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操纵降低了中国股票市场的信息效率吗——来自沪市A股高频交易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尾市交易操纵为研究对象,尝试对中国股票市场可疑的尾市操纵行为进行识别与监测,并基于监测结果实证分析市场操纵如何影响市场信息效率。具体来看,本文利用沪市A股2013-2018年的日内高频交易数据,基于股票尾市交易相关指标异常变化特征,构建了尾市交易操纵识别模型,实证检验了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存在不利影响,市场操纵后股票流动性和股票波动性的异常变化是影响信息效率的关键传导路径,上述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此外,研究还发现,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情形下,市场操纵对信息效率不利影响程度较小。     

中国股票市场操纵对市场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基于收盘价操纵行为的识别与监测

基于收盘价操纵后股票价格的变动特征,本文构建了收盘价操纵行为的识别方法——尾市价格偏离模型,并利用中国股票市场的分时高频交易数据实现了可疑收盘价操纵行为的监测。进一步,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实证分析了收盘价操纵影响市场流动性的方向、程度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收盘价操纵会导致股票交易成本上升和流动性下降,这种影响往往在股票市场处于震荡和下跌阶段时更为显著;同时,投资者报价策略趋于保守化是收盘价操纵对市场流动性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而引发投资者调整报价策略的原因可能是股价波动加剧后订单非执行风险的降低。     

市场中介声誉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2016年以来的债券违约潮引发了投资者对证券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中介在自产定价中所起的声誉效应的关注.已有文献探讨了市场中介声誉与IPO抑价的关系,但关于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影响的研究较少.本文使用2009—2019年的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市场中介声誉对债券信用利差所起的信息效应和担保效应...     

融资融券交易提升了股市流动性吗?——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融资融券交易对股市流动性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结论,不过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结论认为融资融券将提升股市流动性。本文基于沪深市场个股交易数据得出的实证结果表明:融资融券标的股票的流动性要显著高于非融资融券标的股票,融资融券交易对于个股流动性有着显著的提升作用,并且主要体现为融资买空对流动性的提升作用,而融券卖空对于流动性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此外,融资融券交易事件日前后个股流动性的对比结果显示:融资融券交易推行后,个股的流动性水平较之前有了显著提高。之后应继续完善融资融券交易制度,促进融资和融券业务均衡发展。     

基于高频数据的中国股指期货市场操纵模式识别研究

从中国市场特征出发,总结市场操纵三种可行模式,并采集真实交易的高频数据,筛选出以银行股为标的的模拟操纵案例,通过脉冲相应冲击与方差分解技术对本次案例的操纵模式进行识别.结果显示本案例选择的是间接模式,利用羊群效应推动沪深300指数,建议完善期货与现货信息交流渠道、健全期货与现货协同监管机制等政策手段,防范操纵风险.     

信任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此外,本文还利用路径分析法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进一步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内部控制能抑制股票市场操纵吗？——基于日内高频交易数据的检验

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日内高频交易数据探究内部控制对股票市场操纵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控制与股票市场操纵显著负相关,使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变量替换等方法检验后,结论稳健。理论分析和机制分析表明,内部控制可通过提升上市公司信息透明度对股票市场操纵产生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显示,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独立董事占比等公司治理因素、行政审批和法律法规等制度环境因素可对内部控制与市场操纵之间的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本文为内部控制制度的实施提供了市场公正层面的理论支持和经验证据,对提高我国股票市场质量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工资增长推升了通货膨胀水平吗?——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通过分析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结构老龄化和政策因素驱动我国实际工资增长,并构成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基于2001—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实际工资与GDP平减指数(10%显著水平)、消费者价格指数(1%显著水平)、商品房销售价格(1%显著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实际工资增长不但从成本方面推升了通货膨胀,还通过直接扩张需求、在消费者信贷市场上承担"资本品"功能和杠杆效应,从需求方面拉升通货膨胀。在房地产市场上,房地产价格的看涨预期、工资增长导致的按揭能力增强和银行住房贷款增长,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工资—通货膨胀循环传导机制。     

利润操纵行为影响会计稳健性吗?——基于季度盈余不同汇总方法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季度盈余的方法研究会计稳健性。以往文献主要使用会计年度(即公历年度)盈余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稳健性,相对无法有效地分离或控制利润操纵行为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本文使用不同的方法对季度盈余进行汇总,得到会计年度盈余及其他三种受利润操纵行为影响较弱的年度盈余。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年度盈余和其他三种年度盈余都表现出了稳健性特征。这一经验证据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报告盈余具有实质意义上的稳健性,利润操纵行为并未影响会计盈余的稳健性。     

投资者教育发挥作用了吗?——来自公募基金个人投资者调查数据的证据

投资者教育是保障资本市场平稳运行、良性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建设。本文利用20000多份全国公募基金个人投资者调查数据,分析了投资者教育对基金投资收益的影响,并基于行为金融学框架探究了其背后的作用机制。以往文献研究表明,金融知识水平对投资收益会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发现,获取金融知识的渠道也会影响投资收益。相对于自己学习金融知识、相关工作经验累积金融知识、向亲戚朋友学习金融知识,投资者教育(如参加金融机构的投资教育活动、接受金融经济类课程或培训)更有助于投资者缓解趋势追逐、频繁交易、处置效应等交易行为偏差,从而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进一步分析表明,投资者教育通过提高“理性程度”来提升基金投资盈利概率、投资总收益率和年均收益率的中介效应分别为19.41%、17.09%和12.75%。此外,不同群体参与投资者教育的积极性和受教育效果存在显著差异,投资者教育要更多采取“分类教育”的形式。本文研究对进一步加强投资者教育、更好地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做市商稳定了市场吗?——来自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证据

交易机制会对市场的稳定性造成影响。从理论上说,由于做市商具有维持市场稳定有序的义务,所以,通常做市商市场的稳定性较高。本文基于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数据,利用非参数检验和Levene方差检验,实证验证了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做市商对市场波动性的影响,发现做市商并没有起到降低市场波动的作用,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媒体报道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吗?——来自创业板的证据

针对创业板公司股价的"暴涨暴跌"现象,本文运用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情绪理论,研究了媒体报道对创业板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创业板中,上市公司受到媒体报道越多,其股价崩盘风险越高,而且,不同性质的媒体报道均会加大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进一步分析显示,媒体报道显著提高了公司下一年的股价崩盘风险,其中,媒体的正面或者负面报道依然会显著提高公司下一年的股价崩盘风险,而中性报道对公司下一年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     

工资增长推升了通货膨胀水平吗?--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通过分析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机制,认为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结构老龄化和政策因素驱动我国实际工资增长,并构成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基于2001—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实际工资与GDP平减指数（10%显著水平）、消费者价格指数（1%显著水平）、商品房销售价格（1%显著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实际工资增长不但从成本方面推升了通货膨胀,还通过直接扩张需求、在消费者信贷市场上承担“资本品”功能和杠杆效应,从需求方面拉升通货膨胀。在房地产市场上,房地产价格的看涨预期、工资增长导致的按揭能力增强和银行住房贷款增长,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工资—通货膨胀循环传导机制。     

企业文化会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吗?——来自中国沪市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我国2007-2014年沪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考察企业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进一步考察企业产权性质和经营状况不同的情况下,企业文化如何影响社会责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文化会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这种影响在非国有企业中比在国有企业中效果更显著;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时,良好的企业文化会指导和约束企业继续承担社会责任,但如果企业经营状况持续恶化至发生亏损,企业文化不能再指导和约束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这些研究结论对于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以及对于如何促使企业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金融化损害商业信用了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少,且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财务风险机制”和“资源挤占机制”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商业信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中国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国泰安数据库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不同操纵证券市场行为假说进行检验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操纵行为存在一定的持续性;股权集中度越高,就越可能发生股价操纵行为;市场交易频率与股票的超常收益正相关,流通股东人数与股价超常收益负相关验证了中国证券市场操纵者获得超常收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交易型操纵行为。     

财政纵向失衡的健康效应——来自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的证据

基于人口流动背景,将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与城市宏观数据相匹配,设计Ordered-Probit等模型探究财政纵向失衡的健康效应。研究发现：第一,财政纵向失衡程度降低会显著提升流动人口健康水平,财政转移支付对于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且这一结论通过了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第二,财政纵向失衡对流动人口健康的影响在人口净流入城市、低学历流动人口、中青年流动人口群体中更加显著;第三,财政纵向失衡会通过显著改变医疗卫生支出占比和医疗卫生服务供给效率而影响流动人口健康;第四,财政纵向失衡程度与流动人口健康水平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不同区间的财政纵向失衡对流动人口健康影响程度存在差异。     

并购商誉能提升公司业绩吗?——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按照我国会计准则确认计量的并购商誉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市场集中度对并购商誉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影响。基于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2年并购活动财务报告数据,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支付较高商誉成本提升了公司当期业绩,但降低了公司未来期间的业绩。进一步研究发现,除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外,上市公司支付较高的商誉成本显著降低了公司业绩。本文的结论补充和拓展了关于会计准则执行产生的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为准则制定部门、监管机构和开展并购活动的企业提供了依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