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改革

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在体制改革和制度改革方面都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同时,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各种社会矛盾、利益矛盾也逐渐凸显。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是化解各种矛盾的重要工具,并且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转型时期的法制与金融发展——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法与金融理论认为法律是金融体系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我国转型时期的金融发展正经历着深刻的体制改革,需要法律制度对金融改革的支持以及对改革成果的保护.所以法律制度时金融发展进程有着重要影响,它们的内在关系是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文章设计立法效率和司法效率两个指标来代表我国法律制度建设状况,用金融深化和金融市场化两个指标来反映金融发展程度,实证检验发现它们之间存在显著的协整关系和因果关系,我国在转型时期的法律制度建设对金融发展有着积极作用和深远影响.加强法制建设是促进我国金融发展的重要措施,尤其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提高立法效率;而金融发展如何由当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转化是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后发大国的制度创新、改革开放与经济增长

制度因素是大国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制度创新对于各种增长因素的优化有重要影响作用,后发大国的"转型"特征决定了制度创新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中国经济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以培育市场机制为主线、渐进式深化和阶段式转型的改革开放道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阶段的制度创新,应该着眼于构建引导集约型、升级型和内生型增长的体制机制。     

制度变迁与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研究

西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在长期发展中出现了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等一系列瓶颈问题,迫切要求实现经济的转型发展。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对此不能给出合意的解释。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把制度变量引入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通过对相关数据的计量回归得出,制度变迁在西部资源型城市的经济转型中的内在性作用,也验证了诺斯的“制度至关重要”的结论。     

制度变迁、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上分析了制度变迁、金融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从实证上通过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能够综合反映制度变迁的制度变量,验证了国家制度变迁对一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会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当制度供给与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对制度的需求达到均衡时,国家制度安排会优化金融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否则便会出现规模与效率的“反比”现象,从而回答了转型国家规模与效率的悖论问题,进而给出了我国金融结构升级的选择路径及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改革时期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通过将制度变量引入生产函数模型,对我国改革时期的制度变迁进行量化测度.在传统的资本因素和劳动力因素的基础上,增加了制度因素来考察中国的经济增长,并分析了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分析经济转型期我国私营企业融资问题的制度

我国的经济转型采用的是渐进式的改革方式,这种改革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以暂时不改变原有经济体制为前提,发展新的体制,之后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逐步摒弃旧的体制,采用新的体制。而私营企业就是在这种转型方式的推动下,在"夹缝中"发展起来的。并且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对于我国经济的增长贡献的比例越来越大,其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但是目前私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困难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其发展,纠其根本还是有关的政策和制度不完善造成的。所以本文将分析目前我国私营企业的融资现状,指出有关私营企业的制度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完善和创新制度的对策。     

河南农村金融组织制度效率探讨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现有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的不适应性,根源在于农村金融发展中存在着制度缺陷.提高河南农村金融组织制度的效率,必须加快农村金融组织制度创新,建立一个以政策性金融为主导、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以农村地方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两翼、以民间金融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型农村金融组...     

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与防止通货膨胀反弹

经济转型时期，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自然不能象过去那样靠大量增发票子，放松银根来解决。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三个方面的阐述，指出新一轮经济增长过程中仍有可能发生新一轮通货膨胀：一、对我国经济“软着陆”后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实施的货币政策的基本判断；二、“软着陆”后我国货币政策的效应辨析；三、目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可能引发或加速通货膨胀的诸多隐患。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经济增长与防止通货膨胀反弹的政策建议     

西部大开发的制度分析

本试图运用当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进行了制度分析，指出外生的制度变量对于转型时期区域经济增长的形成有重大影响，从而提出要以制度创新促进西部大开发。     

发现新的增长源泉：金融市场化

实体经济部门需求和金融部门的供给的高度不匹配,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依靠传统的国企投资来拉动,已不再奏效,低效率和泡沫泛滥的并存,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一,民企的内源性融资是否还能持续下去？近年来地方政府和企业共同推动金融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可以通过金融市场的竞争解决不对称信息问题,把过去银行认为不符合贷款条件的无效融资需求最大限度的转化为有效需求,就能够有效地降低民企的投资扩张的临界点,形成经济增长的新源泉。因此,不仅仅依靠利息率市场化的调整,而更需要通过金融机构之间的积极竞争,从而填补金融市场的供求缺口。     

我国金融机构尾部风险影响因素的非线性研究——来自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新证据

“十三五”期间,我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决定性成就,而在“十四五”规划开局之际,我国的金融风险形势面临新的挑战,防范风险仍是金融业的永恒主题。在此背景下,本文采用相对重要性分析技术方法,考察机构规模以及相关基本面因素对我国上市金融机构尾部风险的贡献程度。接着,本文结合边际效应分析技术考察机构规模对风险的异质性效应,深入分析“太大而不能倒”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前沿的面板平滑转换估计模型,研究机构规模与尾部风险的非线性关系,并分析基本面因素对该异质性效应的影响力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银行等金融机构规模的增加能够有效缓释我国金融系统的尾部风险,但该影响效应将随着特许权价值、资产质量、杠杆水平、成本水平、收入结构、贷款结构等基本面指标的变化而出现显著的非线性转变。在此基础上,对强化我国金融系统中的风险防控薄弱环节、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吸收能力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参考依据。     

银行分支机构、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基于VAR模型,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实证分析了银行分支机构变动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长短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是精简银行分支机构数量长期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但是短期效果不显著,1998年后推动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撤并改革对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二是精简银行分支机构数量长期来看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在短期内精简银行分支机构却有利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三是1998年的国有银行机构调整是一种＂制度性进步＂。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我国银行机构改革,在提升银行机构经营效率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银行机构布局力度。     

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视角分析

要实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四极地战略目标,金融发展的扶持作用不容忽视。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东北的金融发展无论是从量的扩张上,还是在质的提高上都明显落后了。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研究表明东北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基于这样的结论,我们提出了有效化解历史包袱,实现金融机构的多元化发展、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和建设以大连为核心的区域金融中心的老工业基地金融发展对策。     

浅析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的特点、优势及实现路径

我国正处在经济改革关键期,而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调整需要有效的金融监管制度和风险防范体系,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已蓄势待发。只有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完善的金融机构、市场、运行和监管体系,才能有效地分散风险,为经济转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支持。而建立存款保险和允许银行破产等制度,能快速推进金融改革,使金融为经济实体服务,并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促进我国金融市场呈现健康、有序与持久的活力。本文在简要介绍存款保险制度的定义、类型及必要性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影响我国存款制度建立的一些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中国银行业注资辨析

当前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下,各国纷纷实施注资行为救助问题银行.而我国政府曾多次向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实施过各种形式的注资,中国银行业的注资问题也一直受到了学术界与实务部门的普遍关注.本文旨在从中西方对比的视角,探讨中国银行业注资的背景、方式、期限选择的特殊性所在.     

对证券市场审计中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思考

对我国证券市场审计业务中，注册会计师面临的法律责任不断增加，这既有其主观违规的原因，也有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规范不明、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与其他中介机构的法律责任界定模糊的原因。由于证券市场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性增强、市场运行机制不合理、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性增强的因素，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审计业务中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势在必行，而且宜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办法，免除了原告就被告的过错举证的责任。     

Determinants of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Change of Major Cambodia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uring 2006–13

We ex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efficiency and the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 change of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Cambodia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We apply two-stage bootstrapping estimation method to a panel data of twenty-seve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period of 2006–13. The empirical results reveal that the size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efficiency and TFP growth of banks. The efficiency of domestic institutions is found to be better than that of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 and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FP growth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institutions.     

经济结构转型与“双支柱”调控框架

理解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中国经济在2012年前后迈过工业化的高峰期,家庭部门发生从制造到服务的消费升级,企业部门出现从资本密集型向人力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进程与高收入国家类似发展阶段的经历高度一致。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传统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大幅下降,新兴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信贷需求相对较低且在债务主导的金融服务体系中面临融资供给制约。由于市场内生的企业信贷供给和需求双双下降,总需求不足问题凸显。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宏观经济运行特征由此前的“易热难冷” 转向“易冷难热”,“债务—通缩”风险加大。这要求货币政策在执行中更加注重温和通胀目标,充分运用各种政策工具确保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金融稳定方面,防范系统性风险的重点要与时俱进地调整。时间轴上要特别关注经济周期和金融周期下行叠加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空间轴上不仅要关注“大而不能倒”的系统重要性机构,还须加强“小广散”金融机构的稳定性,注重与其相关的风险传染。     

转型过程中金融发展和开放的作用：来自中国的经验

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这一点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然而在中国,尽管1978年至2003年期间GDP年真实增长率达9.4%,金融部门依然效率低下,金融改革也相对滞后。本文使用1978年至2003年的宏观数据,在VAR框架下分析了经济增长、银行贷款和FDI之间的长期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如果不考虑结构变化,中国银行系统贷款总量与GDP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但过去25年银行业的发展确实显著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对数据的进一步分解显示,非国有银行贷款虽然总体贷款规模较小,但作为金融系统中较有效率的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更为明显。虽然1978年到2003年外国直接投资(FDI)与经济增长也存在正协整效应,但由于资本控制政策和中国金融市场的独立性,这种效应相对于国内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要小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