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规制的演进与发展——以美国和日本食品安全的社会性规制为例

随着社会性规制的演变,不同的模式相互借鉴,呈现出共同的发展趋势。目前,各国社会性规制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完善社会性规制法律体系,增强法律的有效性;自由和民主的原则贯彻于规制立法和执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的社会性规制主体;社会性规制逐渐从传统的官僚体制中转变过来,建立政府、企业、消费者、舆论媒体多方合作、共治的社会规制体系,形成政府、公民及社会的共同治理。我国的社会性规制模式的构建应以此为参照物,通过借鉴与扬弃,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性规制政策。     

发达国家提高社会性规制绩效的路径分析——以美日两国为例

放松经济性规制、强化社会性规制是目前政府规制的主要趋势。伴随着社会性规制的强化,不同的发展模式相互借鉴、共同发展。文章通过对美、日两国社会性规制演变及改革历程的梳理,得出发达国家提高社会性规制绩效的主要经验:重视规制立法问题,积极推行民主的规制理念;注重规制政策的评估,引入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核心的规制影响评价体系;建立独立专门的规制执法机构,创新规制方式及规制工具。     

浅析循环经济的社会性规制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发展循环经济对政府的社会性规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本文在对此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循环经济的社会性规制体系的具体措施。     

论规制、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的逻辑关系与范围

规制变迁的角度是从在不同时期规制的重点有所转移,从规制起源角度定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规制是为谁服务的。而逻辑演绎的角度定义规制,则比较严密,不同的规制都能找到合适的位置,而且避免了重复。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规制进行分类,出自于不同的分析目的,但是将规制大致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还是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与经济性规制不同,不仅社会性规制起源于“企业家政治”,所利用的政策工具也大相径庭,而且两者由于分类的不同角度而存在着交叉重复的现象。     

中国社会性规制绩效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社会性规制绩效评价体系,对1995—2010年社会性规制绩效进行了测算和评价。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度和受教育程度对社会性规制绩效的影响及作用途径。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1)1995年以来,中国社会性规制总体绩效处于上升的态势。其中,环境规制绩效、职业安全与健康规制绩效呈上升趋势,而消费者安全与健康规制绩效则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2)经济发展、市场化及教育对社会性规制总体绩效有积极推动作用,对外开放与其关系不显著。     

循环经济的社会性规制分析

在市场经济下，各市场主体为追求各自片面的利益，加之市场信息不对称，易造成市场功能失调，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为了弥补市场的功能缺陷，增进市场效率和社会福利，通过法律对市场主体进行规范和制约，从而力图避免社会生产过程和人们行为过程中造成自然环境、生产交换环境和产品质量等不安全、不健康的危害。从一个多世纪前的洲际商会（ICC）对铁路运价的规制开始，经过100多年的发展，社会性规制是现代国家政府等社会公共机构对经济规范和调控一个重要工具。     

浅议我国知识产权领域的反垄断立法规制

知识产权人在行使其权利的过程中不适当地扩张了垄断权的范围，或凭借合法垄断进一步谋求非法垄断或优势竞争地位的目的时，其行为就应当落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这种规制的目的是纠正不适当的权利行使给社会竞争秩序和社会整体利益造成的损害，使之恢复到正常的法定垄断范围。本文在肯定知识产权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反垄断立法对滥用知识产权行为规制的初步构想。     

三种社会性规制手段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产业结构优化的过程之一,调节正常的供需市场匹配程度,起着基础性作用.政府规制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从"社会性规制"的三种规制手段出发,分析其对供需市场的作用机理.分析得出,行政手段对供给市场的低劣企业有遏制作用,经济手段对优质企业的创新和投资起到保护和鼓励作用,而法律手段规范了供给市场环境,同时具有引导消费者将正常的需求从国外转至国内,在三种手段的作用下,产业结构能达到合理化的目的.     

建设和谐社会，应实施扩大社会性支出的财政政策

从建立和谐社会目标，分析现行财政支出政策不足与财政收入过快增长，重点分析税收政策的滞后性和对中国股市的制约发展，探讨提出财政、税收政策改革内容，应实施扩大社会性支出的财政政策。     

美、日社会性规制政策演变的比较及其借鉴

社会性规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国民的安全和健康。美国和日本由于其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类型和社会传统文化的巨大差异,在社会性规制政策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也分别表现出了各自不同的特点。美国是“自下而上”型的民主推动的规制演变过程,日本则是“自上而下”型的政府主导的规制演变过程。通过对二者演变过程特征的比较分析,可以对我国的社会性规制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作用。第一,相关立法是政府有效规制的首要前提条件;第二,应当引入成本一收益分析,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间取得平衡;第三,通过立法来确保执法部门的独立性和规制内容的合法性;第四,加强对政府规制的社会监督。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0-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含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政府规制对跨国并购的单向作用机制。其中,经济性规制对跨国并购产生显著影响;而社会性规制对跨国并购的影响不显著。现阶段适度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不会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产生实质性抑制作用。     

浅谈循环经济的社会性规制

我国是一个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极低、环境容量不容乐观的发展中大国，而且我国单位能耗、物耗大，我国GDP占全世界GDP的4％，能耗与物耗却占全球30％，比平均水平高4-5倍。我国资源能量效率低，资源重复利用率低，水资源污染、荒漠化、大气污染十分严重，这不仅严重制约我国可持续发展，小康社会的建设，也给国家的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可见，如果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资源将难以支撑，环境将难以承受，国家竞争力将难以持续，国家的安全也将难以保证。     

社会性规制的市场结构效应:文献综述及启示

近年来针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矿山事故和环境污染等沿袭的限制与禁止中小企业、提高进入门槛甚至兼并、国有化的做法表明,社会性规制的潜在市场结构效应尚未引起足够关注。文章通过对国外关于社会性规制的市场结构效应文献进行考察,认为无论改革与完善规制体制,还是选择适当的规制政策与工具,都应该考虑规制的市场结构效应,尤其要注意规制可能导致的长期负效应——市场垄断。     

三鹿事件引发对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发生了多起食品安全事件,尤其是2008年发生的三鹿奶粉事件,对广大消费者尤其是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危害,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类事件不仅反映出我国食品行业存在严重的诚信危机,更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敲响了警钟。文章首先对规制理论进行了回顾,并对美国、英国和日本三国的规制现状进行了论述,继而对我国的食品安全规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     

财政分权与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是促使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有效制度安排,实证发现,不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区域上,我国财政保障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的能力得到了增强,但无法判定这种能力的增强是来源于内在机制还是外在压力。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行政管理体制也直接影响了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供给。我们应降低财政分权度、建立一套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机制,通过提高人口密度来提升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改善其供给质量。     

我国政府规制与电信竞争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5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政府规制是有利于促进竞争进而增加电信业务总量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在电信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维护电信业务市场持续有效、公平的竞争成为对电信行业进行规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食品安全卫生社会性规制变迁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基于食品安全卫生产权交易的负内部性和双方无合意均衡点博弈的一次性,决定了对负内部性的规制是我国产品质量监管的重点。我国食品安全卫生社会性规制变迁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成功,也存在不足之处。完善下一轮规制变迁的措施主要有:尽可能消除信息不对称,实现产权充分界定;建立政府规制综合体系,提高规制效率;优化配置内部规制资源,合理安排规制权力;强化外部规制资源的使用,对负内部性进行多方规制;切断成本外溢渠道,实现政府规制成本最小化。     

电信广电应分业规制还是统一规制——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针对三网融合进程中规制机构应采取分业规制还是统一规制的问题,利用国际电联的规制机构问卷调查数据,建立规制机构设置模式的Probit选择模型。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技术经济特征和国家制度环境是影响规制体制设计的关键因素,同时经济和社会因素也对此有重要影响,这验证了规制制度设计需满足技术理性和制度理性的基本原则。基于基准比较方法得出的选择概率预测结果,得到我国应该对电信与广电业实施统一规制的政策结论。     

试论社会性规制与CSR耦合的实现——制度框架、机制构建、路径及模式选择

笔者在嵌套式规则体系的分析框架下,引入政府、企业与社会多方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对社会性规制与CSR的耦合展开研究,其中,社会性规制通过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内化为企业行为的决定因素;企业通过履行其社会责任对政府规制产生影响;非政府组织的信息影响为二者的耦合提供外部监督机制和信息平台。授权型自我规制、共同规制与回应型规制是实现二者耦合的有效模式选择。     

我国政府规制与电信竞争的实证分析

对《中国统计年鉴》1990-2005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政府规制是有利于促进竞争进而增加电信业务总量的,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正相关关系.在电信行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后,维护电信业务市场持续有效、公平的竞争成为对电信行业进行规制的重要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