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环境规制、技术距离与异质性企业研发选择

文章从技术异质性角度,指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异质性企业有不同的研发选择。环境规制一方面会削弱企业研发的边际收益,不利于企业研发;另一方面也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以摆脱环境规制成本。这两种效应在不同技术企业中的差异会导致异质性企业截然不同的研发选择。为此,文章首先构建一个理论模型,推导出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和摆脱规制效应下,不同技术企业的研发选择。发现对于高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摆脱规制效应超过利润削弱效应,环境规制力度增加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而对于低生产率企业,环境规制产生的利润削弱效应起主导作用,环境规制力度增加反而阻碍企业研发。进一步利用环境规制的政策实验和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对以上观点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研发的影响取决于其所处的技术水平,这不仅体现在集约边际企业的研发投入上,也体现在广延边际企业是否研发的选择上。集约边际上,环境规制增加了高生产率企业的研发投入,但这种作用随着企业与技术前沿的距离增加而递减,最终逆转为减少低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广延边际上,环境规制使低生产率企业相对高生产率企业进入研发的概率更低,而退出研发的概率却更高。     

技术研发难度、市场竞争强度对新兴产业企业进入数量的影响研究

通过分析技术研发难度、市场竞争强度对新兴技术商业化过程中企业进入数量的影响,提出了企业进入数量差异性的三个假说,收集86个成功实现商业化的新兴技术数据,采用企业进入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利用OLS和负二项回归检验了技术研发难度、市场竞争强度对企业进入数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研发难度和市场竞争强度均正向影响了新兴技术商业化初期的企业进入数量,市场竞争强度负向调节了技术研发难度对企业进入数量的边际影响,并且这些促进效应不随时代变迁而产生显著差异。这解释了为什么新兴技术商业化成功时企业进入数量存在显著差异,揭示了企业进入数量乃至初始市场结构的内生性。     

研发效率、技术溢出与政府的创新补贴

 在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的基础上,本文研究了存在技术溢出情况下政府的创新激励政策与企业的研发策略。结果表明,无论是实行竞争型创新补贴政策还是合作型创新补贴政策,政府都应该优先补贴那些低成本、高效率的创新行为。贸易自由化提高了国家的创新补贴水平,但是技术溢出本身对创新补贴的影响却具有不确定性。文章的结果同时显示,贸易便利化的实施与高技术溢出提高了消费者剩余与国民福利水平。贸易壁垒虽然强化了企业对本国市场的垄断,但是,在考虑了政府的创新补贴政策后,具有创新激励的企业实际上更倾向于自由贸易结果,因此,相对于严格的专利保护制度,创新补贴政策可能更容易促进国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人力资本、研发强度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基于我国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

本文研究了中国人力资本水平和国内研发强度对于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基于进口贸易的国际技术溢出对中国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效应,但是具体促进程度受到中国人力资本和国内研发等吸收能力因素的制约。在此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研发强度、技术转移及能源消费:一个文献综述

基于环境方程与现代内生增长理论,采用1953～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CO2排放量的决定因素进行考察表明:我国CO2排放量与研发强度、技术转移和对外国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显著负相关,同时也证实能源消费增长是CO2排放量增长的重要原因。     

我国肉牛产业技术研发水平与发达国家的主要差距及建议

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基本可划分为“引进”、“消化”、“创新”三个阶段,目前总体上已迈入第三阶段.而我国肉牛产业技术发展的主流目前还处于第一阶段,主要表现在“牛种、屠宰设备以及肉质与安全的概念”三方面,产业技术的研发能力、发展速度落后于在我国不超过百年饲养史的奶牛产业.     

无形资产强度、环境复杂性与企业绩效研究

企业资产对企业绩效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独立研究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对企业绩效都有积极的线性影响。文章根据复杂性理论提出,企业绩效可能受到资源组成的影响,即无形资产强度（企业的无形资产在两种资产总和中的占比）的影响。2016—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显示,无形资产强度与企业绩效之间呈U型关系。然而,当引入环境调节因子时,可以观察到形状翻转,在具有低不稳定性和高灵活性的环境中,这种关系将变为倒U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容错机制与研发创新

对企业创新失败的容忍是激励管理层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条件。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容错机制”视角探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研发创新之间的内在影响机理。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机制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了管理层因创新失败导致的薪酬降低和职业生涯风险,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对管理层创新失败的容忍度,证实了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容错机制”激励企业创新这一影响机制。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较差、高管持股数量较低以及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研发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最后,创新产出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促进企业发明专利的增加,有助于推动企业高质量创新。本研究丰富了管理层创新激励的相关文献,为如何提高管理层的创新积极性以及高质量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直接投资、技术差距与技术转移

外商直接投资对国际间技术转移起着关键作用,一般来说,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对这一过程影响重大。本文探讨技术差距的大小对跨国公司技术转移战略决策的影响,以及东道国技术水平高于母国情况下的技术转移过程。后者是近年来的新发展,值得重视。     

非研发创新与企业创新绩效影响关系述评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创新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直以来研发创新都被当作是提升创新的主要途径。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发现不基于研发的多样化创新模式如外部技术采用、组织创新、市场创新等非研发创新活动也能给企业带来效益。     

团队动态能力、创新与研发绩效的关系研究

文章基于复杂产品研发的视角,结合文献分析,将团队动态能力概括为团队学习能力和团队研发能力,将创新分为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探讨了动态能力、创新与研发绩效之间的关系,提出了研究假设,构建了理论模型,运用SPSS软件和AMOS软件对102个复杂产品研发团队的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团队学习能力和团队研发能力对复杂产品研发绩效有直接作用;团队学习能力通过探索性创新对研发绩效产生间接作用;团队研发能力通过探索性创新和开发性创新对研发绩效产生间接作用。     

“盛星”自主研发结硕果

“不用替我们担心，不用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产业，民营企业必定是未来中国民族工业的领军力量，因为我们不会以牺牲生存来发展。”盛星董事长邵锡良说。[编者按]     

环境动态性与企业研发模式选择

文章将动态性环境因素整合到"研发模式选择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的研究中,利用环境动态性对先动优势(FMA)的促成或破坏作用的启示,提出了关于环境动态性与研发模式选择的四个推论。     

雷士照明自主研发加速

过去被国外品牌垄断产权专利的中国照明行业，正急待发出更多中国创造的声音：7月8日，雷士照明对外宣布，经过近一年筹备，上海研发中心正式落成。该研发中心位于具有“浦江智谷”之称的上海闵行区浦江镇国家级开发区，是雷士在其惠州总部之外又一重要的研发与创新基地。该中心不仅规格高，投入大，还吸引了以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原所长蔡祖泉教授、上海市照明学会理事长章海骢教授等多位中国照明业顶级专家的加盟。     

雷士照明自主研发加速

过去被国外品牌垄断产权专利的中国照明行业，正急待发出更多中国创造的声音：7月8日，雷士照明对外宣布，经过近一年筹备，上海研发中心正式落成。该研发中心位于具有“浦江智谷”之称的上海闵行区浦江镇国家级开发区，是雷士在其惠州总部之外又一重要的研发与创新基地。该中心不仅规格高，投入大，还吸引了以复旦大学电光源研究所原所长蔡祖泉教授、上海市照明学会理事长章海骢教授等多位中国照明业顶级专家的加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