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A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的实证分析

本文从实证角度出发,运用区域内贸易比重法、巴拉萨模型,RCA指数等工具,分析了CEPA自签署以来祖国内地和香港的静态经济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的实证分析

2007年7月1日,《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正式实施,推动了中巴双方的经贸合作。文章运用巴拉萨模型检验了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效应,根据实证的结果得出中巴自由贸易协定的实施,无论是对区内两国的贸易创造还是对区外国家的贸易转移效应都不明显,应利用中巴双方产品结构的互补性,促进双边贸易进一步增长。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贸易转移效应之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了欧盟的技术性标准及法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转移作用,以出口市场份额的变动来反应市场占有率的变化,从而推断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转移效应。本文使用WTO/TBT委员会的TBT STC数据库并在对该数据库整理的基础上,搜集了欧盟主要的技术性措施及涉及的产品种类加以整理,采用系统GMM对动态面板数据进行回归。结果显示,欧盟的TBT措施的实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了较大的转移作用。文章还特别就中国出口至欧盟的化学品和电子电气产品对TBT措施及关税进行回归,结果发现,TBT措施对这两类产品产生较大的转移作用,而关税的影响并不显着。     

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论的再思考

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论的再思考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张文朗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理论是由加拿大经济学家瓦伊纳于５０年代初提出的，它至今仍是分析自由贸易区和关税同盟得失的有效工具。但这一理论有其明显的缺陷、对此，本文试从这一理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应用中所暴露出来...     

美国在NAFTA中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1994~2003

本文采用美国与世界各国在各种商品门类中双边贸易的细分数据,运用似不相关回归及反事实估计的方法对美国在NAFTA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分析,测定1994~2003年的十年中NAFTA给美国带来的静态效应及其对中美贸易的影响,并在理论上发展和验证了测定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的计量方法。分析的结果显示:除STIC中的第8类商品外,NAFTA给美国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明显大于贸易转移效应,而且除第3类和第9类商品以外,其他各类商品进口中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都呈现逐渐减弱的趋势。此外,NAFTA十年来对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产生了约2.5个百分点的负面影响。     

日韩对华产业转移的贸易效应研究

日本和韩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外资主要来源地,双边贸易和投资日趋活跃,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分析日本、韩国对华产业转移对我国贸易和我国对日、韩两国出口贸易所产生的效应,能够更好地指导中日、中韩经济合作实践,促进双边经济合作发展.实证分析表明,日本对华产业转移与我国贸易之间为互补关系,韩国对华产业转移和我国贸易之间则为替代关系.日、韩两国通过产业转移对华投资促进了中日、中韩出口贸易的增长,其中中韩出口贸易受到的影响较为显著.     

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基于SADC和ECOWAS的比较研究

文章基于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对非洲两大重要区域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与西部非洲经济共同体(ECOWAS))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进行了评估和对比分析。区别于传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文章将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分为贸易创造效应、出口转移效应和进口转移效应,并考察了两个共同体成员国的重叠身份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显示:一方面,SADC和ECOWAS经济一体化均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增加,并且产生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另一方面,SADC和ECOWAS的总贸易效应均高于模型预期,说明两者的经济一体化通过贸易显著地促进了成员国的福利,但是前者的值小于后者。     

中韩FTA对中韩电子产品贸易的贸易创造效应分析

2004年以来中韩两国的FTA协议和研究如火如荼。当前两国贸易中电子产品的比重最大,对FTA带来的电子产品贸易创造效应估计：韩国的整个贸易创造值是11亿美元,从中国的进口额比重达4．3％;中国的贸易创造值是30亿美元,从韩国的进口额比重达8．3％。进而,为了达到进一步的FTA效应,两国需要扩大电子产品的贸易规模,坚持一边竞争及一边合作的贸易关系,注意贸易转移效应。     

非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基于SADC和ECOWAS的比较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对非洲两大重要区域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与西部非洲经济共同体(ECOWAS))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进行了评估和对比分析。区别于传统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文章将经济一体化的贸易效应分为贸易创造效应、出口转移效应和进口转移效应,并考察了两个共同体成员国的重叠身份可能对其产生的影响。研究显示:一方面,SADC和ECOWAS经济一体化均促进了区域内贸易的增加,并且产生了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另一方面,SADC和ECOWAS的总贸易效应均高于模型预期,说明两者的经济一体化通过贸易显著地促进了成员国的福利,但是前者的值小于后者。     

合格评定互认与区域贸易发展——基于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

合格评定与贸易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热点话题,为研究合格评定互认对区域贸易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和新西兰签订的《关于电子电器产品及其部件合格评定的合作协定》准自然实验的经验证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这一协议对一国出口贸易额的影响,将研究期间内MRA协议中84类、85类、94类产品的出口情况作为研究样本,以其中出口至新西兰的贸易行为作为处理组,以出口至挪威的贸易行为作为对照组,研究得出,中新贸易协定对扩大出口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中新贸易协定的签订对中国相应出口存在积极正向影响,其中双边互认协议的作用明显。基于此,建议稳中求进,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在合格评定领域,加强国际合作,推行国际互认。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的替代效应和创造效应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外商直接投资也逐步增长。数据表明,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外资企业。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又有7成以上是在制造业。本文通过对1989—2005年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工业制成品进出口额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表明,目前阶段,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创造效应比较突出,而贸易替代效应还未完全凸显。从长期来看,要继续保持外资企业出口贸易高速、稳定的增长,关键在于提高其出口质量,即增加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同时要对其进口实施更为有效的管理。     

对外反倾销与贸易转移:来自中国的证据

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救济有效性是当前有待检验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海关与全球反倾销案例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发现反倾销措施的实施使来自非指控对象国的涉案产品进口额显著增长,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发现,贸易转移沿深度边际增加,表现为来自非指控对象国的涉案产品平均进口额增长显著。特别地,当案件只涉及单个指控对象国,反倾销税率较高,涉案产品竞争性较弱或非指控对象国市场份额较高时,贸易转移效应更大。因此,在实施对外反倾销措施时应高度重视贸易转移效应。     

创造效应还是替代效应——中国OFDI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从对外直接投资母国的视角出发,梳理了对外直接投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效应机制,使用2003~2012年中国对45个国家及地区直接投资与进出口贸易的跨国面板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进出口贸易能够产生明显的创造效应,且反向进口效应要大于出口引致效应。对按照投资动机划分的经济体类型进行分样本回归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出口贸易效应存在国别差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评析——基于Heckman选择模型的研究

利用全球35个国家和地区机电产业的面板数据,借助在国际贸易研究经常使用的引力模型,利用Heckman选择模型处理零贸易值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通过合理设置虚拟变量,估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对机电行业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研究发现,尽管CAFTA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贸易转移效应,但是贸易自由化协定的实施和逐步深化有力地促进了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增长,具有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基于动态递归GTAP-E模型的模拟分析

随着2023年5月16日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正式生效,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CO2排放国将面临贸易成本上升的问题,这可能导致中国对欧盟出口的下跌。为探讨中国对外贸易的受损情况,文章依据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最终文本的具体细则,设置了五种欧盟征收“碳关税”模拟情景进行GTAP-E预测。文章还讨论了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碳排放量的抑制作用以及如中国或全球其他国家实施与欧盟对等的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影响。研究发现：(1)欧盟实施CBAM会产生出口贸易转向效应,导致中国对欧盟出口下降的同时增加了中国对其他非欧盟国家的出口。(2)欧盟CBAM对中国不同行业的贸易影响呈现异质性。短期内,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出口的负面影响仅限于CBAM覆盖的产品;长期内全部产业出口都将受损。在所有国家和行业中,高碳排放国家和高碳强度行业受影响最为严重,尤其是中国因较大的出口基数和各行业的高碳强度导致了劳动密集产业和资本密集产业贸易的“双重对外转移”,出口的恶化程度最为显著。(3)中国相比接受“碳关税”,在国内发展碳市场既能确保较低的碳泄漏,又可实现较为显著的减排效果。且实际上,欧盟CBAM的实施对减排的影响较小...     

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与转移效应——基于中日关系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大国间地缘政治博弈和相互制衡使国际局势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区域性冲突与摩擦时有发生。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政治冲突如何影响国际经济正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相关文献不断涌现,但深入的实证分析并不多见。作者基于2000—2015年中日政治关系与经贸往来的月度数据,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结构突变检验与国际贸易中的引力模型,对国际政治冲突的贸易破坏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第一,中日政治冲突对中日贸易产生了破坏效应,冲突级别越高,破坏效应越大,但这种破坏效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第二,中日政治关系紧张还导致中日双边贸易部分向第三方国家转移,具有贸易转移效应,而且对中国的贸易转移效应要明显大于对日本的贸易转移效应。该研究不仅揭示了长期以来"政冷经热"与"政冷经冷"之争的根源,而且可为中国如何应对国际政治冲突提供现实依据。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贸易传染效应分析

20世纪90年代，世界上主要发生了三次带有传染性的金融危机，即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以及97年发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不仅对经济和金融的影响大、持续时间长，而且带有波及整个区域甚至全球其他国家的特征。为此，许多学者提出了“传染效应”的概念，对传染效应提出各自的定义．分析危机传染的渠道并提出增强抵抗传染能力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目的不在于研究危机发生的机制，而重在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本文首先用大量事实证明亚洲国家间存在着紧密的贸易联系，从理论上说明贸易渠道传染的竞争效应、收入效应和双边贸易效应，然后以受危机波及国家的大量宏观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证明贸易渠道在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中是最显著的。本文也基于这一实证研究，指出了其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