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法律赋权研究——兼与左冰、保继刚商榷

民族地区原住民既是当地旅游活动的重要对象,又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创造者和传承者。但在旅游扶贫开发和运营中,由于旅游吸引物权规定的法律真空,缺乏法律制度保障的原住民在与开发商和政府博弈中往往被边缘化,导致经济收益偏低,却要承担旅游开发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成本,严重损害了原住民的利益。文章运用赋权与产权理论,对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弱势地位的核心原因进行了辨析,指出原住民参与处于无权或弱权状态是因为对旅游者最具吸引力的天然属于原住民所有的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产权界定上的法律缺失,提出了加强旅游吸引物权的确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赋权建议,并分析了赋权后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及其防范措施。最后以石泉苗寨为例,具体剖析了法律赋权下的民族地区原住民参与旅游开发的方式与企业的经营机制,以期彻底改变原住民的地位弱势、收益偏低和参与无话语权的现状,增加原住民的财产性收益,缓解原住民与开发商之间的矛盾,维护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     

西部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

随着西部旅游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民族旅游开发也将进入一个新阶段。民族旅游资源开发给当地少数民族地区带来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给当地民族文化带来一系列的负面作用。本文分析了民族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的消极影响,探讨了西部民族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的保护问题。     

我国风景资源产权及其管理的法律问题--兼论西部民族地区风景资源管理

本文认为，我国风景资源产权不明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和风景资源的产权管理存在着法律上的真空，所有权、管理权、经营权三权不分，导致了风景资源在旅游开发上出现种种弊端。文章论述了如何建立我国风景资源管理模式和风景资源的立法体系。     

我国社区旅游参与的法律实践实证研究

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社区旅游参与,表明我国社区旅游参与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倡导,或仅为咨询式参与、伪参与,而是已存在的地方实践活动。四川省甘孜州盐源县泸沽湖镇博树村、云南梅里雪山雨崩社区和云南丽江市古城区拉市乡海北村恩宗三社3个旅游社区,通过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制定规则,确立了社区旅游参与的自发机制。这种规则,从法律形式来讲可归入村规民约范畴。同时,旅游社区还利用合同协调内部及外部的旅游竞争关系或协作关系。克服村规民约有限性的办法就是制定国家法律,确立社区旅游参与的立法,要求政府及开发商必须在尊重社区利益,保证社区有效参与旅游的情况下进行旅游开发,赋予社区旅游参与权,保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区与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

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关系着民族复兴的进展和成效。为了探讨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文章从增权理论视角出发,引入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等变量来构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形成机理模型,选择了湖南凤凰、湖北恩施和重庆云阳等旅游目的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社区增权是驱动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第二,心理增权对社区增权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次之;第三,社区增权能强化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但旅游支持态度和参与意愿之间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管理者应重视社区增权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培育居民的主人翁精神,使其积极参与当地旅游开发,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浅析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某些限制性因素

近20年来,民族旅游业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民族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也受到了威胁和破坏。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战略。无论何种性质的旅游业,只有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其发展的基本模式,才可能有效地利用和保护旅游资源。本文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并借鉴一些他人的调查资料,对限制民族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些因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指出目前我国的一些相关的理论和政策都存在一些误区。要使我国民族旅游业持续发展下去,理论上对旅游业的性质需要进一步明确,政策上田要进一步朝着有利于当地人的利益方面进行调整。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

民族村寨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是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区域.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社区旅游利益的保障是社区有效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旅游利益分配现状及其原因出发,基于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文化旅游资源的区位优势与开发局限——后溪民族文化产业品牌开发的调查与思考

重庆渝东南酉阳县后溪镇民族文化品牌开发的资源优势明显,其区域开发的局限性也明显.如果进一步增强民族文化品牌开发的认识自觉性并有效推进市场运作,不但能够持续后溪文化旅游在渝东南的区位优势,而且将会推动区域民俗文化的生态保护与市场开发实现双赢.     

旅游开发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本质性影响

民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过程,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前提条件取决于其在当下的"有用性".对这种"有用性"的最终评估并不来自研究者或政府官员,而只能来自居于该民族传统"主位"(emic)的文化持有者的认知.换言之,传统文化是不能被处于"客位"(etic)的人的"理性"行动保护下来的,文化传承的内源性动力只能源于居于该种传统文化"主位"的它的持有者群体的"文化自觉",而这种"文化自觉"正是对其传统文化有用性的一种界定和回应.从这一点出发,研究者能做的是为"主位"者提供智力支持,政府要做的是为"主位者"提供财政支持和制度保障.     

旅游对恩施土家族居民民族认同感的影响——基于个人生活史的视角

民族认同感是族群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在旅游影响下,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呈现出多维度和不同方向的发展轨迹。文章通过对一位土家族青年女性个人生活史的记录,分析了在旅游发展进程中族群个体的民族认同感的演化过程,发现旅游对民族认同的影响在于:旅游引致的经济增长提高了民族文化的"势位";旅游产品创造了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景观;文化旅游的发展使民族认同的层次不断深化;民族旅游的盲目开发和过度开发将误导民族认同的方向。研究将为民族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碳中和思维下攀西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旅游转型研究综述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一目标被称为“30·60计划”,该计划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在未来40年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资源型革命,资源型城市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同时,资源型城市深陷“资源诅咒”,长久以来对资源产业的依赖造成城市产业结构单一、高级制造业和服务业依旧处于初级阶段、高级生产要素积累不足、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基于此,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既是责任与担当的彰显,也是城市发展的内在要求。     

国外旅游族群性的研究及其方法探讨

英文文献的旅游族群性研究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自1984年皮埃尔·范登伯格(Pierre L.van den Berghe)与查利斯·凯斯(Charles F.Keyes)做出“民族旅游可以促发族群性的再创造”这一论断以来,有大量个案研究证实或补充了这一观点.20世纪90年代是旅游族群性研究的黄金岁月,有至少3本论文集和2篇综述面世,它们分别代表了当时的最高研究水平.21世纪伊始,相关的案例研究呈现出丰富多彩、引人入胜的倾向,如东道主在族群性建构中的“共谋”现象.总体上,国外旅游族群性研究可从文化差异、“主-客”互动关系、族群认同的建构这三方面来考察,运用典型案例剖析法而非文献列举法来达到见树亦见林的目的.在此基础上,可归纳出国外旅游族群性研究的五大方向:基于“主-客”互动关系的族群性研究、基于文化认同的族群性建构研究、基于族群关系的族群性研究、基于外部依赖的族群性研究、基于民族主义的族群性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