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研究综述

农地经营权流转一直是重要的议题,国内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从农地经营权流转的现状、影响因素和农地流转的经济效果三个方面,对相关结论和研究方法进行评述,提出以后研究应更加重视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影响因素进行数量检验;应该更深入考察地区间农地流转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户相对收入、对信贷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农地发展权配置与农地增值收益分配研究

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土地收益的合理分配需要相关土地权利的配置和保障。但在征收农地用于经济建设过程中,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没有体现土地的权益和真实价值,原因在于农民没有农地发展权。通过介绍农地发展权的含义,并对农地发展权的配置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权益保障的关键在于明确土地权益,赋予农民拥有农地发展权,保障农民有权获得农地转让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收益。     

入股流转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公允价值计量研究

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是目前我国深化土地改革的重大问题和重要规划,具有深远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农地入股是农地流转的重要模式,农地入股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价值计量。公允价值是农地入股计量的必然选择,公允价值计量模型包含了净现金流、贴现率、贴现期三个重要参数,农地承包经营权是一项特殊的无形资产,在实践中应结合我国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特征来客观公允地确定这三个参数。     

马克思农地习俗元制度理论及其启示

农地习俗元制度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农地习俗元制度理论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包括农地习俗元制度的起源、土地流转(交换)习俗、农地继承习俗、农地习俗元制度多样性、共同性与差异性、农地习俗元制度对农地租赁价格的影响、农地习俗元制度对农地产权制度的影响等.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今天的农村,农地习俗元制度不仅大量存在,而且对农户、农民经济活动产生了较大影响.因此,我们应以马克思农地习俗元制度理论为指导,加强对农地习俗元制度的研究.     

农地产权私有化与土地规模经营——东亚地区实践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运行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土地经营细碎化,无法取得规模经济.目前理论界有观点认为使农地产权私有化,可以促进土地流转和集中,从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获得规模经济.通过对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土地经营规模变化的研究,表明农地产权私有并不必然产生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显著上升,土地产权的私有化既不是土地经营规模扩大的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可以考虑在维护我国现行农地制度及其产权安排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产权改革,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功能,克服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在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的前提下,鼓励以多种形式流转农地承包经营权和发展多种规模经营主体、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推进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     

租值消散：征地价格管制研究的新视角

政府强制性实行征地最高限价的价格管制,造成征地价格与农地市场价格的巨大落差,致使大量农地租值被置入＂公共域池＂和造成相关利益主体对土地租值的竞相摄取,进而引起农地租值被瓜分和纯粹消散。通过分析可知,现实中农地租值不会消散为零,这是因为给定农地租值的存在及其消散趋势,相关经济利益主体皆会努力在限制条件下使农地租值的消散最小化,而农地租值消散的程度取决于寻租者预期寻租的边际成本和农地的边际租值。     

三十年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历程及展望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三十年来农地制度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如何进一步深化农地改革,发展农地适度规模经济,已成为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的区位差异与时间效应——基于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与实证检验

农地撂荒是在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在中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条件下,农户非农化带来的农地撂荒问题需要通过农地流转来解决。确权颁证增强了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稳定性和排他性,在农地流转便利、流转收益较大的情况下会促进农地流转,进而减少农地撂荒。采用四川省9个农村土地改革试点县区市426户农户的调查数据,运用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分析表明：已确权颁证农户的农地撂荒概率显著低于未确权颁证农户,土地确权颁证能够有效抑制农地撂荒;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区位差异,确权颁证对农地撂荒的抑制效应在平原地区、丘陵地区和山区依次递减;土地确权颁证减少农地撂荒具有时间效应,越早确权颁证的农户农地撂荒的概率越低。各地应积极推进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但不能为“颁证”而“确权”,要与“三权分置”改革相配合,切实保障农户土地权益,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在山区和偏远地区,还应克服农业生产及自然条件的限制,降低农地经营成本,扩大农地流转的规模效应和经济效益。     

可持续增长约束与我国农地非农化的效率——基于1997—2013年省区面板数据的测度

目前我国政府主导的农地资源非农化配置,虽然大大促进了工业化进程和经济增长,但也造成一系列环境和社会问题。基于可持续增长视角,采用面板数据DEA技术,测度我国省区农地非农化效率。在充分考虑农地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后发现,我国目前农地非农化效率普遍较低,且存在东部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的区位效应。实现农地资源合理利用,提高农地非农化效率,亟需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完善资源补偿机制,减少土地价格的行政干预等政策。     

"穷人经济学"的公私权博弈:农地权的分析范式

“穷人经济学”对三农的人文关怀在我国的“异化”,实为公产公权与私产私权在农地和农村经济决策上的利益博弈。基于历史变迁的轨迹和现有农地集体产权制度,农地使用权物权化及其立法完善是现实路径。     

粮食主产区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江中下游四省的农户调查

研究我国粮食主产区的农地流转,有助于提高粮食主产区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我国粮食安全水平。根据农户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因子分析和多元logistic方法对农户实际的农地转入转出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农户的种植经营实力、综合经济实力、农业人力资本、农业固定资产、农忙时农活工价比、地域差异等对农地转入转出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农户的种粮补贴金额、满足口粮程度、土地政策理解程度对农地转入转出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因此,应从明晰农地产权、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等方面采取措施来促进粮食主产区农户农地流转。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本文从经济学中的资源稀缺性角度出发,运用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方法,结合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变迁。分析了农地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成本与收益,以及效率的损失,得出我国必须完善农地使用权市场机制,创新农地产权制度的结论。     

从南宁市凤岭园艺场案看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紧迫性

从南宁市凤岭园艺场3500万元征地补偿国债投资案的分析结果来看,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缓慢或缺乏是该案发生的制度性根源.通过分析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金融体系改革的关系、农地金融制度在农村金融体系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农地金融制度与农村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农业并非天生弱质,它的弱质是一系列社会条件发生作用的结果.我国农地金融制度建设的滞后或缓慢是一系列农村经济金融问题的病根.     

农地制度对农户经济地位影响的历史分析

我国的农地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对应四种模式。现行的农地制度的缺陷有三方面：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明确,土地产权各项权能模糊,缺乏土地流转机制。农地制度影响农户的经济地位,农地制度要创新。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及改革研究——基于对“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的思考

"农地保障功能"是近几年学术界讨论的焦点之一。文章在简要回顾主要观点及对其进行评析的基础上,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地制度功能"异化"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变革措施。本文认为:在当代中国农村,农地沦为农民社会保障的"事实",不仅严重阻碍了农地制度的进一步变革,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弱化了农地经济功能的正常发挥。因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就是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步伐,同时在当前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取得初步成效的条件下,应不失时机地推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提高农地生产要素功能,充分发挥市场对土地资源的基础配置作用,提高农地利用及配置效率。     

二元经济结构改善与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离不开农地制度的创新。农地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必须兼顾社会保障与效率两重功能，国有制、个人所有制、土地股份制都不符合这一原则。产权的效率取决于权利的界定及实施。因此，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在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通过农地权利的界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制度的创新，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村集体组织与农民的关系。     

农地可持续利用的机制

农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包括其数量结构的持续性、生产力的持续性、生态的持续性和经济的持续性。本文从机削的角度探讨其实现的途径，提出农地可持续利用的机制包括规划机制、市场机制、制度机制和管理机制。     

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风险形成与控制

农村资金需求催生了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但农地抵押贷款存在制度风险、农业经营风险、农地处置风险和民生风险,需要市场准入和政府参与风险控制,需要以民生为本、规模经营为纲合理处置抵押农地。为分散和控制金融机构风险,应加强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化建设,推行农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担保和反担保模式,建立政府按比例回购农地抵押贷款不良资产和农地抵押贷款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并通过税收和补贴手段调节农地抵押贷款供给和需求。     

比较优势、劳动力流动与农地流转

劳动力和土地作为经济社会的两大要素,二者的配比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效益,其同步发展也是经济良性发展的关键指标.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过密化的农业人口压力已基本缓解,但合乎逻辑的大规模快速农地流转却没有发生.结果显示:劳动力流动不一定引起农地流转,现实中大幅增加的兼业农户减缓了劳动力流动对农地流转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流动对农地流转的推动作用与区位特征关系密切,较高的劳动力流动率并未带来较快的农地流转率.结合现实,可从农户、土地和政府3个方面考察其根本原因,旨在为中国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解决思路.     

中国农地产权缺陷与契约化设计

中国农村土地市场化和货币化的最大阻力是农地产权问题。农地产权问题主要有农地所有权残缺、土地财产权含糊不清、农地剩余索取权被低估、农地产权货币化交易困难等。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农地产权的契约化，包括权利内容契约化、收益契约化和风险契约化。为此，可以借鉴日本农地契约化运行模式，构建中国特色的四层级的农地契约化运行模式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