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的家族社会资本

家族社会资本对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家族社会资本的多寡对传承过程的影响,二是传承前后家族社会资本的变化对传承结果 (业绩)的影响。家族组织内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利于传承的平稳顺利进行;传承前后家族社会资本的变化越小,就越有利于传承后企业业绩的稳定。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信任、利他主义、权威等家族社会资本是下降的,而家族组织制度和家族文化方面的社会资本却有上升的可能。因此,为了保证传承的顺利和成功,要加强制度、文化性社会资本的建设和积累。     

基于社会资本视角的家族企业关系融资及治理模式研究

家族企业的发展需要不断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信任在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家族企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结构资本,提高企业的透明度;拓宽关系资本,引入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吸收更多的发展资源;提升人力资本,优化家族成员的长期适应能力,才能保证家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论温州家族企业成长与社会资本的融合

社会资本是关系网络的价值,关系网络本质上是互惠共同体,它具有信任和规范的机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契合点”主要在于:信任和关系网络。温州家族企业是中国家族企业的典型,蕴藏在温州地区中的社会、历史、文化、经济中的种种因素,使温州与我国其它地区相比有着巨大的社会资本存量,从而对温州家族企业的成长起到有益的促进作用。温州家族企业的成长过程也就是其与互有关联的四个层面的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融合过程。但温州地区也存在着阻碍家族企业融合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温州家族企业在未来与社会资本融合的成长过程中,既需要整个市场环境的完善为其信任扩展提供支持,又需要家族企业自身不断进行改革。     

中小型家族企业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的互动关系研究

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紧密联系,相互交叉融合。缺资金、融资难,成为制约中小型家族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从而严重阻碍了家族经济的健康发展。伴随着中国的企业改革,中小型家族企业处在一个所有权多元化的进程中,从而也产生了公司治理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中小型家族企业资本结构和公司治理关系研究,以期寻求合理的资本结构和适应的治理结构,并对如何提高中小家族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家族企业信任问题的成因及对策

家族企业就是指资本或股份主要控制在一个家族手中,家族成员出任企业的主要领导职务的企业。本文从中国传统的＂差序格局＂型社会信任模式出发,探讨目前家族企业在社会信任上存在的问题,分析其对职业经理人和家族外部成员信任缺失的根源并提出较为可行的改善建议。     

家族治理与家族主义困境

本文在对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家族企业发展中出现的家族主义困境问题,结合家族治理因素对其原因进行了探讨,认为家族企业要解决家族主义困境,心须从治理结构入手,实行管理分权、加强信任制度的建设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家族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机制选择

信任是影响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机制选择的主要变量。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程度可以将家族信任分成亲缘制和契约制两种。亲缘制家族企业内部控制治理机制选择由信任和专业化分工相互影响并最后共同决定;契约制家族企业内部控制在不同的股权结构下,其主体、工作内容、控制方式都会有所不同。     

家族企业传承意愿、伙伴间信任关系与网络战略选择

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家族企业正在进入传承的高峰时期,而家族传承是家族企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网络战略是家族企业成长的重要方式和策略选择。采用对浙江和重庆家族企业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家族传承意愿对家族企业网络战略选择的影响,并分析伙伴间信任关系在家族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网络战略选择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家族传承意愿正向影响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和密度,负向影响网络关系持久度和开放度;(2）伙伴间信任关系在家族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网络中心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而在家族传承意愿与家族企业网络密度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家族企业网络战略选择应与家族传承意愿相匹配,着力培育相互信任的伙伴关系,并加强对伙伴间关系的维护和管理。     

家族涉入调节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联合影响效应,以及这种联合效应是否强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个体效应。鉴于强大的控制联盟（即家族）的存在为组织环境中社会群体之间积极互惠影响创造了条件,还探讨了家族涉入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318份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共同对家族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且联合影响效应优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的单一效应;家族控制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代际参与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家族涉入调节下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社会资本相关研究的理论分析,重点探讨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对企业创新的联合影响效应,以及这种联合效应是否强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个体效应。鉴于强大的控制联盟（即家族）的存在为组织环境中社会群体之间积极互惠影响创造了条件,还探讨了家族涉入在上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运用偏最小二乘法（PLS）对318份调研问卷数据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族性社会资本与非家族性社会资本共同对家族企业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且联合影响效应优于家族性社会资本或非家族性社会资本的单一效应;家族控制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代际参与对家族性社会资本和非家族性社会资本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作用。     

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通过对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深入调查，找到了民营高科技企业现行内部治理结构之所以形成的现实原因，发现了现行治理结构中存在的实质性问题，并就此提出了建立有效内部治理结构和对策。     

社会资本、市场化与农村减贫——来自农村微观调查的证据

利用自有的农户家庭微观数据,将市场化因素纳入社会资本与贫困治理问题的研究中,运用非线性回归模型考查市场化影响下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和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与市场化一定程度上均能减少贫困,然而市场化影响下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社会资本对于农村减贫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其中,排除市场化因素,农户家庭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能显著减少贫困。而伴随市场化,社会资本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整体减弱,但家庭社会网络和村庄社会信任仍能显著减少贫困;基于农户家庭"强关系"的人情资源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减弱,而基于农户家庭"弱关系"的信息优势其减贫效应随市场化程度提高而增强。在中国农村地区,这种"弱关系"较"强关系"发挥了更大的减贫效果。     

关于我国民营企业治理结构的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据以对工商公司进行管理和控制的体系。莫兰德曾在世界范围内把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市场导向型和网络导向型两种典型模式。根据实际情况 ,中国民营企业的治理结构可分为家族主导型和社会法人主导型两种基本模式 ,这两种治理结构模式在内部和外部治理结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 ,进行公司治理结构创新是完善我国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     

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结构与特征探析

在分析归纳社会资本基本内涵的基础上,从中国家文化的角度对中国社会资本的类型、结构和特征进行初步分析,认为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人际关系网络及其与之相关的信任和规范的统一体,其核心是人际关系网络。中国社会资本可区分为家族社会资本、泛家族社会资本和制度化社会资本,它们呈现一种分层的内外有别的"差序结构",其基本特征是家族社会资本和泛家族社会资本丰富,而制度化社会资本则相对不足。具体表现为家族信任度高、社会信任度低、家族规范作用广泛、社会规范不完善、家族或泛家族人际关系网络发达、社会人际关系网络欠发达。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公司价值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产品市场竞争机制作为外部机制减少高管代理问题的作用,研究认为,内部公司治理机制在竞争性强的企业发挥作用较小。然后,从股东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的内在要求出发,证明其对高管的约束作用。考虑到国有企业可能存在产权不明、所有者缺位等特殊问题,使用了总样本和非国有上市企业样本分别进行研究。研究认为,中国公司治理的完善应该在建设好企业破产机制的基础上,更多的在外部竞争环境较弱的公司中展开。     

中国民营企业的治理机制研究

当前对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治理结构,而对治理机制关注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着重对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机制(特别是决策机制和约束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并提出了部分对策建议。在决策机制中,民营企业决策机制优化与人才引进存在理论上的最佳匹配点。在约束机制中,民营企业也存在“内部人控制”,可从民营企业主的个人能力与企业产权的开放程度以及民营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两个视角对民营企业内部人控制现象进行分析。     

中国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研究

在对大样本民营企业治理特征和治理模式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民营企业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非家族企业的企业绩效较高,古典家族企业次之,其他类型家族企业的绩效较低。因此,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不断进行企业治理结构改革,合理选择企业治理模式,对民营企业的顺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论中央企业的治理问题

当前,治理中央企业具有相当高的复杂性。从治理的逻辑程序讲,必须分两个层次,首先理清国家对中央企业层次的治理,然后理清中央企业内部的治理。在国家治理层次不允许中央企业上市发行股票的前提下,国家对竞争类中央企业的治理原则应是政企分开。使竞争类中央企业在市场经济中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国家对非竞争类中央企业的治理原则应是政企不分,使非竞争类中央企业紧密地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至于中央企业的内部治理模式,竞争类中央企业的治理应是实行法人占有制的企业制度,非竞争类中央企业的治理应是依照专门制定的特殊法的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