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探讨——基于大连市用人单位与在校大学生的双向调查

充分就业是各国政府所强调的宏观调控目标之一。大学生就业群体作为劳动力市场专业人才的生力军,倍受社会关注。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促其就业是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通过对大连市用人单位与在校大学生的双向调查,分析就业能力的供需差距,为促进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开发提供基础数据与指导。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收入差距调节应坚持充分就业原则

坚持充分就业原则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项重大举措。应坚持把充分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反对就业歧视,保障劳动者享有公平的就业权利,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和经济政策促进充分就业,实施就业援助,以创业带动就业,充分发挥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合力。     

我国失业问题及对策研究

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高增长、低就业"的不协调局面,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体制转轨与政策的脱节,结构性调整与人口基数过大,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减弱.因此,要解决我国就业问题,需要针对性的采取将充分就业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协调就业与产业结构,加大人力资源的投资开发力度,加快税制改革,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促进劳动就业的提升.     

振兴东北需要正确的就业观“充分”与“扩大”就业的区别

充分就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比较理想的社会就业状态；充分就业指标可以根据不同社会经济特点进行量化，东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规模远远不及沿海、沿江地区，因此，东北地方政府“扩大就业”的压力就较沿海大。无论目前的就业统计口径如何，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由于经济体制转换滞后，产品、产业周期、结构等老化状态，造成了城镇中的几百万的失业人口。因此，当务之急不是盲目扩大就业，而是确定一个科学务实的充分就业目标。一是要借鉴国际上的充分就业标准，研究不同时期西方社会成功的充分就业标准；二是要考虑目前的劳动力市场的承受能力；三是要研究确定地方政府的就业指导制度、方式、管理机制。     

当前广东就业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就业是世界性难题,自现代经济学诞生以来,一直将实现充分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四大目标之一。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美国2009年失业率达到了8．9％。中国是人口大国,就业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在现阶段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加剧、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     

关于就业弹性下降问题的探索

我国经济高增长与低就业并存 ,就业弹性系数不断下降 ,政府应当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 ,协调经济发展与就业的关系 ,建立就业预警机制 ,调整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企业结构 ,促进就业增长。     

大改革视野下中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构

我国的宏观调控一直建立在“可控性”的信念基础上。宏观调控的目标是二重的：第一重目标是改革、发展和稳定,第二重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后一重目标要服从并服务于前一重目标。“可控性”的信念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不相容,并且自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对政策工具和相关经济参数的控制能力在不断衰减。宏观调控目标的多重性往往造成调控目标冲突、多变、调控滞后和调控结果失衡,从而导致政策目标难以实现和经济不稳定。重构我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包括宏观调控理念、宏观调控目标和宏观调控架构的重构。当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要解决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和增加就业,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并重。     

应把增加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

如果说在过去的 2 0年里 ,效率优先的发展战略是理所当然和势所必然的话 ,那么 ,在今后的若干年里 ,相比经济增长 ,政府在社会就业中负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政府要在公平与效率 ,经济增长与就业当中 ,做出就业优先的战略选择 ,并做出努力实现充分就业目标的承诺 ,即把增加就业作为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     

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成因分析

随着我国普通高校的连续扩招,高校毕业生数量显现出逐年增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大学生就业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社会、政府、教育等相关部门积极探索新的就业措施来促进充分就业。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学生就业更是难上加难,探索欠发达地区大学生就业问题形成的原因成为地方政府及高等教育部门迫在眉睫的重要内容,从而帮助欠发达地区大学生实现充分就业,服务区域经济对人才的需要。     

数字经济赋能服务业就业：行业异质性与空间效应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具有重要作用,促进服务业就业是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重要抓手。本文基于2011—2019年的地级市面板数据分析了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了该影响的行业异质性和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增加服务业就业,并且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微观数据的分析也得出相同的结论;数字经济主要通过扩张城市人口规模,促进产业结构服务化来增加服务业就业;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对流通服务业、个人服务业和生产服务业的就业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对公共服务业的就业没有产生显著影响;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产生了空间效应,并且该空间效应也存在行业异质性。     

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及政策启示：来自产业集群发达国家的经验

产业集群的蓬勃发展使得集群政策开始成为各地区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成长的重要政策工具。来自国内外发达地区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中的大量证据表明,政府政策正在成为各地产业集群培育或发展的重要措施。本文将总结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成功政策经验,提炼国外先进地区政府运用产业集群的政策启示,为我国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借鉴。     

风险视角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政府与市场的划分,取决于人类生活所同时面临的两种不同性质的风险。损失风险属于公共风险,归政府治理;机会风险属于私人风险,归市场治理。市场经济就是风险经济。市场机制就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市场主体自主地将自己的产权与他人进行交换的风险机制。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向市场注入风险机制,解决制度环境、市场主体、产权制度、行政垄断等问题。     

政府在老年产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

当老年产业受制于市场的不成熟、不完善而无法顺利形成良性互动式发展趋势时,由政府介入解开市场与企业间的“死结”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政府应针对不同性质的领域采取不同的对策。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和非竞争性领域的政府对策问题作了分类研究,并着重对老年产业竞争性领域提出了发展思路和可以采取的具体对策措施。     

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关键在于这种代价能不能承受,值不值得承受。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即使是一些看起来与经济问题无关的公共政策,如果细心分析总是可以发现其中的经济学逻辑。这一逻辑告诉我们,公共政策是通过比较其成本和收益而产生的,公共政策存在的理由在于它的社会成本小于以市场和企业自行解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基于旅游者视角的昆明——丽江铁路与丽江旅游的关系研究

于2011年1月正式开通的昆明一丽江铁路（以下简称昆一丽铁路）,一方面大大改善了丽江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另一方面则大大减少了前往丽江旅游者的费用开支,从而促进了丽江旅游业进一步的繁荣发展。从旅游者的视角,就昆一丽铁路的开通对旅游者前往丽江旅游盼决策以及在丽江旅游经历产生的影响做出评价,旨在评价这一可进入性的增加对前往丽江旅游者的旅游决策及旅游经历的影响。另外,还验证了火车旅行对旅游者选择丽江作为其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性。     

试论土地构成与土地价值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产权可进入市场流通,实行土地资产经营,对此人们已没有疑问。但土地是否有价值(劳动价值),如何确定土地价值与价格,在认识上大相径庭,由此产生种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深入研究土地价值问题,不仅对研究地租地价理论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土地产权流转、土地市场的管理、土地金融等等土地经济问题都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一、三种不同的土地价值观 对于土地价值这样一个基础理论问题,理论界有所谓无价值论、全价值论和土地价值二元论三种分     

论公私法划分与市场体制的演进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而法治社会的建立和法制的完善则是一个在政府积极推进，社会与国家博弈以及社会交易等各种因素合力推进中逐步发展的制度演进过程。本文从比较西方公私法的划分以及在实践中的作用的角度，从法理学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基础和制度安排作了初步探讨。     

谈单位负责人作为会计责任主体的职责

会计工作与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是企业搞好经济管理工作的立足点。论述了会计信息失真的成因,以及单位负责人在本环节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论确立国有企业改革的利益主体二重性

确立国有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不能单纯地注重在所有制的性质上,而应立足于财产的占有方式。由国有企业产权运动历史发展的四个特征规定,在再生产的过程中,其本身必然地会发生财产主体的背离。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化是国有产权的异化,同时二重化的利益主体又是统一的,并对代表全民的国家利益主体进一步地规定。国有企业利益主体二重性跟马克思提出的“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预测是一致的。     

自由与制度关系角度反思全球性金融危机

为了深入探究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并对转型的中国经济以有益的启示,在自由与制度辨证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自由与制度结合的理论观点。在这个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假说,并以理论和实际数据验证这个假说。验证的结论是,此次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错误金融自由化的结果,而非金融自由化制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