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与控股股东行为的实证研究

关于股权结构与控制权收益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控制权收益越高;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有利于限制控股股东的掠夺行为,减少控制权收益。因此,降低股权集中度、充分发挥大股东之间的相互制衡作用是规范控股股东行为的关键所在。     

培养大股东 造就企业家

所谓大股东,即在国有中小型企业的规范化股份制改革中,掌握公司股票的半数以上,从而达到绝对控股地位的股东。从我国中小型企业股份制改造的实际看,国有中小企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典型的自生自长的市场经济,所以国家股占有控股地位的实际作用和意义并不大。因此,我们认为,从当前我国所处的历史环境看,在国有中小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能够有能力达到控股地位的大股东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个人或企业的内部职工。 那么,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看,在国有中小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中,谁当大股     

大股东减持、股权转让溢价与控制权私利

本文以中国 A 股市场的数据,对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减持的股权转让溢价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全面的观察与测度.研究发现大小非解禁后大股东均通过减持获取股权转让溢价,但控股股东的减持获利水平显著高于非控股股东,减持成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的一种新途径.实证研究显示,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受控制权程度、股权制衡度、股权性质和公司资产管理效率的影响.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程度与股权转让溢价正相关,股权制衡度与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经营绩效与控股股东的股权转让溢价负相关.本文建议加强对非国有控股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转让行为的监管,并积极推动第二至第五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制衡作用.     

控制权转移、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来自上市公司高管变更的经验证据

股份制改组中片面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以及股票发行制度的行政审批和额度控制，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问题严重。特别是上市公司在控制权转移后，控股股东控制会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侵占中小股东利益。本文研究了控制权转移后股权制衡与大股东利益侵占之间的关系，这将为我国今后的产权改革和投资者保护研究提供很好的经验证据。本文研究发现：（1）控制权转移后的董事变更比例、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比例和控股股东在目标公司董事会中所占的席位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转移后的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利益侵占呈明显的U型关系；（3）在股权制衡中，第二至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与大股东利益侵占都显著负相关。     

最优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理论模型与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的视角,构建了最优股权结构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存在最优股权结构。利用2006-2012年中国80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一致:公司价值与股权集中度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非控股大股东股权比例也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整体上治理水平不佳,董事会独立性不高,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绩效并不十分匹配;国家作为控制人,其公司价值明显更低。本文认为,一个现代公司最优股权结构为: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在50%附近,其余为分散型的中小股东;第一大股东比例不宜超过20%,以保证大股东间相互制衡作用。     

大股东制衡与关联担保的隧道效应

文章以2003年～200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木,实证研究了股权结构与关联担保的隧道效应的相关关系,得出对控股股东的关联担保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呈正U型关系以及对控股股东的关联担保与股权制衡度正相关,其他大股东非但不能制约,反而会促进上市公司对控股股东的关联担保的结论。     

全流通与业绩改进——基于股权结构视角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我国2003～2009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改公司全流通前后股权结构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全流通后样本公司的业绩水平有显著改善,但国有最终控制公司的业绩改善程度显著弱于非国有最终控制公司.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尽管全流通后最终控制人利益实现方式的改变对业绩提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但全流通后国有最终控制人的掏空动机显著高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人.作为控制人控制企业主要途径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全流通后与业绩呈现出显著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效果则在全流通后出现了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大股东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积极影响在非国有控制公司显著增强,在国有控制公司则无显著变化,而流通股股权制衡度对业绩的正面影响在两类控制公司中均有所减弱.     

股权结构、内部交易与公司价值

本文着眼于企业集团控制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类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内部交易和公司价值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集团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或者其受到的制衡力越弱,内部交易发生额越大。企业集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小于50%或者股权制衡度在样本均值以下时,内部交易发生额与公司价值负相关,但企业集团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在50%以上时内部交易发生额与公司价值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在样本均值以上时,二者之间没有显著的相关性。笔者还根据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行业特点将内部交易进一步细化分类,探讨了不同类型的内部交易在股权结构不同情况下对公司价值的影响。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对大股东的性质作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股权结构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2010—2012年的经验数据

文章以2010—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第一大股东持股、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三个方面,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各主要相关变量之后,股权集中度与企业创新投入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非线性关系,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呈负相关关系,股权制衡度对第一大股东持股与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根据研究结果,指出在股权集中的不同程度下,可以采取相应措施以扩大企业创新投入,在股权集中度较低时,应加强股权集中以增加创新投入;在股权集中度较高时,通过股权制衡来增加创新投入。     

基于股东特质的控制权转移的 盈余管理研究

从股东特质角度研究控制权转移的盈余管理问题,笔者根据控制权的不同把上市公司区分为国有控股和民营控股。研究结果表明,当第一大股东由国有股权转化为民营股权时,第一大股东有盈余管理动机,即国有股权私有化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嫌疑。当第一大股东由民营转变为民营时,第一大股东变更前后盈余管理存在显著差异。即第一大股东变更发生在民营企业间时,由于民营企业是一种“理性经济人”,因而显著地存在对业绩的盈余管理问题。当第一大股东变更发生在国有企业之间时,无论是无偿转让还是有偿转让,盈余管理的动机都不明显。而民营转为国有的例子在我国当前几乎不存在,但未来有可能出现。     

我国证券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

通过对2003年~2005年我国证券公司的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实证分析可以发现:证券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法人控股的证券公司的绩效要优于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控股的证券公司的绩效,第一大股东为民营性质的证券公司绩效又要优于前两种情况;证券公司股东中上市公司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有促进作用;证券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成弱倒U型关系,即证券公司高度集中的股权结构致使公司绩效普遍较差。最后,文章根据分析结果,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了一套完善我国证券公司股权结构和提高公司绩效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与企业公益性捐赠

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受到大股东控制的影响,股权结构会对企业公益性捐赠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8~2012年沪深两市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公益性捐赠支出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大股东控制显著降低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股权制衡显著提升了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股权制衡显著抑制大股东控制对公益性捐赠水平的降低效应。考虑企业产权性质差异后的结果显示:大股东控制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降低效应和股权制衡对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提升效应仅在民营企业中显著,并且股权制衡对大股东控制降低企业公益性捐赠水平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分析

本文回顾公司治理发展历史,结合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基本情况,分析我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讨论国有股东合格主体如何由“一股独大”到多个大股东制衡．发展机构投资者和有效解决股权分置问题来优化公司股权结构,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     

集团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基于代理理论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大股东代理问题角度，分析了中国企业集团控股股东股权结构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显著高于非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自然人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比国有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问题；集团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分布与上市公司融资约束水平呈现先上升，後下降，再上升的波浪形，反映出随集团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的变化。其对上市公司利益侵占程度有所不同。     

股权结构与财务重述: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财务重述为研究视角,在考察控股程度与控股股东性质交叉作用的基础上,研究股权结构的治理效率。研究结果显示,在没有绝对控股股东的情况下,无论公司第一大股东的最终控制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性质,其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都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高;在绝对控股条件下,最终控制人为非国有性质的上市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比国有性质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显著要低。研究结论表明,分散化的股权和国有股权对公司管理层的制约效果相对较差,从而使公司进行盈余操纵的可能性更高。本文借助公司财务重述行为,深化了已有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并为监管部门和投资者的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股份全流通、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理论研究

对已有文献的回顾表明,大多数研究认为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责任大股东能够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较好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在股权分置时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最基本的特征是股权高度集中,并且居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国家股、法人股不可流通,由此引发了公司治理的一系列缺陷.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实现了股份全流通和股权的逐步分散化.这些变化在根本上有利于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和提升绩效,但是具体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股东利益保护、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制度性因素,并且对不同行业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股份全流通虽然能抑制"控股大股东控制"问题,但是如果出现原有责任股东快速退出和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可能引发新的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损害股东价值.     

智力资本、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沪深股市2008-2012高科技公司的实证

本文以2008-2012年沪深股市的189家高科技公司为样本,探讨智力资本和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规模效应并不利于促进高科技企业提高创新能力;非控股高科技企业智力资本、股权结构对绩效的作用优于控股企业,股权制衡度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绩效,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另外,智力资本和股权制衡度对我国高科技企业绩效提高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股权"市场结构"、最优负债和非效率投资行为

股权代理成本包括股东和经理之间的代理成本以及大股东对小股东的利益侵害.反映在企业投资决策上,经理为最大化私人利益存在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行为,大股东通过关联方投资的"掘隧道"行为侵占小股东利益.文章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分析了不同股权"市场结构"下股权集中程度、监督成本与两类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认为在完全竞争股权结构和完全垄断股权结构中,只要当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水平后,监督才有效率而且监督成本与股权集中程度成反比关系,达到一定股权集中度的分散性股权结构和垄断性股权结构对于降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整体代理成本最为有效.文章认为应该适度分散国有股权,鼓励具有有效监督动机的股权适度集中以降低整体代理成本,股东引入最佳负债水平同样也能降低经理的代理成本.     

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与经营绩效

通过实证分析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公司治理结构与经营绩效的关系，得出结论：与高度分散，高度集中两种股权结构相比，有一定集中度，有相对控股股东存在，并有其他大股东与之相制衡，且第一大股东为法人时，总体上有利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绩效。这种股权结构应成为优化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目标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