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社区矫正的基本理论

社区矫正作为与监禁矫正相对应的刑罚处罚方式,起源于1960-1970年代的西方国家,它在适用对象、矫正方式、理论基础等诸方面都有别于传统的刑事司法模式。社区矫正不是对监禁矫正的否定,它只是使得刑罚处罚方式更加完善,趋向现代法治理念的要求,对克服长期监禁刑的弊端大有裨益。同时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实践都还处于初步阶段,对这一新兴的刑罚处罚方式应当坚持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并重,使社区矫正与监禁矫正并驾齐驱。     

社区矫正法治化问题研究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利用社区资源教育、管理、改造罪犯,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性刑罚执行方法.换言之,社区矫正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接受刑罚处罚.在我国,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规定了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和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通知》明确了我国社区矫正的性质、对象、工作主体和工作目标,在一定时期内成为开展社区矫正相关工作的理论依据,并被切实运用在实践工作中.并且,《通知》确定了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等六个省市作为社区矫正的首批试点地区,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至此开始启动.     

法经济学视角下刑罚威慑理论变迁与社区矫正演化研究

刑罚威慑理论变迁与社区矫正演化是分别涉及刑罚理论与刑罚实践的两个重要课题。社区矫正演化过程正是对刑罚威慑理论从等价威慑到边际威慑再到最优威慑变迁的适应。社会成本理论的兴起为刑罚威慑理论变迁与社区矫正演化提供了经济学基础。对刑罚威慑理论变迁与社区矫正演化的研究,可为我国社区矫正性质的界定提供启示。     

浅析社区矫正制度的法律问题

社区矫正是一种新的教育改造罪犯的方式,有利于服刑人员回归和适应社会,减少对社会的仇视和对立。尤其是对于初犯和未成年人,该制度体现了社会充满人性的关怀和挽救。     

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制度构建思考

2003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通知下发后,北京、上海、浙江等六省市率先开展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把被处以管制、缓刑、暂予监外执行、假释、剥夺政治权利等五种罪犯列为社区矫正的适用对象.这一举措被誉为我国刑罚执行现代化、人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社区矫正的有效运行、顺利发展,社区矫正目的和任务的实现,都依赖于完整、合理的执行体制及机构的构建.     

社会学视野中的社区矫正与社区矫正研究

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社区矫正是再社会化的一种重要形式。社区矫正具有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在矫正的同时,具有重构社会的功能。社区矫正研究作为社会研究的一个特定领域,同样是科学探究活动的一部分,要特别注意社会学的视野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中西方行政立法成本——效益分析比较研究

成本—效益分析对我国行政立法制定出令人衷心信服的“良法”意义重大。由于中西方行政立法产生的原因、依赖的社会经济基础以及行政法“干预理论”存在巨大差异,西方行政立法先天内含成本效益理念,成本—效益分析制度较为完善;而我国行政立法则重行政效率轻社会效益,成本—效益分析制度也不存在。     

论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国际刑事政策在刑罚执行方面显现出逐渐轻缓化的潮流和趋势,世界各国在这股潮流下也都在不断地追求刑罚执行方式的改革和创新,作为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社区矫也正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自2003年7月开始试点到2013年刑诉法实施以来,社区矫正对刑罚执行结构的调整起到了优化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社区矫正仍然存在社会基础薄弱、立法不完善、队伍建设滞后、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应当借鉴域外经验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尽快予以完善。     

关于流动人口社区矫正的调查研究——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

社区矫正是一项新事物,是我国探索刑罚执行制度的重大尝试,因此,社区矫正制度在具体实践中存在着很多问题。在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的支持下,将社区矫正列为训练项目,以南京市江宁区为例,对社区矫正工作中遇到的流动人口适用社区矫正问题展开深入的调查和研究。     

农村社区矫正模式的构建——以公共产品理论和枫桥经验为切入点

枫桥镇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将＂枫桥经验＂管理＂四类分子＂的经验进行深化和创新,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矫正对象的＂5＋1＂监管模式。结合公共产品理论和枫桥经验,本文提出了构建农村社区矫正模式的方案：首先,必须加强司法所建设;其次,必须加强部门间配合;第三,必须提高工作人员素质;第四,必须扩大第三部门参与。     

中国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几点思考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于新中国社区矫正事业的发展而言,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修正案首次在国家法律中明确规定要"依法实行社区矫正"。这说明,从2003年开始试点的社区矫正工作,正式确立为一种法律制度。然而这个新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未成年人社区矫正就是其中之一。由于未成年犯罪自身的特点,对待未成年犯罪一直贯彻"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因此实践中未成年犯罪人大多被判处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缓刑、管制等非监禁刑是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重要执行程序,对于帮助未成年人改掉恶习,重新做人以及节约司法成本,预防再次犯罪等方面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府支出的成本效益分析——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考

从经济角度上来说,任何一种事业都有其投入与产出。投入就意味着支付一定的代价或称做成本;产出则可获得一定的利益或称为效益。但进行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所应包括的成本和效益的内容不同于私人项目。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公共支出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特点、理论及其原则。     

农村社区矫正模式的构建——以公共产品理论和枫桥经验为切入点

枫桥镇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将"枫桥经验"管理"四类分子"的经验进行深化和创新,因地制宜地提出了矫正对象的"5+1"监管模式.结合公共产品理论和枫桥经验,本文提出了构建农村社区矫正模式的方案:首先,必须加强司法所建设;其次,必须加强部门问配合;第三,必须提高工作人员素质;第四,必须扩大第三部门参与.     

上海市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启示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社区矫正设立、建设、发展的情况,成立了社区矫正调研小组,走访上海市社区矫正办公室进行调研,从各个角度深入了解上海市社区矫正制度,如社区矫正制度的设立、管理层级、体制的运作,以及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分类、奖惩、教育、日常管理工作等方面。从上海市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发展中学习经验,同时总结和思考上海市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启示。     

论我国社区矫正立法的主要问题及完善对策

《刑法修正案（八）》是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化进程中的里程碑,我们应该顺势而为,从以下方面继续推进我国社区矫正立法化：第一,明确认定社区矫正行刑性和社会性双重法律属性;第二,适时制定《社区矫正法》;第三,明确司法行政部门是我国社区矫正的执行机构;第四,规定社区矫正官为我国社区矫正的执法人员;第五,加强自治型社区建设,推进社区建设和社区矫正良性互动发展。     

社会治理视域下服务外包参与社区矫正

随社会组织的日益成熟,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社会治理组成有机部分的司法治理,如何真正将司法社区矫正真正纳入社会综合管理意义上的社区矫正是一个日益突出的问题.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监管不力、人员混杂、资金匮乏等问题.本文针对于社区矫正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通过服务外包模式解决司法实践中出现的管理机制不健全、队伍建设薄弱、资金匮乏问题.     

企业合规制度的成本效益分析

近年来,在理论界与实务界掀起了一股企业合规研究热潮。然而我国构建企业合规制度是否具有正当性,还应进行科学的试点实验和学理论证。文章在多位知名学者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开创性地以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理论为分析工具,着眼于企业合规制度的法律化进程,对制度落地的成本效益展开对比分析。合规成本表现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蕴含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各个环节;效益表现为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现阶段,我国推行企业合规制度是企业犯罪治理的最优选择,合理控制成本、提升制度效益,有望实现法律均衡。通过成本效益的可视化对比,能够多方面控制成本、多维度提升效益,优化制度完善的路径。     

浅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不足及完善

在社区矫正实践中,由于没有一套自下而上的联系机制,使得部分社区矫正对象不能按时接受矫正、抵触社区矫正,甚至干脆不报到、玩失踪,不把社区矫正当一回事,因此,建立一套自下而上的社区矫正工作联系机制就显得尤为必要。     

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积极性引导及参与路径研究

社会力量指不具备执法地位的社区矫正工作者。当前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还存在诸多问题。要使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首先要做好全方位的宣传。其次,要通过立法明确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的协助义务、通过政府购买方式解决社会工作者的后顾之忧、完善社区矫正志愿者的参与机制。最后,通过建立社区矫正网络、设置社区矫正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成立社区矫正志愿者协会等方式在全社会形成支持系统,更好地促进社区矫正的发展。     

浅谈罪犯心理的社区矫正

本文分析了犯罪心理社区矫正对社会、犯罪人员自身等方面的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