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权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财政分权无疑对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采用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1986～2010年的面板数据,分析财政分权对省际名义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总体上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支出分权比收入分权对经济的影响更大;财政分权对各区域经济影响不同,财政分权的系数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居中,东部地区最小,表明财政分权将会对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和中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与省际经济增长

本文重点检验了省及省以下财政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影响,发现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省际人均GDP增长率影响为正,省以下收入分权和财政自给率对人均GDP增长率具有负向影响。根据不同区域地理状况,本文同时将总体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检验了财政分权对不同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样本研究也支持了省级财政分权和省以下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的观点,省以下财政收入分权与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正相关,与中部和西部地区负相关,省以下财政自给率对中部地区具有正向影响,对东部和西部地区影响为负。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关联性与协调发展研究

文章提出了区域间经济增长关联性的定义,并以此定义为基础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政策区域间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进行检验。结果表明:①西部与东部及东北地区间均形成了良好的相互促进的经济增长关联性。同时,中部、东部及西部等三大地区之间也形成了较好的经济增长关联性。除此之外,其他区域组合之间不存在经济增长关联性。②西部经济增长是东部及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东部、东北及西部同为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③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分析了各区域的经济增长受到干扰后对其他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发现,发达的东部地区对欠发达的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的经济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然而,这些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对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没有产生较强的推进作用,而且,欠发达区域之间也没有形成相互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最后,提出了增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以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进程的政策建议。     

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来自云南106个县域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云南106个县为例,对地方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县域经济增长及其传导机制进行实证考察。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分权与县域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的倒"U"形关系,地方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支出行为进而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以上级补助为主的财政支出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负向影响,以上解支出为主的财政收入分权对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作用主要取决于经济环境所决定的财政支出行为。进一步挖掘发现,地方财政分权影响县域经济增长传导过程中的财政支出行为存在明显的经济行为依赖和地区特征依赖,其中:前者表现为投资和消费增加以及城镇化推进,有助于激励地方政府改变财政支出行为,提升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的财政努力;后者表现为越是重点发展或富裕地区,越有利于财政分权促进县域经济增长作用的改善,但针对民族、边境等特殊地区却不然。最后,文章提出了强化地方财政分权对县域经济增长引导和激励作用的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的经济效应研究——基于河南省数据的检验

基于河南省104个县2012—2019年县域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DID)研究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对试点县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涉农资金整合政策显著促进了试点县的经济增长,且影响效果逐年增强;作用路径是通过提高试点县涉农资金使用效率、加强涉农资金整合监管、助推试点县全方位发展来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为进一步区分此政策对不同试点县经济增长的影响,把53个试点县以地形和地理区域作为划分标准,得出结论:以地形区域划分,此政策影响作用平原地区>山区;以地理区域划分,此政策影响作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因此,可以将此政策在其他非试点县进行深入推广,在实施过程中要因地制宜调整政策结构,并逐步形成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优化财政资源配置。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对财政分权影响地方经济增长的一种可能的机制进行实证检验,即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治理水平进而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利用1999-2007年各省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省份,制造业中对治理水平要求越高的行业增长越快.这个结果证实了财政分权通过改善地方政府治理,从而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假说.本文的研究说明为了促进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和地区经济的发展,应适当增加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比重,扩大地方政府分权程度.     

最优财政分权度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过度集权或者过度分权都不利于经济增长,因此理论上可能存在一个最优财政分权度,并与最优经济增长水平相适应.本文对我国1985年至2000年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非线性关系检验,结果表明我国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66.67%.同时指出,我国的财政分权并不是面临一个是否应进一步分权或集权的问题,而是应该朝着制度完备的分权方向发展,使得财政分权通过制度的规范化、科学化、透明化、公正化而发挥其积极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增长

以往研究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的若干实证分析文献大多忽略基础设施的作用.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不但具有基于制度层面的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财政分权还通过影响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来间接促进经济增长,为此本文采用我国1998-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并综合使用因素分析法和面板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的财政分权显著影响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且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但上述两类分析均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本文的分析方法一方面弥补了传统的估算方式因忽略基础设施而低估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不足,另一方面本文的研究结论也为政府优化地区基础设施的结构投入提供了的理论依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

在Barro、Davoodi和Zou模型的基础上,本文构造了一个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模型,并利用1980-2004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随机效应回归方法,分阶段实证研究了我国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财政分权总体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而且我国财政分权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显著的跨区差异,东部地区的财政分权经济增长优势高于中西部地区.作者认为,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差异与公共支出构成的差异是造成我国财政分权经济增长效应跨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我国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比较

通过运用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信贷比率、金融市场发展指标对我国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水平不仅表现出绝对差异,而且相对差异较大,中、西部地区落后于东部地区,且在信贷资金运用效率上中部劣势尤为突出。回归分析也证明了金融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因此,制定合理的金融政策有利于区域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     

中国财政分权、金融发展、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省际差异

本文采用1978-2006年中国28个地区的省际面板数据建立了检验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之间长期关系的协整模型（co integration model）,并采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对模型进行估计。本文把地方政府官员参与政治晋升锦标赛竞争的行为影响经济绩效的假设引入对分权化改革过程的分析,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何以在促成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又导致各地区在财政分权、金融发展、工业化和经济增长方面呈现出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进而得出本文的分析结论并对其政策含义进行了讨论。     

长株潭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采用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对长株潭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检验结果表明长株潭地区的贷款增长率与中介效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中介效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贷款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具有双向因果关系。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结论和建议。     

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政策选择

造成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其中,国家资金投入、税收优惠政策与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安排在地区间的非均衡性对我国区域经济差异扩大有着十分突出的影响,而这又归结为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财政政策选择.借鉴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应调整财政投资的区域布局和区域性税收政策,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沿海地区金融空间关联的经济效应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金融作为经济增长核心助推器,对其空间集聚与扩散的经济效应准确识别,是沿海地区发展蓝色经济的关键所在。本文以山东省为例,通过建立金融发展空间关联网络识别区域的金融空间关联关系,基于此设计金融关联空间权重矩阵,对金融空间关联的经济效应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山东省城市间金融发展具有稳健的空间关联性;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同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显著正向促进效应,金融发展能有效拉动本区域经济状况,对周边区域经济正向拉动效应相对微弱。建议从加快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强城际间金融交流合作,鼓励金融创新发展等方面充分发挥金融发展正向溢出效应,拉动沿海地区蓝色经济向好发展。     

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

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构建了金融发展、研发创新与区域技术深化的实证研究框架,以面板协整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通过空间误差修正模型(SpECM)和面板动态最小二乘回归(DOLS)实证检验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与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与效率具有显著的研发创新效应,但区域差异显著,西部地区省份相对滞后,分产业的金融发展效率的区域创新效应也与中、东部省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空间误差修正模型的估计结果进一步说明金融发展的效率与规模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因此,以金融发展促进中西部省份服务业的产业技术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区际及国际贸易联系、促进省份层面技术引进与研发创新、共享技术空间溢出效应是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基于经济增长模型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析

通过构建一个最大经济增长率下的财政支出结构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东部、中部地区的基本建设支出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而西部地区应该削减竞争性领域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中部地区要合理配置财政支农支出资金,提高支农支出的产出弹性,而西部地区支农支出远未达到最优支出规模,因此,更要采用多种方式增加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东、中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而西部地区科教文卫支出的产出弹性较小;东、中、西部的行政管理支出均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这表明,三个地区行政管理支出有很强的产出弹性,地方经济的发展需要政府积极干预。     

分权、区域竞争与倒U形分权效应曲线研究

财政分权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吗?分权能够一视同仁地促进不同地区相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吗?文章通过构建区域间追赶模型指出:(1)财政分权在带来区域竞争激励并促进增长的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从而使得分权的增长效应呈现"倒U形"曲线状.曲线背后的逻辑在于"政治锦标赛"下的竞争压力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并不一样,不同压力来源可能诱发出地方政府的不同努力水平.(2)利用全国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造四类财政分权指标,证实了分权促进区域内经济增长且依据收入水平的变化呈现倒U形曲线的基本推论.     

地方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收敛

经济增长的收敛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没有绝对收敛,也没有条件收敛.三大地区中只有东部地区存在俱乐部收敛现象.地方财政支出总体上没有达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效果,并且突出表现在中部地区.地方科教文卫支出和社会保障支出比重的提升有利于区域经济收敛,地方行政管理费用则应该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