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

文章基于我国社会"二代"现象的现实背景,从公共教育支出的视角,依据代际收入流动理论,采用我国各地区教育经费支出和生均教育经费数据以及"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运用多重门槛模型对我国公共教育支出影响居民代际收入流动的作用机制与程度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水平会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大小,加入公共教育支出变量后,代际收入弹性为0.548,公共教育支出对子代收入的弹性为0.154;(2)随着政府教育支出水平的提高,公共教育支出水平越高的地区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增加越显著;(3)各地区公共教育支出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影响程度并不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而不同。因此,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落后地区,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投入都应该持续进行,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后才能显著改善代际收入流动性,缓解"二代"现象。     

基于面板数据的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中的农村数据,在面板数据条件下使用滞后水平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分别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单方程和系统方程进行估计,发现特定时期的单方程估计结果受工具变量的选取影响较大,而系统估计所得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446.这说明父辈收入与子辈收入之间存在较强相关性,代际收入流动性较弱,收入财富呈现出一定的代际继承性.因此,在减少收入分配差距的同时,政府应着重增加公共资源的供给,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从而为农村子女发展创造更多的机会,以增加代际间的流动性.     

代际流动、教育收益与机会平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全国基线调查数据,探讨了中国代际收入流动性及其作用机制。当前中国代际收入弹性在各年龄阶段人群中呈现U型曲线特点,90年代出生的居民面临的代际收入弹性较高,即代际流动性较低。运用阶层线性模型分析了代际间的交互作用机制:父代的收入水平和工作性质会通过影响子代个体特征变量的边际系数对子女的收入产生间接影响。教育是打破阶层固化的重要途径,但实证分析表明,父代的职业对子女的教育收益率存在显著影响,机会的不平等阻碍了代际流动。因此,政策改革应当保障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的平等,从而推动社会代际收入流动,促进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1989-2011年的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代际收入转换矩阵法及MLM模型研究了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所有制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异,在国有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其子代收入的影响更大。(2)不同所有制部门处于收入阶层两端的代际收入流动情况差异较大,国有部门最高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60%;而非国有部门最低收入阶层的代际收入传递程度高达44%。(3)人力资本是影响不同所有制部门代际收入向上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家庭背景在不同所有制部门发挥的作用不同。     

公共教育水平的提升如何增强代际收入流动性——基于CFPS和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对公共教育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机制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仍处于较高水平。其次，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低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赖于父母；而当子女受教育程度较高时，子女收入更多地依靠自身的努力，无需依赖父母。第三，公共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当公共教育水平较低时，公共教育无法发挥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调节作用。当公共教育处于中等水平时，公共教育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当公共教育水平较高时，公共教育对提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最大。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提高公共教育水平、促进机会公平的对策建议。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分配的收入代际流动性

本文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城乡家庭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收入影响,并探讨了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代际流动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父亲对女儿收入水平的影响高于儿子,母亲的收入水平对儿子和女儿并没有明显影响差异;城镇居民家庭的收入流动性高于农村居民,并且随着收入从低到高分布,代际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农村低收入家庭群体具有明显的贫困持续性现象。因此,消除户籍等流动障碍,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能够有效提高社会流动性。     

基于CFPS的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变动趋势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FPS)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度分析.研究发现2010-2018年我国居民家庭整体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并呈现下降趋势;城乡居民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逐年递减的变化趋势,并且城镇居民代际传递程度高于农村居民;东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呈现出先增大再减小的趋势,中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表现出"M"型变化趋势,西部地区代际收入弹性则表现为平缓下降趋势.     

中国劳动力市场代际收入流动研究

代际收入流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机会平等程度,主要衡量指标是代际收入弹性.由于测量误差和生命周期偏误,同类研究对中国代际收入弹性的估计结果差异较大.基于营养与健康调查的代际数据,笔者纠正了测量误差后得到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6,这表明中国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在国际上处于中间水平.     

社会保险如何影响代际收入流动

优化收入分配、促进代际收入流动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本文基于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百分位排序关联系数测量代际收入流动，实证检验社会保险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医保显著抑制代际收入流动，新农合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在低收入父代家庭和城镇地区更加显著。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内生性后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社会保险通过人力资本、财富资本和借贷资本三种渠道影响代际收入流动。基于实证结论，本文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增强社会保险的反贫困和收入再分配功能，进而夯实代际收入流动的物质基础，助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代际收入流动性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一个综述

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代际收入流动性强意味着子代相对于父代更具有独立性。促进代际流动有助于实现机会和收入的平等并提高社会效率。在流动性的度量中,主要使用回归系数法和转换矩阵法。代际收入流动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社会关系网络、选型婚配、生理遗传等。西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考察往往忽略了这些因素背后的制度因素。     

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代际流动的变动趋势

<正>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日益拉大的今天,代际收入流动性的高低成为社会是否公平的一项重要参考依据。文章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分配"课题组1988年、1995年和2002年三次抽样调查的数据用回归分析了中国城镇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发现我国代际收入流动性近些年来有下降的趋势。     

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来自中国城乡家庭的经验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城乡家庭代际间的职业流动与收入流动进行实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1)城镇家庭子女的职业随其职业生涯的发展有向父辈职业"回归"的趋势,而农村家庭中父代从事非农职业有助于子女实现职业的向上流动。(2)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利于代际间职业的向上流动,但其父辈的社会经济特征也对代际间的职业传承和流动有显著的影响。(3)代际之间职业的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代际间的收入流动,代际职业传承对高收入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影响更强。     

非自愿搬迁与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

本文基于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视角探讨了非自愿搬迁对移民教育公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移民教育代际梯次流动与跨越式流动的模式,并利用三峡库区非自愿搬迁移民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非自愿搬迁显著提高了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有利于促进教育代际公平发展。异质性与机制分析发现,相比市内安置和后靠安置,市外安置和非后靠安置更有利于改善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宏观受教育机会环境、家庭社会交往环境以及个体同伴相处环境在非自愿搬迁改善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强化作用。此外,在不同教育层级上非自愿搬迁对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呈现非对称性特征,非自愿搬迁对移民教育代际流动性的改善主要发生在较低教育层级,且在该层级上移民教育有明显的代际跨越式向上流动,但移民并未明显由较高教育层级代际梯次流向更高教育层级。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基于教育代际流动规模和质量双重视角保障移民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视角

代际收入流动性反映父代收入对子代收入的影响程度,是衡量机会公平的重要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不同所有制部门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存在显著差别。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部门工作的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自我雇佣者等体制外部门,而来自集体经济部门的父代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最小。子代个人特征差异对体制外部门和集体经济部门的子代收入差距的贡献超过65%,而对体制内部门与其他两个部门间子代收入差距的贡献只有不到50%。同时,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程度差别和个人特征对收入差距的贡献在子代收入分布的不同位置上有不同表现。     

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研究注重收入代际流动性测估研究，突出家庭资源影响因素挖掘，重视教育代际传导途径探讨，强调二者之间相互关系分析，但本土理论建树欠缺，内在机理探讨不足，多种学科观照较少，定性定量结合不够。展望我国教育发展促进收入代际流动性的研究，我们要加强基础理论建设，重视内在机理探讨，强化多维视角剖析，推进质量结合探究。     

中国家庭收入流动性与收入不平等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中连续抽取的家庭为样本,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用公理化方法和福利评价法,对我国1988—2008年间家庭收入流动性水平与结构进行了测度和分解,并估计出收入流动对中长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家庭的相对收入流动性和绝对收入流动性的变化及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不同。绝对收入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相对收入流动性呈周期变动。绝对收入增长具有"马太效应",相对收入等级流动具有"粘性"。绝对收入流动降低了中长期的绝对收入不平等,但相对收入流动加剧了相对收入不平等。     

劳动力自由迁移为何如此重要?——基于代际收入流动的视角

未考虑人口迁移影响的代际收入弹性估计存在偏误。本文将人口迁移与区域特性纳入代际收入弹性估计方程,并运用迁移概率作为局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迁移者的代际收入弹性不到未迁移者的一半。而当前我国代际收入流动的主要问题在于部分人群面临"代际低收入传承陷阱",他们可以通过迁移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等方式摆脱这一陷阱,这至少可以使一代人免受代际低收入传承的困扰。进一步分析迁移对代际收入传递路径的影响,结果表明教育在可识别的代际收入传递路径中贡献最大,而迁移强化了这一影响。鉴于人口迁移对代际收入流动的重要影响,政府部门有必要进一步采取措施降低劳动力自由迁移的障碍,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增进社会公平程度。     

收入代际流动计量偏误的文献综述

收入代际流动为收入分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大部分研究以代际收入弹性来衡量收入代际流动性,而其中存在着一些因素会导致计量偏误。文章对偏误产生的原因、解决方法做了简略的综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价,最后预测了该研究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吗？

数字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契机。本文采用2014年、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轮调查数据，以及2012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数据，运用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影响的门槛效应，并运用OLS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在未达到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在超过门槛值后，数字普惠金融对代际收入流动具有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初期阶段数字普惠金融受限于数字鸿沟，增大了代际收入关联性，不利于代际收入流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农业家庭、低受教育水平家庭和西部地区的代际收入流动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决策参考，为促进代际收入流动和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微观证据。     

代际流动性趋势及其分解:增长、排序与离散效应

本文以两个相互独立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家庭调查数据库为数据基础,在采用多重估计方法对流动性趋势进行估计的基础上,引入流动性分解方法对代际流动性趋势的构成进行分解。估计结果显示,我国代际流动性呈现的"倒U型"趋势,在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中都同时存在;约20世纪60年代前出生的子代,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上升趋势,对于在60年代中期后出生的一代人,其代际教育流动性呈现下降趋势。对代际流动性趋势构成的分解结果显示我国的代际流动,主要来源于增长效应,即由社会阶层分布在时间维度上的变化所引起的流动,是社会总量发展的结果;排序效应所引起的流动性水平次之;离散流动对总体流动性贡献不大。增长效应的变化趋势是总体代际流动性变化趋势的主导因素;将增长效应从总体流动中剔除后,代际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变得较为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