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农地政策与城乡共同发展

该文分析了台湾地区农地政策与城乡共同发展的三个阶段,包括还权于农民、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的第一阶段,"二元经济结构"向"一元经济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以及在农地使用权流转基础上发展现代农业的第三阶段。台湾地区通过推行农地流转来实现农地规模化、集约化运作,为实现台湾地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基础。而这也正是一般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必然经历并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努力探寻的农业、农村发展道路。台湾地区农地制度变革对于我国大陆农地制度改革与完善有重要启迪。     

从解放后不同阶段的农业产出看我国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

农业产出的多少是衡量农地制度绩效最主要的标志。文章选取了我国解放后几个典型阶段的农业生产情况,通过资料对比、分析,总结了当时不同的农地制度的特点和农地制度演变的规律,并对我国今后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进行了探讨。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地资源优化配置探析

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如何优化农地资源的配置,是值得关注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农地资源重新配置的现状、城镇化对农地资源的影响、农地资源配置的困境进行分析,阐述了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该建立和健全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建立土地开发整理新机制,同时应推广农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实现"农地非农化"配置与"农民非农化"的协调,保障粮食安全,加强对优质农地、生态重点地带的保护力度等问题。     

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模型分析

文章分析我国农地制度改革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双层次互动进化博弈关系,探讨三个主体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特征,为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研究认为,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本质上是通过宏观层次的"选择"和微观层次的"突变"而逐步达成进化博弈均衡的动态过程.为了顺利推进我国农地制度改革,需要解决三个方面的问题:同时兼顾三个主体的利益;保证宏观"选择"机制的健全;鼓励微观层次的"突变".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     

论被征农地增值收益的归属

"土地涨价归公"和"土地发展权国有"是被征农地增值收益归国有的主要经济依据.但根据产权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土地涨价归公"实际上只能表明政府有权利"分享"被征农地的增值收益,而不表示被征农地增值收益归国家所有;另一方面,从权属性质看,国有土地发展权实际上是权力性质的,政府不能藉此而直接占有被征农地的增值收益.从产权经济逻辑看,被征农地的增值收益应该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由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土地涨价归公"思想和"土地发展权国有"思想容易混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导致权利主体错位.     

中国农地征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制度经济学是把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着重研究制度与经济行为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以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不难发现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评价,中国现行的农地征用制度都极不合理,甚至已经背离了"良好制度"的设计方向.现行农地征用制度已经成为诸多社会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不从制度本身加以改革,这些问题就不会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概括国有化:中国农地集体所有制改革的实证分析与基本思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的出台,在规范农地集体所有权问题上是一种"政策失败"。针对农地集体所有制的种种缺陷,实行农地概括国有化是较为可行的农地所有制改革思路。农地概括国有化是指在维持现行农地使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整体性转为国有的过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农地概括国有化不过是法律对现实的确认,可以克服现行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虚位的诸多弊端,也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举,不但不会引致强烈的社会对抗情绪,而且有望获得立法支持。农地概括国有化的基本思路是循序渐进、平稳过渡、整体转换。     

“三权分置”改革对农地利用的影响分析

农村稳,则天下安。为保护农民利益、合理利用农村土地,农地实行农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可以流转。研究认为,"三权分置"改革,有利于推进农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提升对农地量的保护;有利于稳定农地租赁关系,提升对农地质的保护。同时,我国农村土地大部分是细碎化的,因此应加强对互联网+农地经营权流转交易信息平台的建设。     

我国现阶段农地制度新探

我国现阶段农地制度不明确,严重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此着手,重新构建我国的农地制度,实行农地国有化、产权农户家庭化;农户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废除对农民的一切苛捐杂税,减免西部农民的农业税,财政转移支付全部用于农业.     

土地股份合作制的产权分析

要解决好中国的农民问题 ,应重新构建中国的农地制度。土地股份制应是完善农地制度的一项创新 ,是解决土地流转的有效方法 ,很可能成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主导模式。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与农业绩效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 ,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建国五十多年来我国农地制度演变的过程和特点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 :个人化程度高、产权明晰的土地制度是有效率的。赋予农民长期而稳定的土地经营权并使其资本化、物权化、法律化 ,突出产权结构中土地承包权的核心地位 ,应该成为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基本方向。土地经营权的强化和农地制度创新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确立 ,必然使农地制度的具体表现形式呈多样化特征。这既符合制度变迁的效率特征 ,更符合目前中国农村不平衡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和农地资源禀赋条件的区域差异     

农地流转效率低的制度成因及化解路径——以湖南衡阳为例

当前衡阳农地流转的问题集中表现为流转效率低。这个问题的出现与农地产权制度固有缺陷和农地流转的配套制度的缺乏有关,制度成因突出表现为：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户籍制度等因素制约了农地流转效率。针对这些成因提出了基于制度视角的衡阳农地流转效率低的化解路径。     

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综述

城镇化建设日渐集中到村镇建设的微观层面,同时耕地大量减少,土地制度及农地制度成为无法回避的研究课题。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进行了相关综述的梳理,界定了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内涵与外延,对土地制度和农地制度的相关研究领域、范围以及主要关注的问题。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高度影响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因此,土地制度的研究更多地倾向于农村土地制度,即农地制度。中国理论界关于农地制度的主体性构建研究主要集中于农地所有权、使用权以及使用权流转等的研究。     

我国农地委托代理制度的问题及对策

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农地关系实质上是一种复合的委托代理安排。我国农地制度运行的低效和失范直接导源于委托代理安排的缺陷 ,而委托代理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农地产权制度和农地市场制度的缺陷。因此 ,摆脱委托代理困境 ,建立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的关键在于明晰农地产权 ,完善农地市场。     

对我国农地制度创新模式的评价及思考

文章首先分析了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和制约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主要因素 ,然后对我国已有的四种农地制度创新模式及其绩效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了今后我国进一步深化农地制度创新应坚持的原则和基本思路。     

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变迁历程及启示

现行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现实障碍.本文对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进行梳理,对不同阶段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效果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补偿标准,而在于农地产权制度、公权力的无约束、土地生产要素功能的被忽视和农民权利的缺失.因此,今后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改革应主要从上述几方面进行.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及改革研究——法律与产权角度的解读

一个法律"所有权"存在重大缺陷的制度,必然导致在其框架下的其它正式制度难以自洽,也使得法律规定下的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其激励约束功能,这正是当代中国农地制度问题的核心。文章围绕这一主题,就当代中国农地法律和产权制度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也试图从这一角度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状及改革困境。     

科斯定理:反思与拓展——兼论中国农地流转制度改革与选择

科斯及其追随者关注于产权界定对生产制度结构的影响,从而使产权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中心命题。但产权界定与产权交易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科斯定理并未否定产权界定所隐含的交易含义,但却未能顾及人格化财产及其交易性质。本文认为,基于中国农地制度的特殊性,并鉴于新一轮农地确权中"生不增、死不减"的身份产权固化与地块"四至"的空间产权界定,有必要将科斯的思想范式进一步拓展到农地产权的交易问题——当存在交易成本时,如果不能通过产权的重新调整来改善效率,那么就有必要选择适当的产权交易装置进行匹配来改善总的福利效果。作者强调,应该在重视产权的生产制度结构的同时,深化对产权的交易制度结构的研究。     

中国农地流转制度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

运用translog模型检验了农地流转制度变化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应,并结合中国"三农"问题的发展现状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分析了农地流转常态化中农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出路,即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发展应有利于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流转机制、充分激活资源的资产和资本属性,促进建立各类市场主体均可参与的地权资本化、经营多元化以及治理现代化的流转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