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研究

政府的行政成本的有效管理一直是世界各国家关注的焦点,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中行政成本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项费用。目前,我国政府行政成本相对较高,对其他领域的财政收入会有影响,导致结构和支出的不合理和行政管理效率低下。本文分析了我国行政管理成本高的原因及相应的控制措施及如何有效地控制行政成本,寻求降低政府成本的有效措施。     

控制行政成本,增加经济效益的途径探索

行政成本是政府等行政机关在行使职能时所消耗的资源,它的不断加大会增大财政负担,严重阻碍国家的财富积累,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难题。本文从行政成本的概述出发,分析了导致行政成本增加的因素,并且对控制行政成本增长的方法和策略进行探讨,希望可以提升政府的工作效率,增加经济效益。     

欧盟国家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检验:1996～2009

文章使用了1996年到2009年9个欧盟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在考察居民消费行为基本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政府消费以及民生性财政支出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消费率的增加显著降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但是民生性财政支出中医疗支出以及社会保障支出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存在显著的正效应,每增加1个百分点分别会提高居民平均消费倾向0.31和1个百分点,但教育支出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     

论基础设施工程造价的有效控制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逐步推进,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呈井喷式增加,这些项目关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益。通常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由政府财政统一调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资金,控制基础设施建设造价就成了优化政府财政支出效率和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的现实考量,正是从这一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基础设施造价的有效控制问题,希望能够对政府优化财政支出,控制基建成本做出参考。     

我国纺织品对外贸易出口的就业效应研究:1980-2007年

利用1980-2007年期间的数据,对我国纺织品外贸出口与就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纺织品外贸出口是影响纺织工业长期就业和短期就业的重要因素。从长期来看,出口额每增加1%,就业人数就会增加0.68%;从短期来看,出口每增长1%,就业人数就会增加0.48%;从动态影响来看,出口冲击对纺织工业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具有较长的持久效应,但是,短期效应大于长期效应;从贡献率来看,在所有因素中,出口对就业的贡献率一直最大,基本保持在12%左右。基于此,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纺织品外贸出口造成的不利影响,缓解我国社会就业特别是纺织工业就业的压力,我国政府和企业应该高度重视纺织品出口问题,实施灵活的出口税收政策,稳定纺织品国际市场份额,积极开拓新兴国际市场,支持有条件、有能力的大型企业到国外进行投资,以投资带动出口。另外,还要提高国内居民消费水平,积极开拓国内市场,加强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     

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过快的原因分析——基于1978-2008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我国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过快的现状,采用1978-2008年的相关数据和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深入探讨了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过快与其相关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实证分析发现：推动我国政府行政成本不断增长的最主要因素是我国行政人员数量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变化,经济发展水平在短期内对行政成本的影响较小,但其影响会随时间逐步加大,行政人员工资及物价水平对行政成本的影响较小。     

全国各地区财政支出水平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全国各地区2004-2013年省级截面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模型构建,研究了全国各地区财政支出水平差异和影响财政支出水平的因素。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财政支出具有不断缩小的均等化趋势;人均gdp、人口数量、区位因素是影响财政支出水平的三大因素。其中人均gdp对财政支出产生了正的影响;人口数量对财政支出产生了边际小于1的正向影响;中央对西部地区的财政支出规模大于东部,体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基本政策。     

财政支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财政支出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财政支出中,财政投资具有生产性,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这说明如果今后增加教育、科研、卫生等支出,优化投资结构,增加基础设施等制约经济增长瓶径等方面的投资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财政消费与经济负增长相关,这说明我国的财政消费规模已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如行政机构人员过多等问题,政府应该结合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合理界定公共支出范围,削减财政消费规模。本文通过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出一些建议。     

关于降低行政成本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成本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不断提高。庞大的行政管理支出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影响了政府形象,也妨碍了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政府作为节约型社会的积极倡导者,必须努力克服在现实工作中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的现象。本文拟对当前降低政府行政成本问题作一简要探讨。一、政府行政成本存在的主要问题1.行政管理经费相较于财政总支出和GDP增长总体呈超常增长之势我国的财政总支出从1978年的1122亿元到2003年达到24649.95亿元,增长了21倍,年均增长0.8倍;我国的GDP从1978年的3624.1亿元到2003年达到117251.9亿元,增长…     

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最优财政支出规模研究

本文首先对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了详细综述,认为财政支出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根本上取决于其对总产出的边际效应,并利用生产函数框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公共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其边际生产力显著大于1;进一步考察发现,如果就财政支出而言,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应该是20.0%;但是,如果把对象扩大到公共支出领域,中国的最优政府支出规模应该是27.9%.而实际上2004年的财政支出规模为20.8%,这说明我国的财政支出规模仍然没有达到最优,我国当前增加财政对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支持力度还应当继续.     

城市化政策和房价的实证研究

在中国,土地开发成为各级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随之而来的各地区不断扩大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带来的住房需求则成为推高城市住房价格的重要原因.本文基于对中国各省城镇化政策和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用帕累托指数和基尼系数来衡量的城市化政策对房价有一定的影响,在控制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人口规模等因素后,帕累托指数每降低10个百分点,2014年的省平均房价就会高出1.91%.     

节约型政府视角下商丘市政府行政成本控制研究

行政成本既包括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中的资源消耗也包括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中的资源消耗,其是衡量政府工作效率和政绩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政府是否过多占用社会资源影响民生的重要指标。 首先,文章分析了商丘市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现状。 其次,采用因子分析对商丘市政府行政成本支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我们发现物价水平对行政成本支出的影响最大,行政人员数量对行政成本支出的影响最小。 最后,针对如何进一步提高商丘市政府行政成本控制水平给出相应的建议。     

我国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缺口：现状、原因及对策

土地城市化水平超过人口城市化水平、土地城市化速度快于人口城市化速度导致我国当前的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不均衡发展,造成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从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流转过程和资金运动过程能够分析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为了使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均衡发展,地方政府应当在现有征地制度下,使财政支出向农村和农民倾斜,加大对农村和农民的补偿力度。此外还要充分保障农民利益,建立合理合法的农地转用机制,使农民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福利。     

降低行政成本的思考

庞大的行政管理支出不仅加重了财政负担,影响了政府形象,也妨碍了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当前应通过转变政府职能,控制机构规模：建立科学的绩效评估制度；强化财政预算,规范财政支出；控制干部职务消费增长；树立成本观念,提高行政人员素质等措施降低行政成本。     

财政支出规模、支出分权和收入集权对行政管理支出的动态影响

以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的"国家主导型"理论为基础,从供给视角出发研究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的高速增长问题,得出以下结论:长期来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比重的扩大刺激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比重的扩大抑制了行政管理支出的增长;短期来说,以上变量对行政管理支出增长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是我国行政管理支出短期有很强的惯性增长的趋势.     

政府“偏爱”与城市发展:以中国为例

本文着重研究政府“偏爱”行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而在中国,政府对城市“偏爱”的行为主要表现在城市之间行政等级的差异上.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影响城市发展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行政等级越高,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就越快、城市达到人口规模门槛值的时间就越早,表明政府可以通过赋予某一城市行政等级优势从而促进该城市的发展.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的“政府主导+市场推动”模式和历史因素、生态环境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提出了中国政府在新一轮城市化进程中的“角色定位”,尽管政府在推动落后地区城市发展方面依然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参与方式应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转变为“政府引导”,避免由于政府的“偏爱”而导致城市之间发展地位的不均等,最终影响中国城市总体发展的效率.     

基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分析城市化进程中中国CO_2排放的影响因素

本文基于技术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对中国1953—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的检验,考察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CO2排放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城市化率与CO2排放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其中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各自增长1%,碳排放量会相应地减少0.31%和1.64%,而城市化水平每增长1%,碳排放量将相应增长1.36%。同时实证表明技术进步是CO2排放量的格兰杰原因。     

老龄化对政府教育投入的挤出效应分析

我国老龄化的不断深化引发社会上对其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广泛的研究,从政府教育投入的角度入手,利用2005-2018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以财政支出结构和教育支出结构为视角研究老龄化对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结果表明,在财政支出结构内,当前的老龄化水平并没有因为要增加社会保障性支出而产生对政府教育支出的挤出效应;在教育支出结构内,初中等教育支出并没有因为老龄化和高等教育支出的作用而受到挤出,反而在高等教育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老龄化的深化会增加政府对初中等教育机构的支出。通过考察这两个挤出效应,可以判断当前政府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偏向,这对观察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方式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从1952—2012年,我国城市化经历了由低迷到蓬勃发展的历程,同时GDP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本文采用误差修正模型对中国1952—2012年的城市化率与人均GDP进行实证分析,探究二者的长期和短期关系。研究表明,不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都有巨大的拉动作用,而经济增长却没有显著地带动城市化进程。在短期,城市化率每提高1%就会带动经济增约0.73%;长期作用更是显著,可以达到2.37%。而人均GDP增长在短期对城市化的拉动效应仅为0.13%,长期为0.22%。就目前而言,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主要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我国行政成本过高的成因与对策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目前我国政府的行政成本已经明显呈现出增长过快、规模过大的态势。行政管理支出庞大,造成财政吃紧,影响了经济建设、国防及文教等支出水平的提升,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这成为制约社会财富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加强机构改革、降低行政成本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