的规制。     

论非公有制林业企业规制路径的选择

目前政府对非公有制林业规制的措施,与国有集体林业并无本质上的差别,这些规制措施阻碍了非公有制林业的健康发展。文章对非公有制林业企业的规制问题加以探讨,找出适合中国发展的非公有制林业企业规制路径。     

如何构建非营利组织财务规制体系

非营利组织的健康发展需要有完善的财务规制作为保障。非营利组织财务规制体系的构建首先应从制度安排考虑,针对非营利组织主要的财务活动运用相应的规制理论进行规制;其次应建立财务规制执行机制,保障财务规制的顺利实施;最后要建立财务规制制衡机制,保障规制双方的合法权益。     

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三方博弈

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企业是否顺从环境规制不仅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还受环境NGO监管,是否顺从规制的决策是政府、环境NGO和企业三方博弈的结果。文章通过构建三方博弈模型,对三方在企业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利益关系进行均衡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罚金对企业的规制效果优于政府补贴,且高罚金和高补贴并存的制度会降低企业顺从规制的积极性;环境NGO的监督力度对政府检查概率有影响,但并不直接影响企业的顺从概率。因此,制定合理的惩罚与奖励机制、大力支持环境NGO的发展、激励企业技术创新,才能有效规制企业环境行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及其政策启示

环境自我规制解决了传统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是对环境规制体系的有效补充。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四方面:提高生产力、迎合绿色消费者的偏好、缓解外部压力,以及作为应对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性行为。此外,企业的规模、研发能力、过去的环境绩效等,也对自我规制产生影响。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条件,但应加强信息披露和对投资者的引导,转变政府在环境规制体系中的作用,为企业提高环保标准服务。     

政府规制成本收益分析

政府规制具有成本,能带来社会收益,但为防止规制失效,要进行规制成本收益分析,同时规制收益与规制程度也有一定关系.本文对上述内容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