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差异下农民工流动就业行为的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

文章从代际差异的视角,运用模糊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研究了两代农民工在资本禀赋约束下的就业地点选择决策。通过对贵州省调研数据分析发现:不同的资本禀赋差异导致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选择呈现多样化,其中第一代农民工最佳就业地点为本地乡镇,新生代农民工则为县外省内;两代农民工就业地点决策行为均体现出有限理性特征,但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更具有决策理性。     

自雇就业促进还是抑制农民工的消费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社会融合专题调查数据,采用内生转换模型分析自雇就业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自雇农民工的消费收入弹性比受雇农民工高0.06;自雇就业对农民工的消费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自雇农民工与反事实的受雇情形相比,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增加39.93%～44.33%,消费率提高17.42～18.21个百分点;按消费结构来看,食品消费支出增加14.85%～15.84%,住房消费支出增加123.21%～136.67%;自雇就业促进消费的结论在模型设定上以及不同特征农民工群体中都具有稳健性;农民工的自雇就业是基于比较优势的选择,具有更强的稳定性,提升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合意愿,从而促进了消费的提升。     

教育人力资本、互联网使用与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

本文基于2016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MLogit模型,将职业选择划分为职业类型和就业身份两个指标,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途径。研究发现:第一,较高的教育人力资本能够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选择能力,这些职业包括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商业和服务人员;第二,不同教育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影响存在差异,表现在初中教育程度对自营劳动者身份具有显著影响,高中学历对雇主身份的影响概率更大,而专科及以上学历则对受雇职业身份具有显著影响;第三,进一步探讨发现,互联网使用是教育人力资本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选择的作用途径,即教育人力资本可以通过显著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互联网使用率来增加其选择更高层次职业的机会。     

江苏省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研究

文章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查数据对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代际差异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目前江苏省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总体上已经达到"半"市民化以上的水平,但存在着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Gfilds分解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内部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受教育水平、收入、社会资本和外出务工目的;进一步的Oaxaca-Blinder分解结果显示,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之间城市融入程度差距的89.03%应归结为禀赋差异,系数差异所导致的城市融入程度差异仅占10.94%。     

自雇还是受雇:农村流动人口人力资本作用机理与实证检验——基于CGSS数据经验分析

本文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和健康状况三方面分析人力资本对农村流动人口自雇与受雇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为初高中的农村流动人口倾向选择自雇;随着工作年限增加,农村流动人口选择倾向从受雇变为自雇,到达一个拐点后选择倾向又转变为受雇;而健康状况对农村流动人口选择自雇与受雇的影响不大。进一步研究人力资本对农村流动人口自雇与受雇内部异质性选择的影响发现,与低地位受雇相比,受教育程度越高,从事高地位受雇与创业型自雇的概率越大;随着其工作年限增加,从低地位受雇转为高地位受雇或创业、生存型自雇的概率增加,但到达拐点之后从事高地位受雇与创业、生存型自雇的概率均会降低。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依据江苏省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分析结果表明,两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高于第一代农民工;收入水平、社会资本和受教育水平是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键;在城市融入程度的不同分布水平上,受教育水平对第一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影响的差异更大,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作用更大。因此,促进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必须考虑两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影响因素上的差异。     

正规教育与技能培训:何种人力资本更有利于农民工正规就业?

人力资本是促进农民工正规就业、改善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往研究并未深入挖掘何种人力资本在提升农民工就业层次方面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对此,本文基于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Logit模型基础上采用系数集束化的统计方法,比较了正规教育和技能培训两种人力资本对农民工正规就业影响的相对效果。研究发现:技能培训是影响农民工正规就业更为直接和有效的人力资本要素,其作用远远高于正规教育,但技能培训相对于正规教育的作用优势存在着明显的代际差异和职业分化特征。在代际差异上,对于两代农民工而言,技能培训的作用均高于正规教育,但在第一代农民工的就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职业分化上,技能培训所发挥的作用仍然高于正规教育,并且前者相对后者的优势会随着农民工"去体力化"的职业分化过程表现得愈发突出。     

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基于南京市的调查

基于对南京市农民工的调查,研究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存在的代际差异。运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和参保行为的代际差异,并通过比较影响新生代和传统农民工参保行为因素的Logistic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代际之间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参保率明显高于传统农民工。个人因素、就业非正规性、移民倾向对农民工参保行为的影响存在代际差异。     

农民工职业流动性代际差异分析——基于江西省农民工调研数据

本文依据江西调查样本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性及其影响因素的代际差异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存在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性别、家庭负担、打工是否压力大、总收入趋势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相似,但存在影响程度的差异;婚否、土地流转意愿、离职综合因素对两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性影响系数的变化趋势存在差异,影响程度也有较大代际差异。     

代际差异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农地流出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第一代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对持有土地的认知、人力资本特征、外出务工目的、务农经验及年限、家庭情况、收入情况这六个影响因素来分析比较代际差异视角下农业转移人口的农地流出倾向。结果表明新生代农业转移人口将农地流出的概率要高于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三类城市的考察

本文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对辽宁省三类城市的656名在城务工新生代农民的创业选择意愿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与其人口学特征、个人家庭经济状况、社会网络状况、务工经历中的人力资本提升等4个方面相关。其中,受教育程度、家庭耕地面积、外出务工的朋友个数、有亲朋好友担任公务员、教师、医生以及与当地人的融洽相处等变量与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正相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年龄阶段、是否拥有技能对新生代农民工创业型就业意愿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是否参加培训、月工资收入水平与创业型就业意愿显著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创业型就业意愿存在性别差异。     

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研究——基于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调查

本文基于对杭州市浙江籍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查,分析农民工就业代际差异.首先分别对两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就业状况等进行对照描述性统计;其次采取独立样本假设F检验、T检验、区间检验等方法,验证两代农民工在工资及待遇、兼业性、未来就业预期等方面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并利用品质相关分析,验证年龄代的不同是否对农民工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就业遇到的最主要困难等存在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代农民工在务工月工资收入、兼业性、工作经验、流动动机与目的、就业渠道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     

代际差异视角下资本禀赋对返乡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影响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文章运用有序Probit回归模型,以贵州省为例实证分析了资本禀赋对两代返乡农民工就业满意度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经济资本中的工资水平和资源资本中的交通条件对两代返乡农民工就业满意度都有显著影响;人力资本中的健康状况,社会资本中的就业途径和对亲友的信任程度,以及资源资本中的居住地距最近工业园的距离对返乡农民工就业满意度有显著影响,但存在代际差异。最后据此提出相应的建议。     

代际禀赋视角下的农民工消费行为研究——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群体逐渐形成了禀赋代际差异的两代农民工,代际禀赋差异导致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代际变化,使两代农民工产生了不同的身份认同:大部分老一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属于农村传统温饱型消费方式,其在身份认同上仍把自己当作农民,其最终归宿是"返乡";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则有着向现代城市消费方式转变的特征,其最终愿景是通过"留城"实现市民化。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与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

基于目标设置理论的渐进适应模型,本文利用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及代际差异。生活适应状况对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公平感知程度的强化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的融入预期,同时其在农民工的生活适应状况和社区融入预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调节效应;生活适应状况、公平感知程度对农民工城市社区融入预期的影响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在生活适应变量上突出表现为完全适应城市生活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区融入预期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而对第一代农民工则呈现抑制效应;在公平感知变量上主要表现为公平感知程度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     

资本禀赋、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的影响——以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为例

基于陕西省返乡创业试点地区咸阳市杨陵区与宝鸡市眉县的调研数据,从就业状态视角出发,聚焦于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探究资本禀赋和就业质量对返乡农民工自我雇佣群体就业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后,受教育程度、近一年礼金支出对数与耕地面积所代表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自然资本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到样本选择偏误,要素流动对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均产生显著影响。基于研究结论,建议从"内源性"因素资本禀赋与"外源性"因素要素流动两方面同时发力,以提升返乡农民工自雇质量。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农办副主任唐仁健：加快落实放宽进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政策

第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的目的，基本是挣钱回家，一般都把最终回到农村作为自己的归宿。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一般都没有种过地、不会种地、也不愿意种地，不想再回到农村。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需要城镇管理政策尽快做出调整，为新生代农民工中的相当部分人融入城镇提供必要的条件。农民工转化为市民，最必需的条件有三个：就业、住房和社保。     

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突出矛盾与解决思路

在当前发展转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也面临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研究、分析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以及与上一代农民工的差异和变化,对调整、完善我国农民工就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研究:意义、现状与方向

第一代农民工规模过亿,是一笔有待进一步开发的巨量劳动力资源,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养老压力,在经济社会等方面都有重大影响。文章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农民工代际变化现象后,学术界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研究有所忽视。现有的少量研究,看到了第一代农民工逐渐老去的一面,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较,对其养老问题进行了集中探讨。需要重视第一代农民工的发展研究,将当前过于聚焦的养老研究拓展向全面的发展研究转变,同时展开系统的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现状与需求调查,并努力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理论。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系统论述了第一代农民工发展研究的意义,发现了现有研究在第一代农民工现状与问题描述上的偏差,指出了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     

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基于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提升对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2016年福建省1476个农民工有效样本,应用描述性方法从教育、工作经验、健康和培训等维度对农民工人力资本现状及其群体差异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未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水平的高等教育,但他们对子女教育却有较高的期望;将近七成的农民工认为子女就学受到歧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歧视感知尤为强烈。农民工平均务工年限将近12年,但一半以上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较强,工作经验积累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多数农民工健康状况较好,相对于本地农民工,迁移对外出农民工所造成的健康损耗更明显。农民工有较强的参加培训意愿,但也面临较大的经费负担,农民工在培训时间和培训内容偏好上存在明显的群体差异。最后,本文提出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