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数据的逻辑检验法

数据的清理与校检是进行数据分析与市场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从市场上调查而来的数据，以各种变量形式存在，这些变量从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客观变量与主观变量。客观变量是指分析单位的属性、状态和行为，如性别、年龄等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对应性特征的数据。客观变量的清理与校检可以通过设置变量之间的逻辑检验进行查错。如个人年收入应小于家庭年收入，各项消费支出应小于总收入等其他与生活规则、社会常识、行为习惯相一致的变量关系。主观变量是指受访的态度、满意度等其他主观感受．这些变量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可变性与不可预测性，由于主观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是概率性关系，     

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社会地位的影响研究

自2016年1月1日起,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开始实施。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必然最先受到冲击。该政策不但加重了女性的就业压力、家庭负担,而且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到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从社会参与,劳动与经济地位,教育情况,婚姻家庭,健康这五个客观方面和性别观念、对教育的满意度、对职业的满意度、对家庭的满意度这四个主观方面,研究全面二孩政策对女性地位的影响路径及结果。最后,我们将从最后从家庭、职业、教育、健康等方面,提出几点可行有效建议。希望能通过这些措施与建议,着力降低"生育代价",提高我国生育率,进一步推动两性平等和谐的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全面二孩"政策不仅是小家的事更关系大家,是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工程。在这一过程中,国家、社会、家庭和女性自身都不能缺位,处理好各方面才能系统解决二孩背景下对于女性社会地位影响的问题。     

房价上涨会影响居民社会地位的主观评价吗?

构建模型阐释房价变动对主观地位评价的影响,并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有序Probit模型分析房价上涨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高房价会导致居民主观地位评价下降,且对于男性、农户和城镇居民的影响更强;婚姻匹配和相对消费都是房价影响主观地位评价的重要渠道.     

员工人力资本的幸福感效应及代际差异

中国市场化改革极大地提升了人力资本价值,使企业员工更有能力凭借自身实力提升幸福感;但人力资本提升也会引发社会和自身的双重高期望,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和舆论环境的压力会降低员工幸福感。因此,人力资本能否提升员工幸福感,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2015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利用地位获得理论研究员工人力资本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员工人力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其中健康人力资本作用更强;社会地位在员工人力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性别身份认同调节了员工人力资本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新生代员工主观幸福感明显高于非新生代员工,教育人力资本对幸福感代际具有差异效应作用。     

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底层劣势:形成路径与改善途径——亲子关系的中介和调节双重效应

基于家庭关系视角,运用CFPS2018数据,分析亲子关系是否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发挥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越高,且亲子关系在二者之间既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又发挥负向调节效应。具体而言,部分中介效应表现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影响亲子关系进而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即亲子关系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底层劣势的形成路径;负向调节效应表现为亲子关系越好,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正向关联越弱,即亲子关系同时也是青少年心理健康底层劣势的改善途径。实现青少年心理健康公平,既要不断缩小社会阶层差距,更要注重提升亲子关系质量。     

子女职业地位获得更依赖于父亲还是母亲?——来自1990年人口普查的历史证据

过往不少关于代际流动的实证研究对象以男性为主体,研究父亲与儿子的关系,而鲜少关注母亲的影响力,反映出母亲在代际流动研究中的缺位.实际上,双亲工作与单亲工作的家庭相比,其子女能获得的资源存在根本性差异.传统上以单亲为变量的研究方法或许导致研究结论的偏差.得益于IPUMS的数据处理技术,使本研究能够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1％抽样的微观数据进行代际流动研究,并在传统模型基础上纳入与母亲相关的变量进行分析.研究试图通过历史数据揭示一些人们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认识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机制上的问题.Logistics回归模型结果表明:母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地位获得的影响力远高于父亲.     

“穷大方”会影响家庭和谐吗北大核心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界定了"穷大方"的概念,并基于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证实了"穷大方"现象的存在性,同时界定"穷大方"家庭。在此基础上,分析"穷大方"家庭的社交支出决策对其家庭成员生活主观感受的影响。本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得到"穷大方"家庭社交支出决策的净影响,以此分析家庭成员对自身社会地位、生活信心、主观健康状况评价变化。本文发现,样本匹配之后,"穷大方"家庭成员主观社会地位、主观经济地位、生活满意程度、对未来生活的信心的评价会下降,且因家庭成员户籍城乡不同下降幅度显著不同。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流动农民身份意识

通过对南京市 383份有效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 ,探讨了在制度过渡时期 ,影响流动农民的自我身份意识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 ,控制其他变量后 ,主要有三个变量发挥显著作用 :主观感知的收入在城市中的位置、感受到的城市社会歧视、家庭对其外出务工经商的支持 ,证实了阶层意识产生的动态模型的有效性。     

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流动农民身份意识

通过对南京市383份有效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探讨了在制度过渡时期,影响流动农民的自我身份意识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控制其他变量后,主要有三个变量发挥显著作用:主观感知的收入在城市中的位置、感受到的城市社会歧视、家庭对其外出务工经商的支持,证实了阶层意识产生的动态模型的有效性.     

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丧失的关联研究

利用2006年中国老年人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丧失之间的关联。采用教育程度和自评经济状况作为测量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老年人ADL丧失率呈现反向社会经济梯度。无论城市还是农村,ADL丧失率均随着老年人教育程度或自评经济状况的降低而显著提高。这种社会经济梯度现象揭示了老年人ADL丧失率不仅在贫困与非贫困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而且在不同阶层非贫困人口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提示我国城乡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ADL丧失率存在较强的关联。     

供应链中企业组织学习能力对合作绩效的影响——以知识获取为中介变量的实证研究

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结合166家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的调查数据,通过引入知识获取这一中介变量对供应链中企业组织学习能力与合作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合作绩效分为主观合作绩效与客观合作绩效.研究表明:组织学习能力与知识获取、主观合作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知识获取与客观合作绩效、主观合作绩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组织学习能力与客观合作绩效相关关系不显著.     

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1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CLHLS)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和路径分析法,以饮食方式、体育锻炼、社会参与和睡眠质量等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我国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效应及其路径.经济状况和教育程度对我国老年人的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职业特征的影响不显著.路径分析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的总效应为0.094,其中直接效应为0.019,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75.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的总效应为0.144,其中直接效应为0.083,中介变量产生的间接效应为0.061.因此,社会经济地位不仅对我国老年人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直接影响,并且通过中介变量对老年人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弱于直接效应.政府在制定健康老龄政策的过程中,除应重视经济支持、社会保障等因素外,还应重视睡眠质量、饮食方式、体育锻炼和社会参与等中介变量在老年人健康促进中的作用.     

中国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社会经济差异的年龄模式研究

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健康和健康不平等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大量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间存在稳定的正向梯度关系,但对这一关系如何随年龄增长的变化趋势却了解得不多.使用2006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双变量分析、Logistic回归模型和集中指数分析了城市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DL)社会经济差异的年龄模式.结果表明,我国城市老年人ADL丧失水平随年龄增长而上升,但ADL丧失的社会经济差异却随着年龄增长而缩小,呈现明显的收敛趋势.研究结果提示,在进入老年阶段之前和老年早期,缩小健康社会经济差异对于推迟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非常重要.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亲子关系与欠发达地区农村留守儿童积极发展——基于两省两校农村儿童调查数据的研究

关注欠发达地区农村儿童的发展对于提升乡村振兴未来人力资本质量、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具有重要意义。儿童出生于何种家庭是决定其能够拥有何种发展资源的首因,但已有研究并未系统地在全面发展观导向下对家庭资本作用于儿童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尤其是对欠发达地区留守儿童延续父辈命运轨迹反映出的资源代际传递和阶层再生产状况关注不足。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和安徽省欠发达地区农村儿童发展调查数据的分析,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考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用于儿童积极发展的路径。研究发现：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儿童积极发展的重要发展资源,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儿童积极发展情况越好。第二,亲子关系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积极发展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于无留守经历儿童,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对于有留守经历儿童积极发展的作用更多是通过提升亲子关系水平来实现的。第三,留守经历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但良好的亲子关系可以阻断留守经历带来的负面影响,相较于无留守经历儿童,亲子关系水平的提升对有留守经历儿童积极发展的作用更明显。     

农户家庭社会性别对消费结构影响的研究——以陕西省周至县为例

本文使用陕西省周至县关于农户社会性别对消费结构影响的调查数据,以农户家庭的夫妻受教育程度、决策权、现金支配权,收入贡献四个指标作为家庭社会性别特征,分析了不同社会性别的农户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性,并试图揭示该影响的作用机制和因果关系路径,从而有助于农村针对性别差异制定多样化的消费引导策略和改进措施。结果发现：具有倾向于性别平等或家庭中女性地位居高的特征的家庭在教育等方面投资支出较多,且家庭总体的消费水平较高。     

社会经济地位对城镇劳动力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城镇劳动力为研究对象,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对自评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显示城镇劳动力的自评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存在正向相关,表现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自评健康状况显著差于其余层级.但是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群体以外的群体之间,自评健康没有显示统计上的差异.检验不同性别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评健康关系,男性与女性规律较一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自评健康状况越好;检验不同年龄组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评健康的关系,仅表现为41-50岁年龄组随着地位的上升,自评健康状况变好;检验不同区域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评健康的关系,东北地区随着社会经济地位上升,自评健康状况上升;东部地区与总体规律一致,表现为最下层级弱于其余层级;中部与西部地区呈现两头分化现象,社会经济地位最上与最下层级,自评健康状况较差,中间层级较好;检验不同婚姻状况的社会经济地位与自评健康关系,表现为已婚群体中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研究为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的相应健康促进政策制定提供了支持.     

社会保障参与行为、社会信任态度与社会公平感研究——基于CGSS2013的实证分析

使用的是2013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社会保障参与行为、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信任程度对社会公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医疗保险因素对社会公平有正向作用,参与城乡基本养老保险显著性水平p值达到0.044,参加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对社会公平感的显著性水平p值0.018。社会信任度越高对社会公平感知越具有正向作用,而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对社会公平无明显影响。研究发现,建设更具有公平效能的社会保障制度、基于保护人的权利的社会诚信制度、维护社会公平公正至关重要。     

1990—2007年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可以了解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和影响因素。通过描述统计和分层回归模型分析,研究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人口学变量中的性别、年龄、健康、婚姻、教育和工作都对主观幸福感有影响;相对收入和社会失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较大。为了提高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在增加绝对收入的同时,缩小社会的相对收入和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重要的。     

国有企业职能部门地位与绩效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大样本数据考察了国有企业职能部门地位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如下:首先,样本的个人背景变量对部门地位和有效性的影响均不显著,说明部门地位属于有着集体共识的"社会现实";其次,组织性质、组织层级以及领导认可对职能部门地位有着显著的影响;最后,部门地位和部门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社会支持下的求职行为及主观满意度分析——基于高职高专毕业生的实证研究

在社会支持理论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分析了高职高专毕业生社会支持与求职行为两个变量及其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高职高专毕业生对求职时获得社会支持的主观评价，测量其满意度。结果发现：在个人的求职行为中，社会支持与求职行为正相关，且非正式社会支持比正式支持求职的成功率高；从主观评价来看，高职高专毕业生对非正式社会支持下获得的工作满意度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