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与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关系——1997～2005年季度数据分析

2005年7月人民币升值至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并没有出现下降的趋势,可见“人民币升值论”是值得怀疑的。在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借鉴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1997年第1季度到2005年第2季度的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与中国对美国出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与中国对美国出口之间并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得出结论,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变动与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之间没有系统性相互影响和决定关系,调整人民币对美元的名义汇率并不是改变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有效政策工具。     

双边实际汇率、出口规模与出口质量

本文采用2005~2011年中国对147个国家和地区的6位数海关编码出口数据,实证研究了人民币与进口国货币之间的双边实际汇率变化对中国出口的影响。研究表明,不同产品出口的实际汇率弹性与产品质量有关,高技术含量产品出口的汇率弹性小于低技术含量产品。人民币相对于进口国货币的实际升值一方面会对出口规模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却能优化出口结构,提升中国出口产品的整体质量。     

中国实际利率与实际汇率相互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拟研究汇改前后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国实际利率的不同影响。本节利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后．人民币实际汇率和中国实际利率、美国实际利率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实际利率对中国实际利率的短期和长期动态影响如何？利用方差分解。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美国实际利率对中国实际利率贡献度的大小。本文的研究对我国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及如何维持利率政策独立性．避免利率政策对汇率波动带来的影响做出过度反应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人民币实际汇率波动对中欧进出口贸易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建立GARCH模型量度了人民币对欧元实际汇率的波动性,并运用协整检验模型、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技术就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与欧元区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在长期内随汇率波动而增加,而进口却随汇率波动而减少;在短期内汇率波动推动中国进口,抑制中国出口。人民币升值在长期内给双边出口均造成伤害,但对中国出口伤害更大;在短期内人民币贬值将对中国进出口均有推动作用。本文分析还表明,在长期内,中国对欧元区出口收入效应远远大于欧元区对华出口收入效应;在短期内,中国实际收入变动对欧元区出口表现负向冲击,而欧元区实际收入变动对中国出口表现为正向冲击。中国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出口欧元区产生推动作用,对欧元区出口产生抑制作用,且前者大于后者。实际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性变化对欧元区对华出口变动的解释力高于中国实际收入水平变化的解释力,而对于中国对欧元区出口的变动,欧元区实际收入水平变动的解释力高于实际汇率水平及其波动性变化的解释力。     

经济发展模式路径依赖与日本经济长期萧条——基于日元实际汇率正反馈效应的解释

考察了日元兑美元实际汇率与日本出口、进口、贸易余额和GDP之间的短期与长期Granger非因果关系。对1976～2007年的时序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多个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非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发现日元实际汇率与出口以及与GDP的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是双向的。上述经验性证据意味着模型系统存在正反馈效应和路径依赖机制,并为日本何以在萧条中迷失了10年之久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     

移民汇款、实际汇率升值及“荷兰病”——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移民汇款促进经济增长效应在实证检验中尚未得到证实。移民汇款可能存在阻碍母国经济增长的效应,其内在机制被归结于移民汇款引起了母国实际汇率升值、出口竞争力下降,从而导致"荷兰病"。移民汇款流入在中国国际收支中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项国际资本流动。通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中国国际移民汇款流入存在显著的实际汇率升值效应,且实际汇率与移民汇款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中国移民汇款存在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应成为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变量之一。     

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对中国FDI流入的影响——基于1979~2008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关系分析、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分析和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9～2008年度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FDI流入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FDI的流入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而人民币对美元、日元和欧元的双边实际汇率却分别与美国、日本和欧盟对华直接投资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     

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侧重于供给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法从供给的角度研究了影响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因素。发现实际汇率与机电产品出口之间并不存在协整关系。此外还发现国外收入状况、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高级人才培养力度、科研成果数量都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具有长期稳定的正向关系。机电出口额的迅速攀升也引导着国外直接投资和本土固定投资的选择方向,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机电产业的实力,促进了出口。通过实证分析,文章建议扩大机电出口的对策在于供给方面：只有持续加大物质资本、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增强机电产品竞争优势,才能真正扩大机电．产品的海外销量。     

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

本文运用负二项计数模型,探究了美国对中国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反倾销的宏观决定因素有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失业率、从中国进口渗透率、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率、美国对中国出口比重和中国对美出口比重以及美国反倾销法变化;(2)美国工业生产增长率下降、失业率增加、从中国进口渗透率提高和美元对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率上升,会增加美国对中国反倾销调查及最终措施数量;而美国对中国出口比重增加,会降低对中国反倾销调查及最终措施数量。相比来看,美国从中国进口渗透增加是对中国反倾销的最主要决定因素;美国反倾销法的变化增加了对中国反倾销数量,而中国对美出口比重减小会对美反倾销行动产生抑制效应。     

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1973-2001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用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性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1973-2001年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显示在这段时间内,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本文认为,这种均衡关系的存在从一个侧面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和调整是适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需要的。     

Fixed Export Costs and Export Behavior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direct assessment of how fixed export costs (FECs) and productivity jointly determine firm‐level export behavior. Using Chilean data, we construct indices of FECs for each industry‐region‐year triplet and match them to domestic firms. Our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firms facing higher estimated FECs are less likely to export, while those with higher productivity export more. These outcom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the widely‐used sorting mechanism in trade models with firm heterogeneity. We also find that the substitution between FECs and productivity in determining export decisions is weaker for firms with higher productivity. Finally, among firms that export, both larger FECs and greater within‐triplet productivity dispersion are associated with a greater export volume of the average exporter.     

Export Promotion Via Official Export Insurance

Proponents of free trade argue that export promotion distorts competition and undermines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In most countries export insurance i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consequently, is driven more by a broad range of policy objectives than purely insurance principles. This paper, however, shows that export promotion does not necessarily imply trade distortions and that most export destinations do not benefit from insurance premium subsidies. A significant policy implication of these findings is that the WTO and the EU are correct not to banish completely official export insurance.     

出口信用保险守护出口企业

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要求买家提供100％货品资金担保的信用证结算方式已日益受到海外买家的抵制。为扩大出口，中国出口企业往往采用放账（O／A）、付款交单（D／P）、承兑交单（D／A）等方式与海外买家进行交易，由此大大增加了收汇风险。     

Joint-Product Export Smuggling and Export Tax Policy

The effect of smuggling on tax revenue collection and the revenue-maximizing tax rate is an unresolved issue in the smuggling literature. Clandestine and joint-product smuggling models arrive at different conclusions concerning smuggling's effect on tax revenue collection and the revenue-maximizing tax rate. Clandestine (joint-product) smuggl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assumption that legal and illegal trade are substitutable (complementary) activities for the exporting firm. The effect of smuggling on the tax rate and tax revenue is shown to be dependent on whether smuggling and legal trade are assumed to be complementary or substitutable activities.     

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出口选择抑或出口数量

要素市场扭曲是影响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对企业选择更多出口还是选择更高的出口数量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出口两种成本影响机制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工业部门2001~2007年的企业数据,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实质检验了要素市场扭曲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要素市场扭曲对企业的出口选择和出口数量具有相反的影响作用,刺激了更多的企业选择出口,但是抑制了出口企业出口数量的提升;分所有制视角的检验发现,上述影响对于非国有企业更加明显;在采用工具变量控制内生性以后,以上结论依然成立。     

贸易“新常态”背景下中国出口贸易模式转型的成本考量

以贸易成本和生产成本的变化为切入点，运用2003年至2013年27个行业的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劳动力成本、企业规模、劳动生产率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后的两个时期内对于出口贸易的不同影响，以此说明成本因素变化对于贸易转型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向贸易“新常态”转变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正在弱化，重“量”而轻“质”的粗放型外贸发展模式不可持续。     

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出口固定成本、融资约束与中国企业出口参与

本文基于新新贸易理论和中国企业面临融资约束的现实,建立离散动态出口模型,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出口参与。进而运用2004～2008年中国七十余万家制造业企业数据,从内源融资、银行信贷和商业信贷3个维度衡量融资约束,实证检验理论分析。结果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是企业参与出口的关键,商业信贷对企业出口参与贡献最大,银行信贷次之,内源融资贡献最小。细化样本后发现,克服出口固定成本仍然是出口的关键,但是,无内源融资企业较之有内源融资企业,内资企业较之外资企业,出口融资都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和银行信贷;国有企业出口融资更多依赖银行信贷,而民营企业更多依赖商业信贷。变化融资约束衡量方法后,结果依然稳健。     

人民币汇率、企业出口边际与出口动态

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文章深入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工业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1)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中国工业企业的出口决策、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从标准化系数来看,其对出口数量、出口价格和出口额的影响相对较大,这说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更多体现在集约边际上,并且在集约边际内部,企业主要通过调整出口数量来应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其出口的冲击;(2)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企业生产率水平、规模、融资约束、所有制和贸易方式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3)就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企业出口持续期的生存分析发现,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显著缩短了企业出口的持续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