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成本的决定因素分析

政府成本的状况,是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极其重要因素.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政府成本的高低也是决定一国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本文认为政府成本主要由政府能力与政府规模两个因素决定,并分析了其决定政府成本的机制.     

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广东省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人口的城镇化,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广东省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虽然成本压力巨大,但也给城镇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政府、企业、个人成本共担机制的建立,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革都能有效降低政府在此过程中的成本负担。     

政府投资项目新型监管成本配置模式构建

针对政府投资项目监管成本投入不足、误投入和重复投入风险的积聚,以及有效监管成本配置协调机制缺失与政府投资项目监管成本投入风险问题无法给予整体管控,各监管部门仅仅关注本部门的监管成本分配额度等问题,基于全过程和作业成本思想,提出了功能性监管成本配置模式。因其跨项目、跨机构、跨市场,以政府投资项目监管成本所实现的基本功能为依据确定监管机构监管成本支出,从而有效避免了前述问题。该模式强调监管权利和监管责任的归属问题,利于监管成本管理创新;建议设立专门机构对政府投资项目监管成本实行整体管理,从保障整个政府投资项目监管成本投入效果的角度来关注监管成本效率问题,这无疑对政府、承包方、业主、监理方、招标代理方等提高监管资金的利用效率有重要理论指导意义。     

刍议我国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的发展

政府信息化是信息化建设的关键,实施电子政务是政府信息化的主要形式,是转换政府机制、提高政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促进政务公开的有力措施。我国政府信息化还处于发展期,还存在理论滞后、法制缺失等不足,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地去补充和完善。     

我国农村公共品融资机制绩效与声誉机制研究

基于农村公共品资金的监管视角,采用博弈论的分析框架,先后使用无限期重复博弈模型和KMRW声誉模型来解释基层政府声誉机制对农村公共品融资机制的影响。结论是,由于高额的监督评价成本等约束因素造成基层政府的临界贴现因子过低,导致基层政府缺乏注重声誉的激励;而声誉机制作为基层政府信守契约的隐性约束因素,对于促使基层政府保证公共品资金使用绩效,提供符合农民意愿的、高质量的农村公共品至关重要;声誉缺失可能引致农村公共品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匮乏。     

建立成本型政府的研究

建立成本型政府的研究，是在分析政府公共行政环境变化的基础上，借鉴西方“新公共管理学派”的研究和实践成果，引入企业运作机制中的有关原理、方法建立的适应中国目前行政环境变化和行政体制改革方向的“新公共管理”政府模式。其目的是要通过对内外部资源的整合，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益。     

对我国铁路货运体系价格管理的思考

由于铁路运营政企不分，我国现行的铁路货运价格体系存在着市场竞争不足、成本难以核算、调价机制僵化、运价体系混乱等诸多问题。完善我国铁路货运价格体系应采取的措施是：增强成本监审，合理分摊新线运费，建立联动机制、使政府定价与市场调节价相衔接，通过“网运分离”建立有效的市场竞争机制。     

浅谈政府成本及其管理

在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居高不下一直是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成为国家改革攻坚的重点目标.政府成本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在降低政府显性成本方面,应该从精简部门机构、人员,强化行政成本意识等方面入手;在降低政府隐形成本方面,需加强财务监督、社会监督,努力提高政府公务人员的思想道德觉悟.     

财税政策效应、政府效率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以28个省份2002—2017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财税政策、政府效率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关系。实证结论表明,财税政策能够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且政府效率更高,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相对于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财政政策、政府效率在非国有企业和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地区效果更佳。进一步检验财税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发现,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研发成本和风险降低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是财税政策的重要传导机制,且资源配置优化效应、研发成本和风险降低效应、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均能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我国企业环境成本研究述评

生态环境的恶化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高度关注,环境成本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我国,对于环境成本的研究基本经历了起步、发展探索和繁荣三个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环境成本内部化、环境成本的界定和分类、环境成本核算和控制、环境成本信息化披露、环境成本管理等方面。已有的关于环境成本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在环境成本分摊机制、环境成本预测、环境成本管理效果评价等方面仍存在着较大的研究空间。     

高校后勤实体扩张问题及其对策探讨

近年来,高校后勤实体扩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要采取加强政府的导向,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进用人机制和建立成本控制机制等策略,促进高校后勤实体扩张的良性发展。     

农民市民化转型成本测算与分担机制考察——以大连市甘井子区为例

大连市甘井子区原为城郊区,现已实现城市化。本文以该区为考察对象,对农民市民化转型成本进行了测算,并对成本分担机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以期为全国同类地区政府决策和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思路与启示。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区域治理机制的架构思考:从政府治理权出发

推进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尤其应当重视各级政府在该区域治理机制架构中的地位。协调不同法域、不同层级和不同类型地方政府之间的治理权,是推进该城市群协调发展,并率先推进实现新型城镇化转型的基础和保障。就该区域而言,政府治理权的架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根据中央顶层设计的区域布局,推动地方政府转换行使治理权的视阈,合理安排不同地方政府治理权,并建立权力协作机制;由此机制出发,协调区域内各地方的发展方向,深化彼此之间利益共生关系;最后,与利益共享对应,还应当配合财政供给改革,实现区域治理责任的成本共担。     

基于“全成本”比较优势的对外贸易政策分析

包括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环境成本和代际成本在内的"全成本"构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比较优势的基础。一国政府在对外贸易发展中应坚持"以系统观念认识对外贸易中的成本和效益"为基本原则,具体策略则包括:理性参与国际分工,谋求基于生产成本的比较优势;制度创新和其他手段密切配合,谋求基于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逐步完善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谋求基于环境成本的比较优势;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谋求基于代际成本的比较优势。     

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现状及其控制

政府行政成本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关键。但是,从纵向看,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呈现出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的态势;从横向看,我国政府行政成本是世界上较高的国家之一;从成本—收益来看,行政运作成本很高。为此,必须从行政价值观念、政府规模、行政效率、强化监督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从而有效控制目前政府的高行政成本的现状。     

政府供给与政府成本：公共选择分析

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对经济运行进行必要的干预。政府供给的内容包括资源供给和制度供给。政府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社会成本。政府提供物品价格的相对增加、利益集团的诱导、官僚体制的力量以及财政幻觉等都会导致政府规模膨胀和政府成本增加。     

要素成本与中西部地区招商引资研究——基于2006—2011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6—2011年中西部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模型对中西部地区要素成本与招商引资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和内资招商规模正相关,与外资招商规模负相关,而土地成本和内、外资引资规模的关系均不显著。分区域回归后发现,中部地区内资招商对劳动力成本提升的作用更大、更显著,而西部地区引进外资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程度要远高于中部地区,土地成本和引资规模的关系仍不显著。中西部地区应充分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大力引进外资产业;利用产业集聚自我强化效应的作用机制,积极促进本地产业集聚;政府应加大转变职能的力度,努力提高政府运作效率以营造良好的投资软环境来吸引国内外投资者。     

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化:基于苏州、宁波、兰州与南京四种回收模式的比较研究

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化是应对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及能源安全的三赢举措之一。文章从回收成本、政府补贴、反哺机制、技术支持与管制等维度对比分析了废弃食用油生物燃料化过程中的回收模式选择,研究表明苏州模式与南京模式总体要优于宁波模式、兰州模式,但苏州模式、南京模式在惩罚机制、反哺机制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政府财政支持对企业R＆D投入的激励问题研究——基于委托代理框架的博弈分析

委托代理关系下的信息不对称使得政府面临着企业R＆D投入的博弈难题。基于对博弈动机的分析,政府财政支持与企业R＆D投入的博弈过程可分为事前不完全信息博弈和事后不完美信息博弈两个阶段,其中事前博弈是通过建立收益矩阵来讨论双方的策略选择,事后博弈是政府在约束条件下设计契约合同来激励企业遵守承诺,刺激R＆D支出。分析表明,当创新型企业的信号成本较低,或者原始创新与二次创新的R＆D补贴率差别明显时,企业具有较大的积极性进行逆向选择,而且,政府对创新型企业的税率优惠幅度随着企业的努力成本增大而降低。因此,政府需要通过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建立健全监督问责机制、完善政府与创新型企业的契约合同、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措施来降低博弈成本,提高R＆D的投入产出率。     

构建辽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的实践与探索

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对增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集中解决国企发展中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辽宁围绕国企改革与脱困、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等,政府从财政预算中已经支付了一定的改革成本,但只是杯水车薪,欠账仍然巨大。多种支出因素又给公共预算带来了巨大压力,政府财政已经没有能力再拿出更多的资金支付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本。要推进改革,必须作政府投放在企业里的国有资本的文章,通过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把一般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本适度退出一部分来筹措资金,支付改革成本。为此,辽宁省在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理论研究、政策制定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