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2013年CHIP数据中的农户个体,研究农民群体中从事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主要的研究结论有:农民自我雇佣收入远低于城镇居民,前者只有后者的68.24%;农民从事自我雇佣具有许多低端特点,低雇佣规模、低资本投入、且集中在低技术含量的行业;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初始投入资本、雇佣规模和行业等对农民自我雇佣收入有积极显著影响。最后,揭示了这些结论的政策含义。     

增值税转型改变了企业的雇佣行为吗?——对东北增值税转型试点的经验分析

2004年的东北增值税改革试点产生了广泛影响,并直接导致2009年全国层面的增值税改革。自试点开始,关于此次税改影响的焦点集中在对企业劳动力雇佣的影响。本文使用东北三省40,000多家企业2000-200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DID),并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本文发现:整体而言,东北地区的增值税改革试点显著的提高了试点企业劳动力的雇佣。同时,企业并没有出现增加固定资产而减少劳动力的情况,而是同时增加了固定资产和劳动力。由于本文只对东北地区的企业进行研究,因此本文结论局限于重工业,增值税转型对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影响需要更进一步的探讨。     

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行为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沙县为例

以福建沙县为例,利用实地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有无手艺或技能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自我雇佣行为的影响程度最大,社会文化因素次之,家庭人口数因素的影响最小;具体来讲,有手艺或技能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进行自我雇佣起决定性作用;地区的重商文化氛围和家族文化越浓,该地区的农村劳动力越容易选择自我雇佣;家庭人口数越多,农村劳动力的自我雇佣行为越有可能发生。     

城市商业制度环境影响劳动者工资扭曲吗?——基于世界银行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劳动者的工资报酬偏离其边际生产力,是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普遍现象。文章基于城市商业规制的视角,利用世界银行集团提供的中国30个城市营商环境数据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我国城市的商业制度环境对工资扭曲的影响,以揭示这种城市"软环境"条件下的劳动者工资增长机制。结果表明,各个城市均有不同程度的工资向下扭曲,而良好的商业制度环境能够改善扭曲状况,显著抑制工资偏离。子样本估计表明,商业制度环境对非国有经济部门工资向下扭曲的抑制效果很明显,但对向上扭曲的抑制效果甚微。即便采取不同的工具变量、控制异常样本点以及选择不同的生产函数形式,上述结论仍然成立且稳健。文章的政策含义是: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城市营商软环境,引入外部竞争机制,对于扭转劳动者报酬失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创业自我效能的大学生创业教育研究

创业自我效能对创业意向和创业绩效有着显著影响,能够很好地预测创业行为。本文总结了目前国内对创业自我效能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国内创业教育的现状,提出了基于创业自我效能的创业教育建议,为高校的创业教育实施提供新思路和借鉴。     

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基于辽宁数据的理论分析与政策论证

本文针对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形势,主要依据笔者对辽宁省2009年应届毕业生1%样本的问卷调查和80余家企业用人单位的问卷调查及对沈阳、大连人才市场的若干调查结果,试图从总量与结构相交织的新视角,就如何以可持续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做一新的探讨.     

女性教育收益率为何高于男性?——基于工资性别歧视的分析

很多研究均发现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显著高于男性,本文利用中国城镇居民住户调查数据,也发现2004年中国城镇女性职工的教育收益率比男性高约2个百分点。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职工的教育水平与其面临的工资性别歧视程度呈反向关系,即低教育水平职工中的工资性别歧视程度更高,结果导致不同教育水平的女性之间的工资差异比男性更大,从而女性的教育收益率更高。     

劳动力市场中的财政政策效应——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就业在受到重创之后快速回弹,这与政府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否相关？为此,本文通过扩展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解释财政政策就业效应的微观作用机制,并应用因子分析法实证检验中国财政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发现:财政政策对稳定劳动力市场均衡具有积极作用,而且税收政策的效应强于财政支出的效应;1990-2012年以来,伴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财政政策对劳动力市场动态均衡的影响经历了弱显性期、显性期、效用增强期三个阶段.     

市场潜能促进了制造业女性就业吗?——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首先构造了中国33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真实市场潜能指标,并利用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真实市场潜能对制造业女性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真实市场潜能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女性就业,且考虑变量内生性问题和剔除城市自身真实市场潜能后的估计结果均十分稳健;但这种影响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行业中并不一致,真实市场潜能不利于国有和外资企业的女性就业,但显著促进了非国有内资企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女性就业,对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准交易型雇佣关系有存在的价值吗?——基于能力战略差异的视角

文章旨在分析准交易型雇佣关系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通过企业基于能力战略的差异及不同企业针对性发展的优势能力不同,雇佣关系的选择和价值也会不同,本研究认为准交易型雇佣关系在中国特定情境下有其存在的价值。结论对现今理论上最优的相互投资型雇佣关系在现实中却被极少采纳的问题做出解释,对雇佣关系在中国情境下的运用做出理论和现实的贡献。     

高房价与城镇居民创业*——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往有关高房价与创业的研究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基于2002年和200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分析了高房价对城镇居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高房价能够提高中国城镇居民的创业概率,负担房贷会降低城镇居民创业的可能性,高房价刺激的多为自雇型创业,对老板型创业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由于促进的大多是自雇型创业,所以不能高估高房价对创业活动的激励作用,在未来鼓励大众创业的过程中应该着重考虑其他制度性因素。       

职住分离还是恪守故土?——基于CHIP数据的经验分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推进城镇化和提升发展质量的必然要求。利用2002年和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结合OLS回归、logit和probit二值选择模型分析了劳动者的外迁行为。结果发现:2002年以来,村籍劳动者外迁几率明显提升,尤其是在我国中部地区;外出务工者受教育程度整体偏低,研究初期受教育年限较少的务工者外迁的几率更高,这一结论在后期不显著;外出务工者的工作收入对外迁行为存在倒U形影响,劳动者起初较为关注工作收入,随后倾向于"既来之则安之";外出务工的搜寻成本(如时间和花销)、机会成本(如现期原址收入)及可能产生的"违约成本"(如拖欠行为)都是农业转移人口是否外迁的重要考量因素;年轻家庭更愿意外出,已婚群体外迁意愿降低。     

外资企业抢夺了我国的研发人才吗?——基于企业集团数据的经验分析

本文运用2004—2007年《中国大企业集团》年鉴中按行业划分的劳动工资数据,分析了内、外资企业的工资差异。研究发现,外资企业从业人员和非研发人员的劳动者报酬基本低于内资企业,但其研发人员的劳动者报酬则基本高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研发人员较高的劳动者报酬引致了研发人员的反向流动,但这种反向流动并未削弱内资企业的研发能力。最后本文提出通过引资途径的改变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一政策建议。     

教育提升了劳动收入占比吗——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提出教育对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分为工资效应和劳动生产率效应,结合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阐述了教育影响劳动收入占比的机制,然后运用1994-2003年和2004-200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教育对我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水平与劳动收入占比为负向关系.但近十年来二者之间呈现U型关系,且中国当前处于U型的下行区域,即教育水平对劳动收入占比的负面影响在减小.     

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创业水平吗?——基于省际数据和产业结构异质性的分析

运用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省级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在不同区域基础上引入产业结构异质性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差异化影响,并对其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不同区域来看,无论是全国范围还是东、中、西部各个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能够比较显著地提升创业水平.从产业结构异质性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影响程度具有差异,在东部与西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在中部地区,第三产业占比较低省份的影响更为显著.从机制分析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影响创业水平.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数字普惠金融体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对创业的支持作用;从各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一步提升区域之间的资源整合力度;促进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深度融合,强化其对创业水平的积极影响.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促进了产业数字化发展吗——基于数据交易平台的准自然实验

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作为要素市场化配置的重要内容,是赋能产业数字化发展的重要途径,科学评估其政策效应对于促进“数字中国”建设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全局熵值法测度各地区的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分位数回归模型等探究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研究发现：从影响效果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有效提高了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和创新水平不同,其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从中介效应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通过促进产业融合、提升创新效能进而有助于提高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从调节效应看,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城镇化驱动效应、外商投资驱动效应提升了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同时,劳动力价值越高、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地区,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对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正向提升作用越明显。因此,要不断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提升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作用,提高数据交易平台的建设水平,促进数据要素自由流动,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具有的多元溢出效应,推进区域间产业数字化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