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提升了农民合作社绩效吗?——基于三省110家种植类合作社的调研

农民合作社根植于农村地缘性的关系网络,基于网络产生的社会资本成为利益相关者走向联合的关键因素。本文基于3省6县110家种植类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实证探讨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对合作社绩效的提升均有促进作用。内部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因素对合作社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规范和关系网络因素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外部社会资本中的纵向联系、横向联系和社会联系因素对合作社绩效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除了组织本身对外部主体信息与资源交换的密切程度之外,理事长等管理者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人际网络资源对组织运行效率的提升也有着显著的影响。本文据此提出增进利益相关者的内部信任关系、加强合作社对外关系网络建设、完善管理者的选拔培养和制度约束机制的政策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双元能力建设及其治理效应

本文基于"组织双元能力"理论视角、以6个柑橘合作社为例分析了合作社双元能力的形成机理及其治理效应。合作社的双元能力以"资源利用能力"和"资源探索能力"为核心,以外部资源整合及内部治理结构优化为路径,能够有效提升合作社的治理效益。在资源利用过程中,合作社通过多种途径对外部资源进行争取、俘获和整合,这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其内生资源不足问题,还显著优化了其资源结构;在资源探索过程中,在合作社内部形成了极具效力的层级化资源传播体系,同时,借助乡村社会中广泛分布的熟人关系网络,合作社的资源传播、转化以及组织学习与创新能力得以不断强化,其辐射范围迅速扩大。可见,合作社的双元能力建设能够有效促进合作社资源结构和治理结构的优化,不断突破其所面临的治理困境,进而实现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     

农民专业合作社“双网络”治理研究——基于案例的比较分析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是对不同主体所形成的控制与激励,直接影响组织绩效。本文通过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以及外部市场三者之间关系,构建出以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为纽带、以提升组织绩效为目标、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互嵌的"双网络"治理结构,并探讨了其运行机制,同时借助案例比较分析,检验了合作社"双网络"治理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借鉴。     

合作社类型、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

治理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有效运营的关键,其完善程度影响经营绩效。本文基于中国4省(区)7个地级市221家农民合作社的访谈问卷数据,探究以合作社为纽带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类型、治理机制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合约治理不仅对合作社经营绩效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还能通过促进关系治理间接提升经营绩效,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存在互补而非替代关系;不同类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程度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关系治理水平较为相似。相较于公司从属型合作社,原生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水平较低,公司主导型合作社的合约治理程度较高。因此,合作社需要审视缔结的产业化经营组织特征,妥善运用合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类机制,提高合作社经营绩效。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决定与“悖论”——基于AHP-QR的实证研究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可分为经济绩效、社员收入绩效、交易绩效和社会绩效等四种类型。基于安徽省2014年299家合作社调查数据,在利用层次分析法(AHP)测度合作社绩效的基础上,运用分位数回归(QR)分析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绩效与社员收入绩效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所占权重最高;不同分位数上的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不同类型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也有明显差异;合作社不同类型绩效的改进存在着"悖论",如固定资产规模"悖论"、政府支持"悖论"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决定与“悖论”——基于AHP-QR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农民专业合作社绩效可分为经济绩效、社员收入绩效、交易绩效和社会绩效等四种类型。基于安徽省2014年299家合作社调查数据,在利用层次分析法(AHP)测度合作社绩效的基础上,运用分位数回归(QR)分析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发现,经济绩效与社员收入绩效对合作社绩效的影响最大,其所占权重最高;不同分位数上的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有所不同;不同类型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因素也有明显差异;合作社不同类型绩效的改进存在着"悖论",如固定资产规模"悖论"、政府支持"悖论"等。     

现代农业示范区运行模式对绩效影响机理研究

在以往研究基础上,总结归纳现代农业示范区运行模式的内涵,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分析运行模式对绩效影响的机理,对政府主体型、企业主体型和合作社主体型三种运行模式的绩效表现差异进行分析。研究认为通过制度的创新和优化,有针对性地改善不同运行模式园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可以实现园区绩效的持续提升,不同运行模式制度改进的方向不同。政府主体型园区应注重培育企业的植根性及优化调整产权制度结构;企业主体型园区内利益相关主体应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关系并引导产业化经营纵深发展;合作社主体型园区应注重引导合作社组织发展和建立完善投融资制度。     

社会资本对农民合作社创新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吸收能力作为中介变量

本文以江苏省农民合作社为研究对象,对社会资本是否以及如何通过知识吸收能力影响合作社的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合作社的社会资本正向影响创新绩效,其中结构性社会资本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认知性社会资本通过吸收能力间接影响创新绩效;吸收能力在结构性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认知性社会资本与创新绩效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可见,合作社内部的信任关系无法直接作用于创新产出。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共同式营销渠道建设策略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搭建渠道稳定的农产品营销系统,稳定农户对农业生产收益预期,提升农户务农积极性,促进农产品流通市场健康发展。研究阐述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支持下的共同式营销渠道建设意义;对农产品传统营销渠道运作成本高企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及物流支撑力问题等问题展开深入剖析;给出搭建"社区+合作社"式、"超市+合作社"式及"网络+合作社"式共同营销渠道的具体策略。     

农民合作社职业经理人股权激励、决策行为与组织绩效研究

"股权激励"作为提升企业职业经理人积极性的重要手段,在合作社这一农民互助性经济组织中是否也能有效发挥作用?文章借鉴最优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基于成都市202份农业职业经理人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2SLS)构建调节效应模型,验证农业职业经理人入股、决策行为倾向与合作社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一是在合作社的制度框架下,尽管存在更为复杂的决策程序,但"股权激励"对合作社经济绩效依旧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二是经理人入股与合作社经济绩效在决策行为倾向的调节作用下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当经理人承担的中高难度任务工作过多、压力较大时,入股行为对经济绩效的正效应就会发生转折;三是要素投入对合作社经济绩效的影响程度不同,资金投入和土地规模化对合作社经济绩效提升贡献较大,技术和劳动力边际贡献均较小。因此,本文提出几点建议:一是完善合作社职业经理人制度,鼓励经理人入股合作社;二是优化对合作社经理人的培训内容,同时做好中高难度工作任务的风险防范;三是优化合作社要素支持策略,重点支持信贷资金、土地规模化和技术对接等外围环境的改善。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合作社的跨期贫困治理逻辑——基于是否脱贫摘帽区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是中国农村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型和历史性跨越，而合作社作为农村重要的组织载体，始终发挥着关键性作用。本文通过构建合作社跨期贫困治理的理论框架，分析合作社提升农户福利的理论机制及其动态变化，并在此基础上选取脱贫摘帽区与非脱贫摘帽区的6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合作社具有跨期贫困治理功能，从全面脱贫阶段到衔接过渡阶段再到乡村振兴阶段，合作社能够持续发挥贫困治理功能，但不同阶段的贫困治理目标和内容具有异质性；(2)合作社主要通过帮助农户进行风险管理和提升生计资本来实现跨期贫困治理；(3)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具有政府干预背景，能够盘活农村各类资源，从而有效发挥贫困治理功能；(4)合作社在脱贫摘帽区与非脱贫摘帽区的跨期贫困治理绩效具有异质性，在全面脱贫阶段和衔接过渡阶段，脱贫摘帽区的产业发展、农民收入、生活环境和生活观念方面的贫困治理绩效要优于非脱贫摘帽区。研究结论有助于进一步明晰合作社的功能和绩效，为新时期促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蔬菜专业合作社为例

目的 品牌建设是引领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关键环节,厘清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行为的影响因素成为解决农民专业合作社现有问题、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绩效和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对于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基于北京市蔬菜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数据,利用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从内部条件、外部条件、组织和文化条件以及政府条件四个方面,分析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行为的关键因素。结果 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条件因素中的种植面积、注册年限、“三品一标”情况,外部条件中的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组织文化条件中的理事长对品牌建设重视程度因素,政府是否进行资金和政策支持因素具有较强的显著性。结论 因此,农民专业合作社应完善合作社内部管理机制、实施规范化运营、加强文化战略建设,同时政府也应该增加扶持力度,共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品牌建设的可持续化发展。     

广东省清远市良好合作社发展现况与对策

为充分发挥合作社联结农户,进而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繁荣的积极作用,加快推进清远市脱贫攻坚、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进程,本文运用问卷调研和深度访谈方法深入考察清远良好合作社发展现况。研究发现,清远市合作社的组织规模较大,具有良好的服务功能和盈利能力,对小农户的辐射带动效应逐渐突显,但同时面临运行不规范、经营层次低和竞争能力偏弱等问题。政府应当强化政策支持,加强合作社人才队伍建设,引导合作社规范、开放合作和创新发展,藉以优化合作社要素配置,提升经营实力和价值链,促进合作社发展壮大。     

陕西区域环境福利绩效研究

中国"十三五"规划对于环境污染提出更严格规制标准的同时,我们不同地区对于资源的过度浪费,不合理配置都将对区域环境福利绩效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生态福利绩效的研究现状,结合陕西区域在资源配置及环境污染的基础上,提出陕西区域环境福利绩效提升的对策。     

内部信任对农民合作社绩效的影响分析

农民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但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其主要原因在于合作社内部缺乏信任,使其很难"真正"合作起来。为此,本文采用问卷调查与定量分析法等方法,运用SEM模型分析内部信任对合作社整体绩效的影响,探析关系信任、制度信任对合作社绩效(经济绩效、非经济绩效)的作用比例。结果表明,关系信任对合作社整体绩效的影响明显高于制度信任;制度信任对合作社经济绩效的影响大于关系信任;关系信任对合作社非经济绩效的影响大于制度信任。以上结果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及合作社管理者提出面向绩效提升的内部信任优化机制,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组织创新、组织异化、主体行为扭曲与支持政策取向

作为现代农业产业组织再组织、再进化的重要表征形式,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的成立契合了政府构建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产业体系和增加农民收入等多重政策目标,成为引领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构的标杆。凭借"交易费用降低+资源配置优化"的纵向优化、"经营规模扩大+市场地位提升"的横向提升,组织创新实现了资源要素整合、交易费用节约和市场势力重塑等诸多绩效。然而,在组织创新的同时,组织发育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异化和主体行为扭曲,成员行为选择"俱乐部化"、家庭农场经营"去家庭化"、忽视联结小农户、合作关系不对等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使得组织进化不仅面临内部利益联结弱化、成员分化风险,也与政府支持其发展的政策目标相背离,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组织创新的前期绩效。组织发展进化的政府规制亟需强化。有为的政策设计应聚焦于避免"政府创租"、"主体寻租"、非排他性资源利用等农业公益性服务领域,探索和创新脱离"补贴激励"、"项目推动"的组织创设支持路径。     

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蔬菜瓜果产业为例

现代农业园区对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加快区域农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基于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调查数据,以蔬菜瓜果产业为例,采用Critic赋权法,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科技示范效益及综合效益等方面评估了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瓜果蔬菜产业的建设绩效水平,同时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定量分析了资金投入与来源、经营主体特征、园区特征及园区所在县(区)经济社会特征对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绩效水平有待提高;资金投入量、"公司+合作社"经营主体及所在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园区建设绩效存在显著的正效应,种植规模与所在地人口密度等因素的影响显著为负。并提出合理增加资金投入,进一步向现代农业园区倾斜;加大现代农业主体培育力度,尤其注重对"公司+合作社"型主体的培育;构建现代农业园区的长效运行与管护机制等建议。     

让市场发挥更大能量——地票制度再创新的思考

如何突破"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等于行政管制或等于指令性计划"的窠臼,实现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与市场机制的有效衔接,已成为当下我国土地制度改革中的一项重大课题.2008年发端于成渝的地票交易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化改革做出了大胆探索.从制度原理来看,地票交易的关键就是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中引入市场机制——使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复垦后的指标经由市场手段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 截至201 1年底,重庆市地票已累计交易8.9万亩,农民直接获得增值收益达124亿元,初步实现了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和促进城市反哺农村的预设目标.但现行地票交易的市场化程度仍然有限,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地票交易制度改革,提升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异化抑或创新?——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特殊性的理论思考

本文试图探讨三个涉及中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根本问题:(1)中国的农民合作社是否特殊?(2)如果中国农民合作社的特殊性是既定的,那么,它为什么特殊?(3)这些"中国特色"的合作社还是不是"合作社"?本文研究发现,基于Leavitt的组织模型,作为舶来品的合作社在目标、参与者(成员)、技术(文化)和社会结构等基本组织要素方面均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本土特色。从历史因素和制度因素考察,中国的农民合作社之所以会呈现出特色形态,是因为其背后隐含着两大关键机制——先赋的产业化机制与引致的合法化机制。通过回归合作社制度硬核,并适当放宽合作社的定义域,本文认为,可以将"惠顾"划分为"直接惠顾"和"间接惠顾"。进而,本文推断,当前中国大多数农民合作社是具有合作制属性、同时产业化和制度性色彩鲜明的股份合作制的改进型(且为过渡型)中间组织,这些合作社并非异化的或伪形的合作社,而是富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创新形态。     

西南民族地区农民合作社参与基层治理功能探析

当前,我国城镇化迅速发展,农业现代化稳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优势日益显现。农民合作社作为服务于"三农"的经济组织,经济功能最为重要。但同时作为一种直接扎根于农村社会系统的组织形式,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基层治理功能。实践证明,伴随着农业经营方式的专业化、组织化、一体化的发展,农民合作社在基层治理中特别是在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基层治理中发挥着一种桥梁作用。具体表现在:构架农民与市场之间的桥梁,抵御市场风险,保障农民利益;构架农民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促进民主管理,维护地区稳定;构架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桥梁,形成合作社文化,促进民族融合;构架民族地区城乡之间的桥梁,平衡城乡资源,创建和谐乡村;构架农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桥梁,繁荣生态经济,建设美丽乡村。可以说农民合作社相对于政府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日益重要的"功能替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