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危不救”入罪的刑法思考

"见危不救"当前颇受社会关注,对其行为能否入罪也极具争议。本文从刑法学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见危不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刑法的谦抑性以及法与道德的关系等相关理论的分析,阐释我国目前将"见危不救"行为入罪的可行性。     

浅析醉驾一律入罪与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冲突

刑法的谦抑性是一种原则和精神,体现了“慎刑”的思想,要求刑法对社会生活的介入必须谨慎。近年来,醉驾行为泛滥,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交通事故,对公众的生命健康产生了严重的威胁,《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行为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社会各界对醉驾行为是否一律入罪问题一直存有争议。本文将从刑法谦抑性原则出发,认为醉驾行为不应该一律入罪。     

预防和惩治毒驾法律问题探析

虽然毒驾在社会危害性上不弱于酒驾等危险驾驶行为，但在行为发生率、行为认定难度、原因行为的适罚性等方面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毒驾入刑上要“谨慎慢行”。当前，不断加大对走私、贩卖、非法持有毒品，注射、吸食毒品等毒驾原因行为的打击力度，强化对注射、吸食毒品人员车辆购买、驾驶证申请等的管理力度，应成为治理毒驾问题的首选。     

试论运输毒品罪

运输毒品罪是司法实践中高发的一种毒品犯罪,其对公众健康造成了巨大的侵害或威胁。成立运输毒品罪不需要特定目的和认识到毒品的具体种类等"品质",只要主观上明知是毒品即可。不仅直接故意可以构成运输毒品罪,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运输毒品罪的既遂一般以到达目的地说为主,在特殊情况下以起运说为判断标准。     

危险驾驶罪的立法审视与修法对策

近些年来,酒驾,飙车和毒驾等为代表的危险驾驶行为和案件逐渐增多,给他人生命财产乃至社会公共安全带来重大危害,社会公众对此纷纷表达意见和看法。通过分析危险驾驶罪的立法概况,从犯罪构成层面对危险驾驶罪进行解释,审视危险驾驶罪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中实际有待解决的问题,最终提出危险驾驶罪在今后的立法策略。具体来说,毒驾入刑,提高自由刑幅度,完善行政实体法以衔接刑法,明确醉驾者与劝酒者构成共同犯罪等等。     

见危不救罪立法思考

近年来见危不救事件频频发生,引发人们对见危不救应否入罪的诸多思考。很多人认为见危不救应当入罪,然而,我认为就中国目前社会背景及法制现状下,见危不救不宜入罪。因为一项新罪名入刑并非易事,仅就见危不救罪入刑来说,涉及到犯罪主体的难以确定性、有违刑法谦抑性、法律实践中的难以操作性等诸多弊端。当然,反对将见危不救入罪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见危不救行为束手无策,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公民道德建设等途径来应对。     

离职后收受任职期间他人贪污公款的定性

国家工作人离职后收受任职期间他人贪污公款如何定性?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主流观点认为构成贪污。本文认为此种行为虽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但不构成贪污犯罪,并且也不构成我国刑法规定的其他罪,基于罪刑法定的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文章认为不应该对此种行为苛以刑罚。     

毒品犯罪的死刑若干问题研究

中国刑法在毒品犯罪上设置死刑既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现实原因。死刑对犯罪分子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具有威慑力。我们坚信终有一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死刑将在毒品犯罪中退出舞台。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循序渐进,首先在司法上严格死刑限制适用;其次先废除运输毒品罪的死刑;最后废除全部死刑。     

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入罪门槛的立法完善

入罪门槛是行为构成犯罪的最低标准,也是区分违法与犯罪的重要依据.其立法目的在于合理划定犯罪圈.为区分销售侵权复制品的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我国刑法将“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作为销售侵权复制品罪的入罪门槛.但从刑法法理的角度看,我国刑法的这一设定存在明显缺陷,应当予以完善.     

浅议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立法完善

行政法领域将医疗机构使用药品行为与普通的生产、销售药品行为区别对待已成通例,为了实现行政法与刑法的顺畅衔接,维护法制的统一性,笔者从分析医疗机构使用药品行为与普通销售药品行为的本质区别入手,主张追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医疗机构使用假药行为的刑事责任,即在《刑法》中增加规定"医疗机构使用假药罪",并对该罪进行了立法形式构思。     

浅议生产销售假药罪的立法完善

行政法领域将医疗机构使用药品行为与普通的生产、销售药品行为区别对待已成通例,为了实现行政法与刑法的顺畅衔接,维护法制的统一性,笔者从分析医疗机构使用药品行为与普通销售药品行为的本质区别入手,主张追究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医疗机构使用假药行为的刑事责任,即在<刑法>中增加规定"医疗机构使用假药罪",并对该罪进行了立法形式构思.     

浅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关系到家庭的幸福美满与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刑法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行为纳入规范中,这足以说明国家对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视。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规定的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一共六款规定了该罪的各种情形。本文将在分析本罪的犯罪构成的基础上对其量刑作进一步的探究。     

云南边境地区毒品犯罪特点及对策研究

云南边境地区毒品犯罪严重,是我国最主要的毒品犯罪地区,该地区毒品犯罪极其隐蔽,农民毒品犯罪居高不下,大宗化、武装化等贩毒不断增加,因此,从这些特点入手,对该地区的毒品犯罪问题采取加强农村禁毒、加强"双边"多变"国际合作、替代性种植等方法遏制云南边境地区的毒品犯罪。     

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的客体要件

我国刑法理论认为,犯罪客体是"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关于本罪的客体,从罪名修改前的"逃避动植物检疫罪"到现在的"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一直都存在争议,笔者通过本文对本罪的客体进行初步探讨。     

刑事政策视角下中国毒品犯罪刑事立法的反思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我国对毒品犯罪一直采取高压的打击态势,但毒品的数量、吸毒贩毒人员、毒品犯罪衍生出的社会问题不降反升。自我国确立“严刑禁毒”的刑事政策以来,刑事立法对毒品犯罪先后设置了死刑、量刑时对毒品的含量设置没有明确下限、毒品犯罪的既遂或者未遂形态过于泛化。这一立法模式更是难以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毒品犯罪态势,不论是刑法解释还是补充立法,都有损刑法典的明确性、稳定性、体系性。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的损害结果

商业秘密罪是我国刑法知识产权犯罪中的一个罪名,在认定犯罪中,"重大损失"作为商业秘密犯罪的成罪标准存在争议,并且在重大损失的计算上也存在立法不足的特点。本文从"重大损失"的性质,认定参照因素以及具体计算方法几个方面试图解决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罪损害结果的问题。     

论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的合理性

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既是行为犯又是法定犯,自1994年进行税收体制改革以来,虚开增值税发票在一系列涉税犯罪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否具有现行刑法中所规定的地位,从具体的社会危害性出发,从与相关行为定罪处罚相比较出发,虚开增值税发票罪在罪的方面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即重罪的表现),相应在刑罚上也存在不合理性(即重刑的表现),罪应与法益侵害相适应,解决相应的合理性问题。     

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的认定与立法界定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是根据法律所规定的认定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体的多重法律认定的。我国刑法规定的商业秘密罪的构成要件缺乏科学性,以客观损失“量”为基点确认罪否的立法模式,在商业秘密犯罪中是完全不适宜的。这种立法模式在违法与犯罪的划分上不科学,导致在实践操作中商业秘密犯罪的认定极为困难。应借鉴商业秘密法律制度较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制定商业秘密专门法规,以附属刑法形式明确罪与非罪的界限则更具有现实性与有效性。     

论携带凶器盗窃

当今社会中财产类的犯罪日益严重,其中盗窃罪频发,而且出现了新的盗窃方式,严重影响了社会大众的正常生活。《刑法修正案(八)》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需要,增加了"携带凶器盗窃",并且这种情况被认定为非数额型盗窃。这种修改降低了入罪的门槛,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都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新规定也存在认定难的问题,为了能够正确、有效的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本文将针对携带凶器盗窃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包括对"凶器"的认定、对"携带"的理解和关于"携带凶器盗窃"的主观方面的分析。     

非特定公物能否成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

挪用公款罪是目前常见多发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准确认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对于有效打击、预防挪用公款罪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是公款和特定款物,对于非特定公物也应该与公款同等对待作为挪用公款罪的犯罪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