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在我国公司中大股东与小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大股东更多地采取分离收益权和控制权(投票权)的做法来获得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分析发现大股东在企业内的控制权与收益权分离度越大,控制权越大,选择私有收益越大而总体收益相对较差的投资项目的激励越大。企业这种投资行为的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从而也降低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     

我国终极控制人控制权转移相关问题研究——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选取我国A股市场1997-2006年间发生的140起控制权协议交易作为研究样本,测度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转移私有收益的大小程度,检验控制权转移私有收益的影响因素,并对终极控制人控制权转移私有收益对公司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控制权收益与企业融资方式选择——基于Myers-Majluf模型的分析框架

将控制权收益引入Myers-Majluf模型中,本文建立了一个企业融资方式选择模型。模型预测,由于控股股东和外部投资者的利益冲突,选择股权融资的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选择负债融资的企业一般不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收益加剧了企业股权融资偏好和过度投资行为。     

股份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实证研究

本文对股份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了界定,探讨了股份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的研究途径,阐明了上市公司摄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途径及影响因素,对股份公司控制权私有收益进行了实证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新解

股权融资偏好、控制权私有收益已在我国资本市场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然而,它们实际上都根源于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股权分置,因此股权分置改革必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股权融资偏好和控制权私有收益。     

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基于剩余控制权角度

本文从产权理论出发寻找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内在动力，指出，仅依靠剩余索取权激励不能解决国有企业过度投资问题，剩余控制权收益可以作为剩余索取权收益的有效补充激励约束国有企业管理者，削弱国有企业过度投资的内在动力。     

代理问题和不完全理性对企业投资决策的扭曲

现代企业中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信息不对称以及监控成本的存在,使经理人具有将资源投入到非盈利项目的能力;同时,经理人的报酬通常与企业规模正相关;经理人有能力也有动机将企业资金投入到能够给自己带来私人收益的非盈利项目,从而导致企业投资决策的扭曲。此外,企业经理人在决策中经常表现出与最优决策相偏离的心理特征,如过度自信、嫉妒心理、风险规避、框架依赖、锚定效应等,都会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本文基于代理理论和行为公司金融理论双重融合视角分析企业投资决策扭曲的机理,为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经济政策选择、企业投资效率的提高提供理论基础和决策依据。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有收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私有收益规模的测度,并对影响控股股东私有收益的因素进行多变量线性回归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平均私有收益水平为26.89%,其控制权私有收益的规模较大,明显地高于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实证研究表明,股权转让比例对控股股东私有收益有正向影响,而公司规模和公司财务状况对控股股东私有收益有不同程度的负向影响,资产负债率的影响不显著。     

控制权转移的市场反应——基于私有收益视角

控制权转移可以引起公司股票价格以及股东财富的变化,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但鲜有结合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分析。本文从私有收益视角出发,从事件期的累积超常收益、超常换手率、内幕交易指标、长期购买持有收益以及国有和民营买家超常收益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新控股股东通过内幕交易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并未真正为股东创造价值。     

大股东控制对企业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0年以前上市的407家制造业公司为样本,利用2000年到2002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大股东控制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发现:在大股东控制的公司中,大股东为了追求控制权下的私有收益,而使自身效益最大化,存在侵占其他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使得我国企业的投资扭曲,难以实现整个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最后,根据实证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     

终极控制权下过度投资及债务约束机制研究——基于2008-201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

本文选用2008-201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财务数据作为样本,对终极控制权背景下企业过度投资和债务约束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最终控制权控股比例的上升,提高了企业过度投资的程度;最终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的提高,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规模有激励效应.企业进行债务融资可以减少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债务结构中的短期融资有效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规模,长期债务对过度投资有正向激励.     

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行为探析

在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活动中,大股东往往利用其控制权,在获得共享收益的同时,追求控制权私有收收.本文对我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配置行为的动机、类型进行分类,然后对内部资本市场配置方式的主要表现形式、功能及其可能异化的风险进行归纳总结.     

试论我国控制权私有收益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Barclay和Holderness在其1989年的论文《公共公司的控制权私有收益》(Private Benefits from Control of Public Corporations)中首先提出运用BH模型中的控制权溢价间接度量控制权私利的大小。本文在借鉴国外BH模型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对BH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计算大宗股权转让价格与每股净资产之间的差额,来衡量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溢价水平,从而来研究公司治理与控制权收益的关系,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市场化进程、治理环境与控制权私人收益

大股东控制是目前国内外公司治理领域中的研究热点之一,上市公司中存在的大股东控制权私人收益体现着大股东的侵害水平。本文分析发现其平均值比较高;不同产业中,第二三产业中的控制权私人收益较高。在内部影响因素中,发现公司经营状况越好,投资者的利益越容易得到保护;在外部影响因素中,发现市场化程度、中介组织发育与法制环境、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都与控制权私有收益都呈负相关关系。     

控制权转移的内幕交易案例研究——基于私有收益获取的视角

股权分置改革后,并购重组中的内幕交易已成为损害投资者利益的重要形式和证券监管的主要矛盾,黄光裕收购中关村科技后发生的内幕交易是此类案件的典型。通过对此进行事件研究,分析了我国制度背景下控制权转移交易过程中、交易完成后资产重组事件内幕交易的可能性与收益。研究结果表明,并购方通过控制权转移后的内幕交易获取私有收益是控制权转移到重要动机。     

国有企业经理人剩余控制权收益分析

企业剩余控制权是企业的重要决策权。在现代股份制条件下,企业剩余控制权发生了从所有者向经理人手中的转移,经理由此获得了相应的控制权收益。特别是国有企业中的剩余所有权与剩余控制权极不对称的组合,经理人积极地使自己的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因此,我国国有企业应重新建立起剩余控制权与索取权的对应关系。     

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计量方法评估及改进

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控制性大股东存在控制权私人收益,其收益多少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在控制权转让过程中,买卖双方对现金流收益的预期;控制权所占发行股票总额的大小等等。由于我国股市股权分置严重,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特点,难以直接测量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私人收益。那么,如何测量我国上市公司私人收益就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本文主要通过对控制权收益测量的理论背景研究,对国际上测量控制权收益的方法加以改进,以适用于测量中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     

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与投资决策

固定资产投资对宏观经济增长和微观企业发展的意义重大。近年来,对企业投资问题的研究围绕着投资与现金流敏感性问题出现了大量的实证研究。本文采用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模型实证结果发现:随着最终控制人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缺口扩大,投资与现金流敏感度增强,但是投资与长期投资机会Tobin's Q的相关性下降。实证结果支持自由现金流假说下的代理理论,即我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投资之所以受内部现金流的影响,是因为最终控制人具有强烈的规模扩张、投资过度的倾向。     

基于资产专有性的企业控制权配置

主流的西方企业理论从资产专用性角度来研究企业控制权分配,无法很好解释企业控制权分配与企业参与者收益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认为资产专用性和专有性是资产的二重性,资产专有性才是企业控制权的源泉,企业内部控制权在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配取决于两者资产的专有性强弱,而不同资产所有者对企业控制权的实现形式取决于其资产拥有者行使控制权所获得收益和付出的成本大小.     

资本结构对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溢价的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独特的资本结构决定了其独特的控制权配置,从而使我国的控制权市场较主流理论中控制权市场对公司治理的意义弱化了,我国控制权市场更多的表现为控制权增值的场所,控制权转移过程中成交价格与净资产值相比的溢价(或折价)即控制权溢价(或折价)反映了控股股东或内部控制人对未来从控制权中获取私人收益的预期,因此,影响控制权溢价的因素是影响控股股东或内部控制人预期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