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旅游发展决策中的权力呈现——对上九山村新闻报道的批评话语分析

既有研究侧重于成熟旅游目的地内的权力问题,但对新兴旅游地发展决策中的权力运作有所忽视.文章以山东省上九山村为案例地,以相关新闻报道为分析对象,运用批评话语分析方法,探索该村由前旅游地向旅游地转变过程中利益各方的权力博弈过程和运作策略.研究认为,空间生产是权力运作的表现形式,由传统村落向旅游村落的转变是伴随所有权转移的新一轮空间实践过程;资本交换是权力博弈的基础,村民文化资本、企业经济资本和政府社会资本的相互转换难以执行同一标准;身份变迁是权力流动的结果,表现为社区居民身份表征的他者化和女性身份的符号化.不同群体、地方和社会在意识形态层面具有的“异质的现代性”,既是推动旅游发展决策的原始动力之一,也是造成旅游决策场域中权力冲突的根本原因.要实现旅游发展的公正,需结合中国特殊的经济状况、产权意识和文化传统,保证目的地社区的空间正义、资本正义和身份正义.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多维价值及完善建议——以贵州安顺天龙屯堡文化村为个案研究

乡村居民作为乡村旅游资源的重要载体和乡村旅游开发的核心利益主体,其参与旅游发展的态度、参与程度不仅关系到乡村居民自身利益,对于提高旅游者体验质量,开拓乡村旅游市场,促进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从实证经济学角度出发,以贵州安顺天龙屯堡乡村旅游发展模式为个案,对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实践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和揭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意义,并对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中的潜在问题提出完善建议。     

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西方“旅游增权”理论研究述评

增权是目的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缺乏关于政治和权力关系的分析,仅将社区参与作为一个经济和技术过程而不是政治过程,是当前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在实践中不能取得真正进步的原因.本文对西方增权理论以及旅游研究中有关增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旅游增权这一新兴理论的提出必将对未来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文章剖析了西方旅游研究者仅仅关注于社区增权模式的局限性,提出个人增权先于社区增权的观点,并指出在把增权理论应用于中国的旅游实践时,除了西方学者倡导的信息增权和教育增权外,还需要将增权的范围扩展到"个人权利"的增进和制度增权,通过国家政治制度的建设保障个人权利和社区增权的合法性.     

乡村居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及社区增权效能研究——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个案

本文以香格里拉梅里雪山周边雨崩藏族村的旅游开发为研究背景,分析了该区村民参与旅游开发的轮流制模式,认为这是一个社区主动参与旅游发展,基本实现了经济增权、政治增权、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的典型案例。轮流制模式一方面妥善协调与巧妙解决了村民参与旅游开发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控制了外来投资,同时避免了由于无序竞争引起的经济利益过于集中现象,对构建雨崩村社会和谐起着非常大的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雨崩村民的增权有一个重要的假设条件,即村民绝对拥有在村境内的住宿、餐饮、租马等经营权。本质上雨崩村的旅游增权是个人增权,一旦有外来旅游企业进入,原来取得的利益均衡和分配制度将会被破坏。从此角度讲,制度增权的缺失又对提高民族地区旅游目的地新农村建设构成了阻碍。     

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的利益保障机制

民族村寨作为一类特殊社区,是我国乡村旅游开发的重要区域.社区参与是民族村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而社区旅游利益的保障是社区有效参与的决定性因素.本文从旅游利益分配现状及其原因出发,基于开发的基本理念和目标提出了民族村寨社区参与旅游的利益保障机制.     

文化绘图:文化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实践的新途径

文化绘图作为国外文化资源管理和旅游规划的重要工具和方法论,在我国的应用和研究明显不足.文章回顾了国内外文化绘图的研究和实践,将其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并从人类学和管理学等角度分析了必要性、可能性及关键问题.通过“乡村空间模型”在乡村旅游语境下的解读及对文化绘图理论和实践的分析,文章认为,乡村文化空间是乡村生活、乡村表述及乡村地方性的三位一体,中国文化乡村旅游规划和管理中各利益相关者相互协作并进行资源整合,才能完整、真实地解读当地文化资源,并将其向旅游业转化.因此,文化绘图有利于组织整合嵌入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可有效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并激发旅游业发展的社区内动力,强化合作网络,促进体制创新.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评价——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

良好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能够发挥多重功能:延长乡村旅游地作为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为其塑造良好的旅游地形象.同时,促使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状况得到提升和改善.因此,良好的社区参与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文章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将社区参与复杂的内涵进行逐层分析,发挥其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优点,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比较客观的评价,从社区参与的角度为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遗产旅游与社区参与——以北京慕田峪长城为例

文章以慕田峪长城为案例,探讨了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与当地社区的关系.自1988年开始发展旅游以来,慕田峪长城已经成为北京著名的长城旅游景区.慕田峪村紧邻旅游区,村民也广泛参与到景区旅游发展当中.通过2008年12月对慕田峪景区经营小商铺的村民进行的问卷调查,文章评估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和旅游发展对当地的影响.同时,通过对慕田峪村管理人员的访谈,了解当地遗产保护、旅游管理和社区参与的现状.研究表明,受访者高度认可了世界遗产地评定对旅游和社区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及旅游对社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然而,社区居民也逐渐认识到旅游对环境的一些负面影响.研究结果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发展和社区参与关系的理解.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相关文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方法,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对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进行探讨。以浙江安吉为例,采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假设检验,结果表明：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在0.173～0.606之间,t值介于2.042～9.954,显著性概率P小于0.001或0.05,模型所建立的因果关系与研究假设相符合,模型可以接受。同时提出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有利于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     

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

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乡村振兴,关系着民族复兴的进展和成效。为了探讨民族地区社区增权对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关系,文章从增权理论视角出发,引入社区增权、旅游支持态度等变量来构建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形成机理模型,选择了湖南凤凰、湖北恩施和重庆云阳等旅游目的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社区增权是驱动居民旅游参与意愿的关键因素;第二,心理增权对社区增权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次之;第三,社区增权能强化居民旅游支持态度,但旅游支持态度和参与意愿之间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管理者应重视社区增权在民族旅游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培育居民的主人翁精神,使其积极参与当地旅游开发,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健康可持续发展。     

旅游空间正义,谁的正义?

国内围绕旅游发展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现象已呈常态化.利益相关者之间权力结构失衡和调节保障机制缺位,愈益成为制约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旅游发展所引发的利益关系调整主要是在资本、政府与地方三者之间,旅游决策和利益分配更多是在资本和权力主导下进行,地方社区往往处于被动、失语和边缘化状态.     

社区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动态变化

发展旅游业是改善社区经济和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当地居民参与旅游开发过程,是实现社区经济、文化、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文章在长期跟踪研究一个乡村旅游社区——山东省荣成市河口村(“胶东渔村”)的基础上,评估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居民旅游感知和态度的动态变化趋势.纵向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居民对旅游发展积极影响的感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认同,而对旅游发展消极影响的感知水平明显上升;同时,尽管大多数居民在态度上依然支持旅游业的发展,但是利益分配的冲突、产品老化带来的盈利能力的降低、当地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谋利机会、市场竞争的加剧等原因影响了当前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热情,导致社区居民“意愿-行为”之间出现较大的差距,需要引起当地管理者的高度关注,并适时调整发展策略.     

共享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复杂性——基于fsQCA方法的分析

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而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是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基于共享视角,采用fsQCA方法构建了形成社区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复杂因果模型,综合纳入了社区居民人口学特征、社区旅游参与相关变量及旅游共享感知等不同类型影响因素,以揭示社区居民产生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前因条件组合及其结构关系。该文以成都市青杠树村乡村旅游社区为例,基于问卷调查结果,对旅游社区居民的旅游支持度进行复杂性分析。研究结果支持了复杂性理论的主要准则,证实了社区居民高水平旅游支持度前因条件的异质性和复杂性,获得了能促使社区居民产生高水平旅游支持度的11种前因条件组合及其所形成的复杂因果模型。研究不仅能深化学界对各影响因素与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之间所存在的非对称因果关系的认识,还能为预测和提升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旅游支持度的管理实践提供依据。     

旅游地乡村社区居民利益诉求归类与差异化表达——以广东南昆山核心景区为例

关注旅游地居民这一利益主体的诉求,重视他们的利益,有利于消除他们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潜在冲突,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采用深度访谈、问卷调查的方法对南昆山乡村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进行研究.因子分析表明,居民的利益诉求可归为4个因子,由强到弱依次是保障经济利益、优化民主管理机制、维护提升景区环境、塑造良好旅游文化氛围.基于各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方法分析了居民利益诉求的差异,并进一步发掘差异背后的深层问题.深度访谈反映居民对部分利益要求有更为具体而复杂的表达,居民要求程度低的利益,并非都得到了较好满足.研究还将弱权利意识型古村落社区“应以心理增权优先”的理论推广到生态旅游地乡村社区.基于以上分析,最后从规范研究的角度对高效和谐解决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居民利益问题,实现有序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提出了建议.     

我国社区旅游参与的法律实践实证研究

运用实证方法研究社区旅游参与,表明我国社区旅游参与并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倡导,或仅为咨询式参与、伪参与,而是已存在的地方实践活动。四川省甘孜州盐源县泸沽湖镇博树村、云南梅里雪山雨崩社区和云南丽江市古城区拉市乡海北村恩宗三社3个旅游社区,通过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制定规则,确立了社区旅游参与的自发机制。这种规则,从法律形式来讲可归入村规民约范畴。同时,旅游社区还利用合同协调内部及外部的旅游竞争关系或协作关系。克服村规民约有限性的办法就是制定国家法律,确立社区旅游参与的立法,要求政府及开发商必须在尊重社区利益,保证社区有效参与旅游的情况下进行旅游开发,赋予社区旅游参与权,保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区与旅游业的共同发展。     

郎德苗寨社区旅游:组织演进、制度建构及其增权意义

贵州郞德苗寨是我国民族村寨旅游的典范,其社区主导、全民参与、以工分制为典型特征的运行模式和分配制度,被称为"郎德模式"。在国内外学者积极倡导社区参与旅游发展赋予社区权力的呼声中,郎德人20多年来一直在实践这种理念并取得丰厚的物质、制度和精神成果,这为研究旅游地社区增权模式和路径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试验场"。文章在文献研究和多次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介绍郎德苗寨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组织演进与制度建构过程,认为郎德苗寨社区组织演进与制度构建使当地社区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实现了经济增权、社会增权、心理增权和政治增权。郎德苗寨社区增权实践表明:旅游发展背景下农民组织化是社区增权的有效路径,制度构建为社区增权提供了有效保障,社区精英作用的有效发挥是社区增权的助推器,政府的有限介入有利于扩大社区增权的边界。     

乡村旅游利益主体研究--以成都市三圣乡红砂村观光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的兴起和发展,对我国改变农村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战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乡村旅游的利益主体复杂,随着乡村旅游数量和规模的不断发展,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显现.因此,只有从战略的眼光审视、规划和管理乡村旅游,加强利益主体的协调与合作,寻求利益主体更多、更广泛的利益共同点,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我国乡村旅游才可能深入持久发展,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才能实现.     

社会网络分析视角下世界文化遗产地旅游发展中的利益协调研究——以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

遗产地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纠纷问题一直困扰着决策者,成为阻碍其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以世界文化遗产地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对元阳哈尼梯田遗产旅游发展中利益相关者所构成的利益集团进行了网络凝聚性、关联性、互惠性、传递性、等级性和代理性指标分析,并提出5条建议:一是提升哈尼梯田利益关系由弱利益关系转变为强利益关系,改变利益集团间存在着的核心边缘利益关系格局;二是进一步加强各利益集团内部及之间的关联性;三要充分利用哈尼梯田利益网络高互惠性、高传递性特征,加强以企业和政府机构为顶点的组间利益传递,让利益流动逐步打破哈尼梯田利益集团之间的核心边缘关系结构;四是重点加强社区在利益关系网络中的参与机会与权力,对社区进行增权;五是利益集团内部要重点培育协调人和顾问角色,利益集团之间要重点培育企业与政府、社区、压力集团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和联络人角色,以及社区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守门人、代理人角色.     

《旅游学刊》关于社区参与旅游研究的文献综述

本文通过对国内核心期刊杂志——《旅游学刊》自创刊以来发表的关于社区参与旅游的61篇文献进行分析,从5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内容的综述,认为政治、法律增权是实现社区参与的外在手段,唯有提升文化自信,增加当地居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从而使居民愿意主动保护、传承本土文化,激发社区参与的内在动力,再辅以政治增权手段,才能真正实现社区参与。     

地理学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的空间效应与机理

在系统梳理社区参与和旅游扶贫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地理学视角,从“空间生产”“空间关联”和“空间正义的重构与消解”3个维度,构建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分析框架,以审视旅游发展过程中社区与背景区域间的空间互动关系。研究认为：旅游活动在贫困社区中的介入过程,是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等空间的演化过程;社区在参与旅游扶贫过程中具有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的属性;社区参与旅游扶贫空间效应的机理表征为“尺度机理”和“互动机理”;社区与背景区域因空间生产而产生互动,彰显旅游扶贫的空间关联效应,并通过空间生产和空间关联重塑社区及其背景区域间的空间正义格局。相关探讨可以拓展乡村旅游扶贫开发影响研究,深化对社区参与旅游过程及其作用机理的认识,对于新时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社区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