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商祭酒甲天下

徽人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足见徽商对经营盐业十分重视。明初规定，盐商必须赴边塞纳粮，由官府酬给盐引，商人持引方可支盐行销。这种制度谓之“开中法”。那时，由于徽州距边塞太远，徽商纳粮办引的活动敌不过山西、陕西商人的竞争，所在盐业经营中还不能居于优势。明朝中叶。开中法逐渐废弛。纳粮办引的商人可以由别人代为支盐行销。于是盐商中遂有边商、内商之分。边商专门纳粮办引，内商专门买引销盐。     

清代食盐专卖新探

封建专卖,即国家基于财政目的,对某些社会商品的经营垄断,它是封建小商品经济与专制政治制度结合的产物。清代盐业经营废除“官煎煮之法”,“凡直省沿海及有池井之地,听民辟地为场,置灶开畦,为盐而售之商”。随着食盐消费量的增长,清政府日益加强盐业流通领域的控制。盐务之“枢纽在转运,归墟在岸销”。其专卖之具体实施,仍然借助于传统的引岸运贩模式,采取专卖经营特权与市场分割垄断结合的流通体制。引岸法有利于政     

盐引,一张纸片引发的丑闻

票盐制度的实施,迈出了推进盐业市场化、废除食盐专营的历史步伐。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两淮盐政尤拔世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其中写道:"上年普福奏请预提戊子(乾隆三十三年)纲引,仍令各商每引缴银三两,以备公用,共缴贮运库银二十七万八千有奇"。奏折里提到的普福,是尤拔世的前任。"纲引",又叫"盐引",是在盐业官营的背景下,官府向盐商发放的经营许可证。"这是一张神奇的纸片。有了它,盐商才能从事盐业经营。这年的"盐引"额度不够。普福决定,把第二年的额度提前发给盐商,收取一定费用,以此变相增加盐引数量,叫做"预提"。     

明清山西大盐商王海峰、王协

王海峰,明末山西蒲州大盐商。王协,清初山西太平大盐商。明末清初年间,山西晋商中以盐致富的大盐商很多,他们之所以在盐业经营中能大显身手,足智多谋、审时度势的经营战略,是他们至胜的法宝。     

山西茶商与中俄恰克图贸易

一、称雄一世的山西茶商山西商人自明代兴起以来,逐渐形成称雄一世的商帮。盐商的称雄,是明代开中制度的结果,到了清代就显得今不如昔了。茶商是山西商人中又一支商旅,它经营地区之广,活跃时间之长,是继盐商之后的佼佼者。山西茶商的兴盛,不是山西出产茶叶,而是有一个与山西接壤的广阔的茶叶消费区域。这个区域,在明代,边墙以外,“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戍,而明制尤密。”在清代,“蒙古地方及西藏人民,皆藉茶养生”,“新     

论预租制的发生和发展

预租制是在中国明清时期,租佃关系发展变化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租佃制度,它在清代前期迅速发展,到民国时期得到广泛的实行。由于这一问题涉足者尚少,很多问题,如预租制是在什么样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发生的途径如何;在清代前期发展情况怎样,它的发展对封     

招诱商贩与抑配编民——蔡京茶盐新法的地方运作方式研究

北宋晚期蔡京推行了以盐钞茶引之法为主要内容的茶盐新政,一方面重视发挥商人在运销环节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并进行严密管理。按照茶盐新法的制度设计,招诱茶盐商人到本地销售成为地方政府的关键职能。朝廷针对地方机构茶盐销售状况制定了比较赏罚制度,茶盐销售额与地方官员奖惩升降紧密结合。在茶盐新法的实践中,对地方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周期越来越短,从每岁比较发展到逐月摊定,赏罚力度也越来越大。在动力与压力并存的形势下,地方官员为了提升政绩往往通过抑配民户的方式来提高茶盐销售额,从而使得茶盐新法成为严重的弊政。从蔡京茶盐新法的地方运作方式来看,宋徽宗一朝经济政策的失败与政治生态的恶化之间有着交互影响的密切关系。     

天下泉城的文化面相

在我看来，至少有四个历史时期对济南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四个历史时期分别为：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至清代前期、晚清民国时期。     

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

清前期商人会馆有较快的发展,清后期则有公所继起,从会馆到公所,反映着清代商人组织的演进。会馆主要是外来商人在某一经商地为联络乡谊、相互支持而设置的商人组织,有较浓厚的地域乡土色彩,但从主要说,也具有行业性质的内涵,是行业性与地域性的“二重性”的统一。公所是在经营地不分外来商人、本地商人共同按行业重新组合的商人及手工业者的组织,突出了其行业性,而且是某地的某行业的全行业组织。会馆之所以向公所演变,其中有很多具体的原因可待分析。会馆、公所相互之间有很多区别,会馆、公所与唐宋的行、团行区别更大,并不是团行的继承和延续。会馆、公所有不同程度的行会性,体现在行规之上,团行则说不上有什么行会性。团行、会馆、公所是商人组织的三个发展时期。把中国行会的产生提前到团行时期的行会“早出论”,或是把清代的会馆公所不同程度的行会性予以贬低的行会“淡出论”,都未必合乎历史事实     

书架

《中国商帮600年》作者:王俞现出版:中信出版社盐商、海上私商、外贸商人、票号商人、近代金融实业家……每一个商帮都代表着一种财富。发现祖先行商之智慧,才能把握财富轮动之秘密。《儒商文化概论》作者:宋长琨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研究历代中国商人和商业文化的儒商学正在悄然兴起,书稿发掘和整理了传统儒商的经济伦理和经营道德,建构了儒商文化的知识体系。     

清代四川井盐工场手工业的兴起和发展

四川井盐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见于文字记载的即达两千年以上。在清代以前,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井灶,基本上掌握在封建官府手里,如明代即系“官掌井”,“灶皆官置”;其生产经营也是由官“募壮丁,煮盐办课”。“大率自秦汉以来,始则夺灶户之利而官煮之,继则夺商贾之利而官自卖之;行引以后至并引,亦官自卖焉”。官府严格的控制着生产和流通过程,使得四川井盐业生产长时期来得不到顺利发展。入清以后,四川井盐业生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废除了以往官府对井盐业的直     

清代热河的蒙地开垦和永佃制度

热河地区的蒙地永佃制,是在清代前期的土地开垦过程中形成的,和台湾地区的永佃制有某些相似之处。伪满时期,日本侵略者曾对热河地区的土地开垦、地权形态、租佃关系、农业经营和民众生计等问题作过系统调查,留下了一些资料。下面主要利用这些调查资料,并参照其他有关历史记载,对这一地区清代的蒙地开垦和永佃制度作一考察分析。土地开垦和地权形态的变化热河是蒙古族聚居而又邻近中原的地区,土地开垦比蒙古族聚居的其他地区要早。清代以前,已有汉族商人、工匠、农民前往经商、做工或垦种土地。不过,人数不多,规模不     

明清山西解盐生产技术的演变

明代前中期,山西解盐的生产方式是直接入池捞采漫生盐,隆庆年间的大水致使各方不得不开始探索治畦浇晒的办法。由于部分解盐是在缺乏硝板的小池边进行浇晒,且当时的晒盐技术未能除去味苦的杂质,故不受市场欢迎,从而导致河东运司遭受割地减课的打击。在此背景下,盐运司开始让盐商参与晒盐的生产。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负责捞盐的盐丁大量逃亡,盐运司推行"畦归商种"制,由盐商雇佣专业的技术工人来从事解盐生产,这为分段浇晒新技术的采用与推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明清山西解盐生产技术的演变

明代前中期,山西解盐的生产方式是直接入池捞采漫生盐,隆庆年间的大水致使各方不得不开始探索治畦浇晒的办法。由于部分解盐是在缺乏硝板的小池边进行浇晒,且当时的晒盐技术未能除去味苦的杂质,故不受市场欢迎,从而导致河东运司遭受割地减课的打击。在此背景下,盐运司开始让盐商参与晒盐的生产。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负责捞盐的盐丁大量逃亡,盐运司推行"畦归商种"制,由盐商雇佣专业的技术工人来从事解盐生产,这为分段浇晒新技术的采用与推广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     

清乾嘉两朝盐商捐输数额新考

乾嘉两朝是清代盐商捐输最为踊跃的时期。既有研究主要根据盐法志统计两淮等5个盐区的盐商捐输数额,对不同盐区捐输差异的原因未做解释。本文主要根据档案资料补充大量数据,统计乾隆朝盐商捐输数额约3 936.3万两、嘉庆朝约6 857.6万两,其中嘉庆朝的数额是以往研究结果的两倍以上。通过不同类型史料的对比,本文认为,由于不同盐区商人资本差异悬殊,在清代内地11个盐区中,两淮、两浙、长芦、山东、两广等五区盐商是乾嘉两朝的捐输主体,河东、福建两区盐商偶有捐输,四川、云南、陕甘、奉天等四区盐商并未捐输。盐商捐输款项难以按期缴纳的情况出现于乾隆末年,至嘉庆朝成为常态,反映出至此捐输已成为盐商的沉重负担。作为捐输的绝对主力,两淮盐商在乾隆朝的捐输约2 893.3万两、嘉庆朝约5 360.7万两,其中政府先后减免未完捐输银120万两、514万余两。嘉庆朝的统计数据远超以往,不仅有助于重新认识嘉庆朝盐商捐输对国家财政的补充作用,也为理解清中期盐商——尤其是两淮盐商——没落的时间节点、原因等关键问题提出新的思考。     

乾隆时期徽商在两淮盐业经营中应得、实得利润与流向试析

崛起于明中叶,大盛于清代的徽商,足迹遍及全国城乡,所业也很杂,诸如盐、茶、木、典、粮、瓷,乃至小商小贩、医卜星相,无所不营。本文范围只及于经营两淮盐业的徽商,是因为徽商中以盐商的实力最强,而两淮盐政区不仅是全国九个盐政区中产量最丰、行销地区最广的一个,也是徽商最集中的地区,对这一部分徽商的应得、实得利润进行一些估算,并     

吴敬琏谈──民营企业家为啥钟情<胡雪岩>

（胡雪岩》内容简介胡光境，字雪岩，安徽绩溪人。他初在钱庄学徒，因资助潦倒的冗吏王有龄，二人结成生死之交。后胡利用旋升的王有龄在官场中的势力，结交中外各式人物，层层投靠，精巧运动，经营丝、茶、军火生意，大发其财，发迹于上海、杭州。再往后，太平军兵围杭州，王有龄自缢，胡雪岩随即转依左宗棠。时左宗棠立意办洋务，以增实力，但钱财匾乏，胡雷岩开我国近代外债的先河，与洋商借得巨资，力助左宗棠西征并办洋务，遂蒙廷赏，将受二品顶戴，获赏穿黄马褂、赐紫禁城骑马的殊荣，赫然成为晚清惟一戴红顶子的商人。“晚清红顶商人…     

分家不析产:清代分家书中的商人分家

本文以百余份清代山西、徽州等地的分家书为核心，深入考察商人家庭的分家选择及其与商业经营的双向互动，进而揭示家庭生产、经营方式与分家制度的内在联系。商人家庭的分家通常以延续商业经营、维系商业组织的整体性为目标，通过分店经营、设立股份、划分资本银等方式，在实现诸子均分的同时减少因家庭财产传递而引发的经营风险。相较于小农家庭分家析产的模式，商人家庭的选择可被称为“分家不析产”。另一方面，商人家庭的分家选择也受其商业经营状况的影响，商业利益成为家庭分与合的重要影响因素。对于经营不善的商号，分家成为整顿商号组织、清理债务乃至中止经营的契机。商号、股份、资本等不同形式的商业资产也被广泛用于父母养老，成为联结家庭的经济纽带。     

清代中叶山陕商人在甘肃的经营活动--以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利用商人会馆碑刻等资料,对清代中叶甘肃山陕商人的来源及其经营活动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考察显示:甘肃的晋商多来自晋中和晋南,主要分布于平阳、汾州等府和解州直隶州;陕商则主要来自西安、同州二府。山陕商人在甘肃经营的商货主要有绸缎、布匹、茶叶、皮毛、杂货等,甘肃输入商品以绸缎、棉布、茶叶等为大宗,输出则为水烟、药材、皮毛制品等。乾隆年间汇聚兰州的山陕商号已有四五百家,武威更达六七百家,秦州和张掖则少得多。凉州府城武威是连通中原与甘肃西部乃至新疆的重要转运枢纽,其商业规模和腹地范围可能均超过省城兰州。     

清代以来广东人在天津的经济活动

天津城市的发展，与明清以来商人集团的长距离贸易密不可分，其中闽粤海商所起作用不容忽视。清前期粤商利用政府的宽税政策，大举进入天津，从事南北民生物资商贸活动。近代开埠以后，粤商在天津不仅工商业经营范围广泛，而且充当买办人数众多，经济活动多元化发展，并常在工商业活动中居领先地位。粤商以闽粤、广东会会馆为中心开展的商业社会活动，在天津城市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