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分析——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估计

研究目的：分析农民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效应。研究方法：结构方程模型（SEM）。研究结果：（1）农民分化特征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且农民分化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增加0.634个单位;（2）在反映农民分化的三个可观测变量中,职业分化和经济分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0.394和0.358个单位;（3）反映其他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认知、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研究结论：农地流转政策要注意区分不同阶层农民特点,积极促进农民各阶层职业结构的合理化,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职能。     

农地产权安全性与农地流转市场的农户参与——基于江苏、湖北、广西、黑龙江四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江苏、湖北、广西、和黑龙江四省(区)1114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地产权安全性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农地产权安全性会形成生产性效应、交易价格效应和交易成本效应,进而影响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农户最终是否流转农地以及流转农地的规模取决于农地产权安全怀所产生的三种效应的叠加影响。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土地承包合同提高了转入户转入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但并不显著影响转出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和农地流转率;签订农地流转合同提高了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而农地流转纠纷并不显著影响转入户和转出户的农地流转率。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应该加快推进新一轮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强化农民农地流转合同意识,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解决机制。     

农地制度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互动机制——基于农地流转的视角

农地制度与农业经营模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本文结合当前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特点和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现状,从农地流转这一特定的视角研究农地制度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后得出：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弥补了农地小规模的不足、促进了农地的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带来了农地流转形式的创新;适度规模经营对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是必要的,通过农地流转带来土地的适度经营有利于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壮大。     

农地征收、农地流转与农民人均收入——基于空间滞后模型估计

通过考虑空间溢出性,构建固定效应空间滞后模型,并利用2009—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农地征收、农地流转对农民人均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征收面积每提高1%,农民人均收入将会降低0.039%,表明农地征收会降低农民人均收入;农地流转面积每提高1%,农民人均收入将会提高0.011%,表明农地流转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因此农地在征收过程中,应提高土地补偿费及农民就业能力,保障农民利益不受损,同时积极稳妥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形成规模经营。     

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农地确权颁证调节效应的分析

本文阐释了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机理,并引入农地确权颁证变量,根据陕西908户农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流转选择及流转规模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农地确权颁证对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流转行为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民是否流转农地及农地流转规模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农民农地转入行为的影响大于对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进一步证实,农地确权颁证对金融知识影响农民农地流转行为发挥了调节作用,即通过提升农地产权强度和强化农地禀赋效应等抑制了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转出行为的正向影响,但增强了金融知识对农民农地转入行为的促进作用。因此,需从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推进农地确权颁证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系列改革措施等方面促进农民农地流转参与理性决策。     

中国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及作用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探明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为实现农业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建言献策。研究方法：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工具变量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产生显著负向影响，农地流转面积扩大会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2）农业化学化水平在农地流转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过程中发挥中介效应，农地流转主要通过降低农业化学化水平而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3）农业机械化水平在农地流转降低农业碳排放强度过程中发挥遮掩效应（削弱作用），农地流转会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进而降低其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减量效应。研究结论：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建议通过加快农地流转、提升农业化学物资使用效率、推动清洁型农业机械应用等措施进一步发挥农地流转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减量效应。     

基于DEA-Tobit模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分析

文章运用DEA模型,结合1033个农户的相关数据,分析农地流转行为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减贫效应,并进一步运用Tobit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流转减贫效应产生的影响因素。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未参与农地流转的农户,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但其中对于流出户来说,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明显高于流入户的减贫效应;且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其中,东部地区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高于西部,西部地区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高于中部地区;此外,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农户所在村距县政府的距离以及农户家庭老年人数是农地流转减贫效应的主要影响因素。据此,要积极引导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农地流转,推广农业技术进步的同时要促进区域间协调发展,同时还应注重提高农民家庭的资源禀赋质量。     

农地流转的地权配置效应研究——基于CHARLS数据

本文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分析了农地流转对耕地经营权配置的影响,并探讨了流转中耕地的流向。研究发现,农地流转能够促进耕地集中和规模化经营,而且随着农地流转程度的提高,耕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也会相应提高;人均拥有耕地面积越多的家庭越有可能参与农地流转,人均纯收入越高的家庭越可能租出耕地,无地少地的低收入农户很难从农地流转中获益。     

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及其福利效应——基于1079个苹果种植户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理论模型探索专业化农户农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并从固定资产不可分性、专业化分工、交易成本节约等方面分析农地流转对农户福利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在"三权分置"农地流转产权制度安排下,农地租赁价格对调节资源配置的杠杆效应有限;专业化农户是否流入农地取决于农户的实物资产专用性、人力资本专用性和农地流转的社会经济风险,而农地流入规模取决于土地的边际收益、生产能力以及农地流转的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执行成本;农地流入会提高农户的福利水平。     

农地流转实现农业、农民和农村的同步转型了吗

农地流转是推进农村经济社会转型、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可从转型视角评价农地流转的效应。基于分析农地流转与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系统关联和互动机理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弹性系数计算2001—2012年农地流转在促进农业、农民和农村转型(下文简称"三农"转型)中的效应,研究发现,农地流转对"三农"转型的效应具有非均衡性:农民转型、农村转型滞后于农业转型,但是三者总体演变和发展趋势是基本一致的;并对省域农地流转的农业、农民和农村转型效应计算并进行类型划分,共分为八大类。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农地流转动力的权衡、保护小农经济和中产阶层、"四化同步"发展和农地流转治理结构优化等方面,实现农地流转"三农"转型效应的联动。     

农村土地流转中土地租金差异化动因及影响研究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土地流转是必然趋势。经过调查研究发现,在土地流转中,不同主体对土地租金的期望不同,进城务工农民对土地租金的期望不高,而留守劳动力对土地的租金要求较高,且期望的租金还要包括劳动力机会成本。留守劳动力对土地租金的博弈直接导致了土地规模化经营中土地租金的高涨,使土地规模经营收益出现倒挂,但政府的补贴又维持了这种不健康的租赁关系。农地租金的非理性增长影响了自耕农的壮大和发展,使农地规模化经营偏向公司化,农业公司对利润的博弈导致了套取政策补贴、农地非粮化等问题,土地规模化经营前景堪忧。建议构建进城农民土地退出机制、扶持培养自耕农、建立多种途径的农业经营合作模式、提高农民社保水平等措施,促进农地经营良性发展。     

农户分化、农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

农业规模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方向,农地流转是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前提条件,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及规模决策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基于中国4省农户调查数据,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分析了农户分化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农地转入规模的影响。研究表明,农户分化程度显著影响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转入规模。其中,农户水平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和转入规模均有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垂直分化程度对农户农地转入决策及流转规模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业劳动力年龄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及流转规模有显著负向影响;农业合作组织对农地转入规模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资源禀赋与农户农地转入参与行为呈现"马太效应"。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和社会化服务水平来弥补农户分化对农业规模经营不利影响等政策建议。     

如何进行农地高效流转?——基于农地拍卖市场的构建设想

农地流转缓慢问题,制约了现代农业规模化经营。如何构建高效农地流转机制成为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通过对前人研究的归纳,分析了影响农地流转的主要因素。通过将拍卖市场规模以及农地产权束完整程度两个主要变量嵌入到拍卖交易模型之中,对这两个变量进行了研究。结论表明:拍卖市场的建立能够使拍卖双方达到共赢,并且随着拍卖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农地产权束完整程度的增加,拍卖效率能够得到提升,市场的价值会不断增加。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民福利变化研究——基于农民分化的视角

农地城市流转是土地资源要素在城市化进程中重新配置的必然过程。为探明异质化日益明显的农民群体的福利水平在此过程中是否发生了差异性变动,采用湖北省武汉市所辖6个远城区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模糊积分评价方法对纯农业生产者、半工半农者和经商兼农者等3种分化类型农民在农地城市流转前后的福利变动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整体福利水平在农地城市流转后略有上升;3种分化类型农民的福利水平均有所改善,但改善程度存在差异,改善幅度由大至小依次为经商兼农类农民、半工半农类农民和纯农业生产类农民;提升纯农业生产者和半工半农者这两个分化类型的福利水平是改善农民整体福利状况的关键;此外,影响这两类群体福利水平的因素集中在家庭经济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心理感受以及环境条件4个方面。     

农地确权能提升村级土地流转价格吗?——基于全国202个村庄的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2012年202个村庄的数据,文章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土地流转价格的影响,研究发现:土地的产权强度影响着土地的流转价格,与非确权村相比,确权村的流转价格甚至高达1.4倍;在5年内不发生土地调整的村庄,农地确权对流转价格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确权会通过降低土地调整的制度风险推高流转价格。未来要提高农民的流转收益,一方面要固化土地和农户的权属联系,防范土地调整带来的制度风险,另一方面要构建有效的农地流转价格生成机制,注意到过高的流转价格对流转供求关系的反向影响。     

农地大规模流转中的流转期限选择研究——基于转出农户视角

基于安徽省长丰县、肥西县、萧县和埇桥区1010位转出农民的第一手田野调查资料,运用OLS回归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了政府主导型农地大规模流转下的农地流转期限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农地流转期限是相对收入、收入来源、租金水平、政策了解程度、农地流转期望、社会关联关系类型以及地域特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表明政府只有设法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注重发挥村干部和乡镇干部的作用,正视农地大规模流转的积极消极作用,并注意地域特征的影响,才能更有利于农地流转契约稳定。     

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扭曲的政府干预效应 ——基于边际价格理论的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考察政府不同干预行为对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扭曲的影响效应,为完善农地生产要素配置及优化农地市场内外环境等提供政策建议。研究方法： Binary Logistic模型。研究结果：（1）当前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本应反映承包地利用产生的经济效益,由土地要素投入产出品的边际收益价值所决定;但受市场机制不完善、乡土伦理规范等多重影响,农地实际流转价格与要素价格间产生差异,表现为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扭曲。（2）政府不同的干预行为对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扭曲产生差异化效应。政府主导流转的直接干预模式会引起流转价格的高价扭曲,而通过构建流转交易平台、提供补贴等政策间接干预会缓解流转价格的低价扭曲。（3）对土地的经济诉求和保障诉求是造成流转价格扭曲的重要原因。研究结论：农地经营权流转价格的形成应交予市场,政府应避免直接干预造成价格的人为扭曲,可通过土地流转中介组织或补贴政策来间接培育优化农地市场交易环境。     

农户农地转出期限偏好内隐归因研究——以天津市蓟州区为例

本文以天津市蓟县农户调查问卷收集数据为基础,农户农地转出期限偏好的影响因素按贡献率进行排序。分析得出农户农地转出期限偏好受到户主文化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提高农户文化水平,改善农村劳动力素质;增加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改正农民传统思想,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完善政府管理职能,促进农地合理流转;组建中介服务组织,保障农地流转收益。     

白银市农地流转绩效研究

本文分别从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生态绩效三个维度选取10个指标构建白银市农地流转绩效评价体系，运用熵值法对2014—2019年白银市农地流转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准则层中，经济、社会绩效对白银市农地流转综合绩效的影响较大，其权重值分别为0.41和0.419。（2）农作物种植面积、农业机械总动力、农业生产人数及有效灌溉面积权重较高，是影响农地流转综合绩效的主要因素。（3）农地流转对提高农民收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提高当地城镇化水平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贵州省农地流转现状及制约因素研究

新形势下,做好农地流转工作,寻找制约土地流转的关键因素是迫切而重要的。文章通过抽样调查与数理统计方法,对贵州省7个典型县(区)的358户农户家庭进行实地问卷调查。通过数据分析,归纳总结了目前贵州省农地流转的现状,挖掘出制约农地流转的相关因素。研究结果认为:(1)农地流转规模差异主要表现在流转方式、流转对象及流转规模等3个方面。流转的主要方式为转让与出租,流转规模总体偏小,流转对象大部分限于农户之间。(2)制约因素主要受到地理环境因素、土地价格因素、农户自身因素及政策制度等4个层面影响。经过实际调研,该文提出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提高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提高农民认知水平,完善农地流转政策法规体系等方面可行对策建议,对加快贵州省城乡一体化建设、提高农地流转效率、推动农村经济快速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