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文献述评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问题,既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经济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经济增长的制度决定论者认为制度变迁决定技术进步,同时决定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只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经济增长的技术决定论者则更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制度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技术进步导致的。强调二者的互动共同促进经济增长是一种更接近现实的看法,但二者之间互动的动力源问题并未得到过说明。     

制度与经济增长综述

制度的起源、变迁和创新、供给与需求都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有效率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无效率的制度会阻碍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有很多,把制度纳入到经济增长理论框架的过程,贯穿于西方经济增长思想史的始终.本文就从制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对西方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进行了论述,并且简单的综述了我国的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代表性文献的研究内容.     

经济增长理论与模型的发展研究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这种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形成了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资本决定论";新古典经济增长强调了技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新经济增长理论分别从技术变化、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变迁、分工演进的角度,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使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侧重点和方向发生了转移。     

制度与人的行为的关系

制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点,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经济绩效之间建立了不同的对应关系,其实制度与绩效是通过行为这个中间变量联系起来的。个人是在有制度所限定的关系空间中活动的。制度决定人的行为,行为决定经济绩效,绩效的改进推动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再改造人的行为。     

我国新一轮通货膨胀压力的特征及应对策略

1、经济高位增长．达到或超过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增长率是一个经济体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时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或者说，是由人口增长、技术进步、要素质量提高以及制度效率提高等冈素决定的经济增长率。当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时．支持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一部分出现闲置．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最佳效果。当实际增长率达到或超过潜在增长率时，     

制度与公司理财关联性的经济学分析

制度是人类相互交往的规则,通过不断调整这种制度规则,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得到不断提高。公司是在一系列制度约束下为实现既有目标而创建的组织,制度是组织的运行环境和结构框架,决定了组织的运营规则。本文探讨了制度、经济组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制度影响公司理财的一般路径和公司理财制度建立的基点——交易费用,得出制度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公司理财的效率和效果,但制度与组织的交互作用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向。     

现代经济增长的综合分析框架:分工—制度—品牌模型

分工带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和生产迂回程度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交易费用的上升,因此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安排通过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组织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分工带来的产量增加和产品多样化却会导致消费者的选择成本上升、降低消费者的选择效率从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使生产和消费不能保持均衡发展,妨碍了经济增长。而品牌和品牌品类化则是产品多样化时代能有效降低消费者选择成本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分工及专业化与制度及其变迁从生产或供给角度解释了生产效率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而品牌从需求方面解释了消费者的选择效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和拉动作用,分工—制度—品牌模型可以成为当代解释经济增长的综合分析框架。     

技术、制度和物流组织变迁——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

从分工和演化角度来看,个人效用是由社会技术和制度发展水平决定的。个人决策相互作用形成了自然经济、部分分工、完全分工等不同的组织与市场结构,也相应决定了物流组织的结构与形式。把固定学习和训练成本、技术和制度纳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利用超边际分析能够很好地说明物流组织的决策机制。而且,通过分析发现,无论固定学习和训练成本处于较低还是较高的阶段,都存在着物流组织结构从部分分工向完全分工演化的动力机制,即自营物流向第三方物流的组织变迁,从而实现了在理论层面上将物流纳入经济组织活动的目的。     

制度与知识溢出、生产率增长的关系研究

国际知识溢出和国内区域间知识溢出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国别或地区差异,现有研究主要从人力资本、R&D资本等因素决定的吸收能力角度出发,或是从人均资本、熟练劳动力比率决定的比较优势角度来进行解释,认为是各国或地区的吸收能力或比较优势造成了知识溢出效应的这种差异。但无论是吸收能力还是比较优势,都应该内生于本国或地区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制度环境可能才是导致各国知识溢出吸收能力存在个体性差异的基础性因素。制度因素不仅直接影响了生产率增长,而且也通过作用于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因素来间接影响生产率增长。本文将深入探讨制度与知识溢出、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     

新古典模型评价与制度安排的经济效率分析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西方经济增长的主导理论,该理论将技术进步率与劳动力增长率视作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因素,然而这种理论却忽略了制度因素,忽视了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以及为降低交易费用而建立的制度安排。因此,将制度变迁因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分析制度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并提出在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最稀缺的要素不是技术,也不是资源,而是制度安排。只有提高制度安排的供给和效率,才能提高其他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运作中的效率,从而使我国的经济保持高速增长。     

动态外部性、外国直接投资与地区产业增长——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9个省25个产业面板数据研究了动态外部性、外国直接投资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全国样本内,专业化水平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竞争程度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多样化水平与地区产业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非线性关系,当多样化程度较低时,多样化不利于产业增长,而当多样化水平较高时,多样化则会促进产业增长、外国直接投资对地区产业增长存在着显著促进作用;在分地区分产业分析中,外国直接投资对地区产业增长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的相对技术水平以及产业的地理区位。     

世界经济霸权周期:一个一国模型

本文以Modelski的霸权周期论为重要假设,构造了一个动态优化模型揭示世界经济霸权国家在霸权周期内的行为特征:通过稳定的对外掠夺量来最大化净收益。从该模型可以引出两个假说:如果技术和制度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变,霸权国家在霸权周期初期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前一时期;在霸权结束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增长率低于前一时期。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历史经验总体上支持两个假说。     

OFDI逆向技术溢出、异质性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质量

文章首先采用熵权法和因子分析法测算了经济增长质量综合指数与金融发展综合指数,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检验了经济增长质量的空间相关性与金融发展的门槛效应后,构建了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金融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当金融发展处在较高水平后,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促进作用明显。进一步在地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东部地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经济增长质量影响的门槛效应更明显。     

民营经济增长驱动要素特征及其时空演变轨迹——基于供给侧要素配置视角

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在于优化劳动力、资本和科技投入等要素的配置,而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引擎,文章从供给侧视角研究了1992-2014年民营经济增长的要素配置效率及其时空演变轨迹。结论如下：从时间角度看,民营经济增长表现为资本与技术双驱动特征,且资本与技术呈现动态“螺旋式”交替状态,劳动驱动强度在2008年后有所上升;在空间分布上,民营经济增长空间重心偏向东南地区,资本重心在近年来开始转向中部地区,劳动力重心偏向东部地区,技术重心偏向东南地区;在区域范围内,各区域民营经济增长类型均以资本驱动型为主,长三角和东南沿海地区的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优势并未显现,东北经济区民营经济增长整体效应最低。     

平凉市林果产品物流供应链存在问题和对策探析

甘肃省平凉市自然环境良好,林果业是当地优势产业。本文从生产物流的视角,主要针对林果产品的深加工现状,从民众观念、技术水平、交通条件、企业管理、营销渠道、品牌意识、经济政策等方面分析,找出造成杠民丰产不丰收的原因,并结合当地社会经济和自然资源条件,提出解决平凉市林果产品物流供应链存在问题的对策。     

隐性经济约束下的动态最优税负——基于状态空间模型的实证

隐性经济活动因其逃避税收监管而对宏观税负产生影响。隐性经济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与监察的遗漏项,客观上起到了减税的作用。在隐性经济影响下,现实经济动态的非均衡性决定了最优税负也是时变的,并不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税负水平使经济增长最大化;最优税负是判断现实宏观税负高低的标准,当前税收并非我国经济增长的消减因素,说明宏观税负整体上是合适的。隐性经济领域是潜在的税源,结构性减税在考虑不同产业、不同部门之间税收平衡的同时,更应关注已观测经济与隐性经济税收负担的公平性。     

Economic growth,financial market,and twin crises

In this study, we look not only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to investigate the direct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es on economic growth, but also to examine the roles of insurance development,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crisis intervention polic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We employ a panel data framework from 50 countries by applying the dynamic panel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model. Our main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nancial crises do have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economic growth. In addition, governments or authorities are encouraged to further enhance their insurance sector in order to help spur economic growth when financial crises arise.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policy choice is also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economic growth during crises.     

1949-1957年中国产业结构转换的历史考察

1949-1957年是中国产业结构转换的转折期。从经济史学视角对这一时期产业政策导向演变以及产业结构变动的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对产业结构转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中国政府选择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跨越式产业结构转换模式也带来了潜伏的危机。     

经济可持续增长、生产技术局限性与环境品质需求——环保投资两重性角度的一个分析

环保的大量投入对生产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如果只是静态地看待环保投入的挤出效应,而不考虑环保技术进步对环保资本品投入的替代作用,可能就会忽略环保投入具有生产性的一面。而从环保投资两重性来考虑经济增长和环境品质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通过把环保技术进步效应加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环保技术的采用在降低污染排放量的同时也促进了经济增长;生产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只是减少单位投入的污染排放,却要带来总量更大的污染;外资进入对提高经济增长虽有益处,但对环保设备投资却有挤出效应;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生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和居民效用水平提高的贡献程度要大于环保技术的贡献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