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性治理:新集体化视阈下村庄治理的自在逻辑

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由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于村庄内部形成了多重性的影响,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历经了人民公社、乡镇企业、乡政村治阶段,这一系列的制度变革是村庄自身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为了顺应不同时期村庄自身的情境变化,村庄内部的治理结构与形式也因此发生着改变。村庄由原本的高度集权化、行政化的传统集体化时代,逐步转向于顺应市场经济要求,更为多元管理主体、多重管理手段、产权更为明晰的新集体化时代。新集体化时期强调村级集体经济对于村庄的多重构建,这与传统集体化时期的特征有着较大的差异性,特别体现在村庄治理场域空间内。由此形成了新的村庄治理模式,即村庄的经营性治理模式。模式借鉴了以往企业的管理方式与手段,将其嫁接于村庄治理之中,将企业经营的理念与方式运用于经营村庄,使得村庄的治理变得更为高效而有序。     

村庄劳动力流动的特征及变迁历程——基于浙江三村的调研分析

村庄,作为农村地区最基本的微观构成单元,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发生了急剧变化。文章在浙江三村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了村庄变迁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与变化,总结村庄劳动力流动的变迁历程,分析劳动力流动对村庄发展的影响,并提出政策建议。     

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的村民集体行动研究

村民自治为广大村民的自由自主和自治活动提供制度性平台,动员分散经营的村民形成集体行动以实现乡村治理的目标,是一个富有价值且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奥尔森等人基于不同的思路均注意到小群体比较容易实现集体行动,村庄作为一种小群体行动单位,曾经以其特有性质为村民集体行动的实现提供了平台,但随着社会的转型,村庄也正在剧烈变迁之中,直接影响着村民集体行动的达成。     

村庄研究的若干层面

研究村庄必须理解村庄。理解村庄首先要把握村庄的政治社会现象。社会资本即村庄社会关联和村庄信任是理解和解释村庄政治社会现象的基本因素。在不同的村庄以及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中 ,村庄的这种社会资本有着不同的特征 ,从而为我们理解和研究不同类型的村庄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新一轮林改何以选择股份合作制经营——福建省三明市3个案例村的剖析

以"股份合作制经营"而不是"均山到户"的方式落实新一轮林改是一个值得研究但又缺乏关注的议题。文章以福建省三明市3个在新一轮林改中选择股份合作制经营的村庄为案例,在对其村庄概况、集体林产权变迁情况、不同的集体林股份合作制经营表现形式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揭示了3个村庄选择股份合作制经营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村庄集体林经营选择股份合作制是"政府引导+农户响应"的产物,是各级政府、村委会、农户相互博弈的结果,是当下非农就业机会增多、林业依赖性弱化的社会背景下农民的理性选择,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山西省村庄变迁影响因素分析

中国目前正在进行大规模城镇化运动,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农村、乡镇的面貌正发生着深刻的转变。在山西,大规模的撤乡并镇、村庄撤并工作使得山西村镇数量急剧减少,这是城镇化运动的必然阶段。作为城镇化运动中的主体——广大农村劳动力,随着自身观念的转变,开始选择离开家乡、走进城市寻找打工、创富机会。但伴随村庄结构变迁和劳动力出走,一系列问题也随之而来。本文以山西省村庄变迁为研究对象,分析影响山西省村庄变迁的主要因素,并根据村庄变迁带来的主要问题总结出一些可行性建议。     

复合系统视角的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红岩村的案例

市场化取向改革和城乡分离城市化的推进,使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发展面临经济衰退、生态恶化、社会矛盾丛生的综合性系统危机,影响美丽乡村发展的可持续性。广西红岩村的案例表明,将村庄视为一个由经济、生态、社会子系统拟合而成的复合系统,推动村庄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外部环境吸收资金、技术、人才等物质能量,使村庄走出平衡态;强化"经济—生态"协同整治、协调发展,使村庄远离平衡态;注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使村庄与外界环境的能量交换形成负熵流,可以促进村庄系统形成耗散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中央政府对提升农业功能、优化产业组织、改善技术条件等方面给予农村的种种支持为村庄系统进入耗散结构状态提供了重要的外部条件,是美丽乡村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发展集体经济更需完善乡村治理

正乡村治理需要发展集体经济,村庄集体经济不仅能支持村庄的治理,良好的村庄治理也是集体经济存在的前提。集体经济和村庄善治构成了一个事务的两个方面:如果没有村庄集体经济,村庄治理就会面临许多困难;如果没有良好的村庄治理,集体经济也很难发展,甚至可能影响乡村的稳定。发展集体经济与村庄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发展集体经     

嵌入宗族社会网的自然村小型公共品治理——桂东南B乡K村互助基金的个案研究

自然村小型公共品由村民自主治理可能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自主治理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协调个体与集体行动,能否实现个体和集体利益的兼容。处于制度变迁中的宗族社会网在自主治理中仍发挥独特的作用,把村庄公共品嵌入宗族社会网可能是解决自然村公共品治理问题的一个好办法。     

村庄内部收入差距与农村人情信任——基于双Probit模型的非线性检验

在市场经济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冲击下,具有差序格局的农村人情信任日渐缺失。本文从村庄内部收入差距视角探讨农村人情信任动态变迁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对农村人情信任呈现非线性影响,即随着村庄内部收入差距的拉大,村民之间的人情信任将经历先增加后减少的倒U型变化轨迹;且这一基本结论在模型设定、估计方法、测量误差、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村庄内部收入差距对农村人情信任的影响具有收入阶层异质性。具体而言,收入差距拉大使低收入阶层更容易表现出不信任他人,使高收入阶层更容易引发他人的不信任。(3)收入差距对人情信任的影响将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且这一影响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更为显著。     

产社一体: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及其效应——基于马村鞋垫产业的考察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本文立足于田野调查经验,考察内生型乡村产业得以存续与发展的内在机制,并从总体性视角讨论其产生的社会效应。凭借本土廉价劳动力优势、稳定的用工关系、灵活的用工制度以及村庄内部的产业分工集聚等四重机制,内生型产业的发展过程深度嵌入到乡土社会之中。同时,产业发展激发了村庄内部活力,体现为村庄社会结构完整、社会竞争适度、社会秩序稳定等积极特征。乡村产业与乡土社会高度混融,形塑了稳定有序的农村经济结构、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构造出“产社一体”的村庄形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方面要把握好中西部农村产业发展的定位问题,另一方面要避免资本下乡与经营脱嵌。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乡村社会变迁对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的冲击与牵引

近40多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乡村社会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空间场域,以当前乡村社会在人口结构、职业分化、乡风习俗、乡土文化、价值伦理、利益关系、治理组织、村庄治理等方面变迁的演进趋势与主要表征为研究出发点,揭示乡村社会变迁与宅基地“三权分置”、乡村振兴的关系指向,阐释社会变迁对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的冲击影响,提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乡村振兴对社会变迁的响应之策,从而为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参考。     

新农村建设中村庄合并规划研究——以宝鸡市金台区为例

在以城带乡、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破解“三农”难题,建设、管理好新农村,是我们必须关注、思考的一个话题,面对农村人口越来越少,“空心村”现象日益严重的局面,不少地方实行村庄合并的措施与政策。本文以宝鸡市金台区为例,探索新农村建设中村庄合并规划的思路,并提出村庄合并规划中应注意的问题,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建议。     

熟人社会:村庄社会资本水平及其差异

熟人社会在近年来乡村研究领域被广泛用以概括村庄面貌和特征。本研究借鉴社区社会资本理论与方法,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从信任互助、和谐程度、村庄归属、人情往来与组织网络5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对样本中198个村庄熟人社会的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频繁的人情往来是当前村庄熟人社会的显著标志,而组织网络是衡量现代型村庄社会资本的关键指标。大多数村庄属于以人情为主要联结、社会资本总量偏低的过渡型熟人社会。样本村庄的社会资本在信任互助、人情往来以及村庄归属等维度显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这种差异和分化可以从村庄非农化、人口规模与劳动力流动等因素得到解释。     

讲好村庄故事 促进农村发展

<正>《中国村庄》正式创刊了,"三农"媒体再添新军,我们又多了一个观察、展示、研究"三农"问题的新视角,这是一件好事、喜事。杂志社要我就怎样办好这本刊物谈点意见,我想,既然叫《中国村庄》,就应该讲好村庄故事,促进农村发展。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的传统家园,是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我国有近60万个行政村、270多万个自然村。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村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崭新面貌,焕发出勃勃生机,但也有一些村庄,随着     

打造生态秀美新农村

农村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是民生幸福工程的重要内容,又是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一个突破口。整治后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直接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村庄环境整治与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形成了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打造生态秀美新农村——宿迁创建江苏农村新样板

农村环境整治是一项系统工程。是生态文明建设．工程的一个突破口。它既是民生幸福工程的重要内容．又整治后的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直接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而且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村庄环境整治与乡村旅游、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形成了农村经济新的增长点,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     

守住乡愁 优美田园——来自苏州市吴江区村庄变迁的调查

<正>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是费孝通先生江村经济调查发源地,也是费老小城镇课题研究样板区。2004年,吴江被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确定为统筹城乡发展现场教学点。2014年随苏州市列入全国城乡一体化改革试点。长期以来,吴江坚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方针,统筹抓好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着力探索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新农村建设路径,村庄变迁呈现"集富美、一体化"的鲜明特点。笔者以新世纪以来第1个"中央一号文件"发布为时间基点,对吴江村庄变迁情     

“谋利型纠纷”:后税费时代的村治困境

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调整,农民从义务本位向责任本位转移。一方面,村集体治权和治责大大弱化,村级治理陷入乏力困境。另一方面,农民却越来越强势,部分农民表现出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本文所指涉的"谋利型纠纷"。究其原因,这既与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型有关,又与农村社会自身基础的变迁相关。"谋利型纠纷"的凸显并蔓延映射出村庄治理的失序和困境。因此,加强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村庄组织能力的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