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威尔逊系数的我国制造业收入差距与FDI关系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投资环境日趋完善,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逐年增加。与此同时,中国的地区间、城乡间和行业间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在吸引外资的众多行业中,制造业是其中率先开放的行业,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活跃的领域。在制造业引进外资并获得快速扩张的同时,制造业收入差距会更直接更显著地受FDI影响。所以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制造业收入①水平的变化、对制造业的行业内部收入差距变化以及整个经济福利变化的影响,具有理论与现实的意义。本文使用威尔逊系数探讨制造业收入差距问题,发现FDI的持续投入会使制造业收入差距呈倒U变化趋势,通过分析得出从长期来看FDI对制造业收入差距具有缩小作用的结论。     

国际产品内分工对我国制造业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

利用1992-2007年间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相关数据,先后测算了制造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程度和劳动力相对工资差距,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模型分析了国际产品内分工对我国制造业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是造成制造业行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程度强化了技术、资本密集型行业中产品内分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削弱了劳动密集型行业内产品内分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     

产业同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以长三角区域为例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愈发凸显。本文通过1990—2020年长三角三省一市30年的年度数据,构造VAR模型实证检验产业同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产业同构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长三角地区产业同构程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向影响关系,即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会有效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工业部门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影响了母国的要素需求结构,从而影响了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的收入差距。本文从直接效应、逆向技术溢出和结构调整三个方面分析了对外直接投资对部门内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合中国2003—2014年31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缩小了收入差距,但在不同的时间区段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低技术部门及资源和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缩小了收入差距,高技术部门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了收入差距,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对收入差距没有明显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缩小了收入差距,而结构调整扩大了收入差距。本文的结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和收入差距调节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对外开放与中国制造业工资差距——基于劳动力供需模型的实证检验

选取1998—2006年中国26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结合劳动力供需的对外开放影响工资差距的理论模型,就对外开放对制造业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从全国样本看,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缩小制造业熟练与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而贸易开放与制造业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则是一种倒"U"型的关系。在分地区讨论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熟练与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的缩小作用要大于东部地区,贸易开放对中西部地区制造业熟练与非熟练工人工资差距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倒"U"型关系的实证结果。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87²010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在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等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对地区间收入差距一直表现为正的效应,且FDI与地区间收入差距不存在倒U形关系;然而,FDI与城乡间收入差距存在倒U形关系,即FDI的进入先是加剧了城乡间收入差距,但随着时间推移,FDI却对城乡间收入差距起弥合作用。     

能源相对价格、能耗技术差异与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

本文从能源要素视角分析了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并进一步利用2002～2016年中国8个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通过全面FGLS实证检验了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检验时,根据行业能耗密度,将中国制造业分为高、低能耗水平制造业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发现:两国能源相对价格、能耗税赋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制造业,特别是高能耗制造业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两国能耗技术差异则对美国直接投资起促进作用。全样本与高、低能耗制造业子样本的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皆显示:两国经济体制差异、两国资本密度差距、中国制造业对美国出口水平均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对美国直接投资,而美国市场规模则起抑制作用。     

扩大内需会抑制出口吗?——来自长三角的数据

利用2004—2010年长三角制造业26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扩大内需战略对长三角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内需的提高不仅不会抑制出口,还能促进出口贸易的扩张,数据显示,内需每提高1%会促进出口量扩大超过1%,这意味着在目前阶段,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中本土市场效应发挥了核心作用;对细分行业的研究发现,在纺织业、化工业和金属制造业中存在着强本土市场效应,而在采矿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食品业中仅存在弱本土市场效应;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和行业竞争程度对出口有正向激励作用,而人均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会抑制出口。     

扩大内需会抑制出口吗?——来自长三角的数据

利用2004—2010年长三角制造业26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考察扩大内需战略对长三角地区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研究表明:内需的提高不仅不会抑制出口,还能促进出口贸易的扩张,数据显示,内需每提高1%会促进出口量扩大超过1%,这意味着在目前阶段,长三角地区对外贸易中本土市场效应发挥了核心作用;对细分行业的研究发现,在纺织业、化工业和金属制造业中存在着强本土市场效应,而在采矿业、机械设备制造业和食品业中仅存在弱本土市场效应;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和行业竞争程度对出口有正向激励作用,而人均资本和对外开放程度会抑制出口。     

服务业FDI、职工工资与行业收入差距——以广东为例

文章以广东为例,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职工工资与服务业行业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服务业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具有微弱的正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增加了广东生产性服务行业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降低了消费性服务行业职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利于广东各服务行业收入差距的缩小与收敛,反而进一步扩大了生产性服务业与消费性服务业的行业收入差距。     

长江三角洲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对外贸易效应

本文由长三角地区(16城市)FDI与对外贸易的简单数量关系,构筑了地区层面的对外贸易模型,运用面板数据(PanelData)方法对长三角地区FDI的对外贸易效应及FDI在上海双边贸易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FDI对长三角地区的对外贸易及上海的双边贸易均起到了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长三角地区FDI与对外贸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技术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实证分析了FDI对我国长三角地区工业经济的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在该地区的溢出效应明显存在,且其外溢效应大于全国平均水平.笔者认为,跨国公司FDI溢出效应的强弱受东道国企业吸纳水平的影响,而吸纳水平的提升关键在于企业的动力与能力.长三角地区劳动力资源及市场化进程状况是它获得较多FDI技术溢出的重要原因.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动态演变 ——基于城市数据的经验分析

借助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经济圈的城市层面数据,本文研究了外资区位选择因素的动态演变规律。研究发现,早期阶段,优惠的引资政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对于三大经济圈吸收FDI都有决定作用。近年来,政策的优惠已经不是决定这三大经济圈吸收外资的主要因素,集聚效应和基础设施,尤其是邮电通讯设施的作用更为重要。但是,用地成本过高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三大经济圈外资流入。研究还发现: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外资由劳动密集型逐渐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但是珠三角地区依旧是劳动密集型外资占主导。     

FDI流入、贸易中间商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不管是传统经济增长理论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贸易中间商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都常常被忽略。本文借助传统的Cobb-Douglas生产函数,将贸易中间商集聚因素纳入新的生产函数模型,并以长三角地区2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贸易中间商集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由于FDI流入是导致贸易中间商集聚的主要动因,因此它对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呈显著差异,贸易中间商集聚对FDI流入程度较高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明显大于FDI流入程度较低的城市。     

FDI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及其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近几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发展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区域的不断增长,有力的促进了该区域经济的发展。从定量角度分析研究了FDI与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证分析了FDI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挤入挤出效应。     

长三角FDI与城市经济增长比较研究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保持着高速的增长势头。其中．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量进入,无疑是促进其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从FDI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理论入手．针对FDI对长三角地区不同城市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考察了FDI占GDP比重的演变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关系．并构建了实证模型,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三大区域经济增长速度与FDI流量的变化之间具有很强的正相关性,不同区域FDI的产出弹性有很大的区别．且FDI对国内资本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     

长三角地区城市FDI区位决定动态研究——空间计量的视角

文章以长三角25个地级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学方法对其1991-2008年的FD I区位决定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近20年来长三角城市FD I区位决定因素及其作用发生了动态变化,一些传统因素如市场规模、城市化水平、产业发展、工资水平、与上海距离等影响不再显著或有弱化趋势,取而代之的是外资集聚经济和工资效率因素上升为主导地位,其作用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因素影响日趋重要。值得注意的是,邻域空间关联效应一直是影响长三角城市FD 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城市吸引FD I不仅取决于自身区位条件,还受周边城市FD I聚集的影响。上述发现对于长三角各城市利用FD I和跨国公司投资都具有重要政策意义。     

宁波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指数和潜力指数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推进,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开放性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本文首先以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为依据,对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行纵向的时序分析,然后根据长三角16个城市2003年的外商直接投资业绩指数与潜力指数排序,通过横向的比较,分析当前宁波市在利用外资方面的优势与不足。对宁波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业绩与未来吸引外资的潜力进行了评价。     

我国29个省市区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效应:1985-2007年

本文借鉴近年来兴起的主流空间统计分析方法,对1985-2007年期间我国29个省市区实际利用外资的空间自相关性进行了研究,并测量了空间集聚效应和空间辐射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自1989年以来,我国29个省市区实际利用外资存在空间自相关性;从空间集聚效应来看,空间集聚逐渐从珠三角、长三角向环渤海地区扩散,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扩散,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保持一致;从空间辐射效应来看,具有正向辐射效应的高高集聚型省市区日益集聚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具有负向辐射效应的低低集聚型省市区日益集聚在西部地区。     

产业集聚和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基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视角

近年来,我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持续上升,但大部分流入了沿海开放地区。本文尝试从长三角地区产业集聚的角度,分析长三角地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数量如此之大的原因,以求从中得出外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另一影响因素——产业集聚,从而为如何吸引外资、制定相应的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更好地促进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