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研究

中部地区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较为突出的区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本文通过分析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困境和区域经济特点,提出了通过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工返乡创业等途径实现中部地区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     

内部劳动力市场、就业惯性与农业贡献弱化——对“民工荒”的一个解释

文章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和劳动者就业惯性着手，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分析了“民工荒”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解决策略。文章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如下结论：我国东部地区“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一是中部地区的重新崛起使中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跨行业转移，从而减少就业惯性阻力；二是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加强了就业惯性力量。     

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

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将关系农村发展大环境。不论从乡镇企业薄弱的中西部地区大量中年以上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通过就业增加收入看，还是从亿万流动就业农民工转移尚在中途看，都需要防止贻误时机，“煮”农村劳动力转移“夹生饭”。要转变重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而轻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拉动“三农”问题解决的观念．从促进中小企业，小城镇与劳动密集产业发展、推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民就业能力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编者按]     

我国西部农村劳动力转移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尤其以西部地区为重,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矛盾,如何处理好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不仅关系是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且对我国东西部城市之间的和谐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甘肃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对策选择

甘肃省是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地区之一 ,转移农村剩劳动力是解决我省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突破口 ,而当前我国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又给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了压力和动力 ,结合现实国情和我省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特殊性 ,本文提出了我省要以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与城镇非农产业发展相结合、就近转移与区际转移相结合的“双结合”加速转移的模式与对策选择。     

甘肃农村富余劳动力该向何处去

甘肃省是一个农业大省，“三农”问题是制约全省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村人口占全省的79％，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山地、高原、沙漠、戈壁占全省国土面积的80％，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农业经济所占比重仅为18．4％，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过剩，土地报酬递减。因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直接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人的提高。在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措施上，应采取综合的、多元的、配套的方法，通过多层次、全方位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实行城乡统筹，努力实现城乡一体化建设。     

中部地区农村崛起的障碍及崛起对策

在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中部农村地区出现了明显的“塌陷”,针对中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低且收入增长缓慢、农业在全国的地位下降、农业科技投入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等崛起障碍,应实施因地制宜的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和农村人口的转移速度,加大农村的科技和教育投入等对策,促进中部农村地区的崛起。     

经济增长速度与农村劳动力转移

经济增长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相辅相成,但归根到底,经济增长是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助推器,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最终要靠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部分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近几年的数据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与名义GDP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今年国家制定了“压经济增长、保体制改革”以及2005年“转移农业劳动力800万至1000万”的宏观调控目标,对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正确解读是经济快速平稳发展的关键。通过分析我们得知,适宜经济结构下的经济高速增长是迅速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必要条件。     

加快推进劳动力转移工作健康有序发展——以江苏省滨海县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例

加快劳动力转移是工业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也是反哺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要求。近期，笔者对滨海县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研，剖析了劳动力转移新的特点及制约因素，并就加快劳动力转移问题做了一些思考，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对其他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工作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基于增长极理论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探析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我国实现工业化的一个重大课题,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文章针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增长极理论具体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途径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培育劳务品牌的理念,顺畅农民工进城务工途径。     

“新国资管理体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探析

"新国资管理体制"基本框架的设计原则是明确的,即国家所有、分级代表的原则。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划分资产与划分权利的统一,恰当地发挥中央出资人统一政策的指导作用,地方政府出资人的职责与任务等三个方面。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资产划分,还遗留了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诸如究竟哪些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地区之间的利益该如何平衡,怎样妥善考虑历史上的投资关系。     

政府在开拓中亚国家市场中应采取的对策

中国新疆与中亚国家经贸关系中许多现存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政府。本文从中央政府和新疆地方政府两个层面提出了政府在开拓中亚市场中应采取的措施,为企业开拓中亚国家市场创造条件。     

对民营资本参与国家石油商业储备模式的思考

文章以市场化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总结典型国家的石油商业储备运作经验,分析了我国石油商业储备、民营资本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总结出由国家能源局主导,民营企业参与石油商业储备并由此获得有限利润的具体操作路径及方法。文章最后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三个层次在税务、监管、法律等方面提出了优化民营资本参与石油商业储备建设的建议。     

是土地供应量与房地产税赋提高了房价吗

自分税制实施后,“土地财政”成为我国地方政府获取收入以支撑财政支出的主要选择,而与此同时房价也在不断上涨。中央政府从民生角度要求地方政府对房价实施调控,地方政府则主要通过调整土地供给量和房地产税税赋来施加影响。土地供应量和税赋会影响供需双方从而影响房价,反过来房价又会影响税收收入及开发商对土地的需求,进而影响社会民生。本文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住房价格和土地供给量、房地产税税赋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探讨各地区的住房价格上涨原因。通过构建住房价格和土地供给量、房地产税税赋之间的PVAR模型,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分析和方差分解方法来透视地方政府行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行为和房价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但在推动住房价格上涨的原因上存在着区域差异：在东部地区,土地供应量影响房价;中部地区,二者联合推动了房价上涨。而在西部地区,房地产税税赋对房价的影响明显。在政策建议上,对地价推动房价的地区要从丰富住房来源和数量入手,而税赋影响房价的地区则要完善相关税制改革。     

央地博弈视角的化解产能过剩新政解读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术与实践界有关产能过剩的讨论就没有停止过,中央政府以及有关部门也一再出台抑制产能过剩的政策文件,但旨在抑制产能过剩的政策为什么没有获得应有的效果?该文从中央与地方政府博弈的视角,以中央政府为委托人,地方政府为代理人,利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两者各自不同的目标和收益函数,以此解释产能过剩屡抑不止的原因,并根据激励相容理论对2013年的新政进行解读,展望新政效果。     

厘清新疆能源资源开发中地方与中央利益关系的建议

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产地,在长期的能源资源开发中,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形成了不同的利益分配关系和矛盾,其焦点主要是能源资源矿权的归属和利益分享比例。鉴于新疆在全国能源战略中的地位和民族自治地区的特殊性质,能源开发中所产生的矛盾就不单纯是一种经济问题,而是政治、经济、民族等各种问题和矛盾在能源开发中的综合反映。本文从民族区域自治的视角对厘清新疆能源开发中地方与中央利益关系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国家信息技术创新体系中的系统性和战略性

通过“方舟一号”和“汉芯一号”事件就国家目前在信息技术领域科技创新政策和实践提出一些问题，对借鉴别国的信息产业发展模式进行分析，国家创新体系的系统性和战略性对政府有哪些要求。     

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基于经济四部门视角

文章基于我国2005至2016年的分省数据，采用SMR和基尼系数法刻画了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趋势，并通过构建多样化空间关联模式，运用空间偏微分方法，从经济四部门视角验证了区域金融风险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从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来看，在时间维度上，大部分省份仍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在空间维度上，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风险地区内差异较大，中部较小，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金融风险的地区间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最小；区域内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是导致区域金融风险时空演化的主要原因，且区域间的风险外溢效应加大了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冲击作用。因此，国家防控金融风险要切中要害，从区域金融风险的源头抓起，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防止区域内外驱动机制对区域金融风险的放大作用，避免决策偏误。     

Government Securities Markets in the West Afric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 Review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in the WAEMU government securities markets. Issuance of debt has grown more than tenfold since 2000 in the region, driven by the rapidly growing Treasury bills segment. The elimination of central bank financing of government has been the catalyst of this growth while excess liquidity in the banking system has helped sustain the market. Common institutions, such as a regional central bank and uniformity of issuance and distribution procedures have led to high cross‐border transactions. However, supply and demand condition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conomic fundamentals in determining Treasury bill rates.     

中国FDI区域配置效率:总体特征与地区差异

在开放模型中，区域FDI的内生程度是较高的。对大国经济来说，FDI区域配置效率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实证研究发现，中国FDI配置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就动态趋势而言，东部总体优势相对减弱，其它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综合优势较为明显。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国家、区域间和区域内三个层面上，FDI配置效率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国家层面上。市场潜力、公共资本等因素权重较大。在区域问，区住、知识与技术、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作用比较关键。在区域内部。各因素重要性各异。最后，就提高FDI区域配置效率问题，深化对外开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