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视角下的旅游规划决策研究——以潮州古城为例

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潮州古城在旅游发展的规划决策中,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研究发现:就网络中心性而言,整个利益相关者网络向某一点集中的趋势较小,但以专业知识参与的规划专家团队、掌握资源的潮州古城管理委员会及其属下的旅游发展公司,以及作为重要“中介”的街道办中间中心度最高,而居委会、古城居民、非旅游类商户处于边缘地位;就网络结构洞而言,利益相关者网络存在一定的结构洞,其中,当地社区作为最庞大的东道主利益相关群体,却与其他利益相关者联系较少;就网络密度而言,利益相关者之间没有形成全网关系,处于核心地位的潮州古城管委会及其属下的旅游发展公司的密度较低,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的联系还不够密切.因此,在旅游规划决策中要加强边缘利益相关者,如当地居民、居委会、一般商户的中心性,提高整体网络的网络密度,建立桥连接,使利益相关者网络实现良好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治理研究——基于对四川泸沽湖景区的案例分析

文章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对四川泸沽湖景区既有产权制度如何引发利益矛盾、进而导致社会冲突的过程进行了论述.研究发现:旅游收益分配不均带来的利益矛盾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直接因素;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会导致旅游目的地利益主体之间收益分配不均;产权制度安排不合理是引发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根源.鉴于此,从发挥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正功能、强化利益整合在冲突治理中的基础作用、推动相应产权制度的变迁,从3个方面提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冲突的治理策略,希望从理论上丰富旅游社区社会冲突治理的研究体系,在实践中构建旅游目的地社会稳定机制的微观基础.     

政府角色定位对旅游治理的影响——以广西阳朔遇龙河景区为例

政府角色如何定位对旅游地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文章以阳朔遇龙河景区为例,探讨其旅游地发展历程中政府角色定位的演变,解读不同阶段治理失灵的原因。研究发现:在旅游探查期,社区自主发展,政府基本缺位;在旅游参与期,政府以“规划者”角色介入,并主导运营管理,治理角色不中立,导致治理权威受损;在旅游大发展前期,政府治理目标部分错位加上在资源欠缺、政策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急于强制干预,最终导致治理失灵;在旅游大发展期,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资源跟不上旅游规模的扩张,缺乏长效监管机制,难以实现有效治理。     

京津冀旅游一体化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

正京津冀一体化最早可追溯到1982年,历数京津冀30多年的发展变迁,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到"京津冀都市圈",再升级到现在国家重大战略层面的"京津冀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强力推动。旅游一体化发展是进一步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的重要力量。以欧盟的旅游一体化历程为例,旅游者在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流动和消费,对欧盟社会、     

基于GA优化的农业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例

在综合分析可持续发展、和谐社会及旅游地竞争力评价体系基础上,结合可持续旅游核心标准,着重关注当地居民与旅游者感知,构建农业旅游地可持续发展能力体系,体系包括3个层次26个因子.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农业旅游地为例,运用非线性模型,结合MATLAB软件中的GA遗传算法工具箱进行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结果表明,所构建的分类单项指标发展指数式具有"广义"的普适性.案例地评价结果为农业旅游地发展提供适时反馈信息,并做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和调控.     

旅游目的地合作中网络治理模式研究——基于社会网络视角对新疆的案例跟踪

治理是推动旅游目的地在竞争中构建行之有效的合作关系以获取战略优势的重要途径.以往的研究较多关注基于正式关系的“双边”合作,忽视了网络背景下,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合作往往依托于非正式关系,并在“多边”关系互动中不断地演变和重构.因此,从网络视角探寻目的地治理机制对理解合作问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该研究在2012年新疆目的地网络研究的基础上,于2014年对12个目的地进行跟踪调查,社会网络分析结果表明中心性和凝聚性对于识别旅游目的地在网络中的合作优势具有重要作用.在旅游目的地合作研究框架下,基于三方关系提出不同类型网络治理模式,为目的地有意识地调整、重构自身网络活动以获取战略优势,以及竞合关系下的区域旅游合作及一体化等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决策参考.     

从“旅游管理”到“旅游治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的新视野

正2013年11月12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中有关"政府治理"和"社     

中国遗产地的全球-本土关系

有关资源和特殊地方的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紧张关系早巳不是一个新话题.但是,像联合国这样的一些国际机构的介入为这个问题开启了新的视角.由于更多地考虑国际社会利益,可能或好或坏会对地方层面产生一些复杂的影响.例如,国际机构计划协助保护由联合国官方认证的世界遗产地和一些其他保护区,如“拉姆萨尔保护区(湿地保护区)”以及一些具有“普遍价值”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