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民营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研究

2008年全球遭遇严重的金融危机,为此,传统的外贸行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广东省是全国外贸依存度较大的省份之一,传统民营外贸企业,在经历国际需求不足等因素后,发展前景不明,令人担忧。民营外贸企业作为拉动广东经济的一驾马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下,要实现民营外贸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就必然要考虑到其转型升级。政府和企业是推动转型升级最直接的因素,本文从这两个因素出发,研究推动广东民营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对策。     

国内先进科技园区发展创新型经济对松山湖的启示

广东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的新理念,加快转型升级是广东贯彻落实科学发展主题、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的重要路径。东莞市作为广东的制造重镇,应当学习和总结国内各先进科技园区的做法及经验,结合东莞的产业结构和企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把创新作为核心推动力实现有效、快速的转型升级并引导企业实现顺利、持续平稳发展,不仅是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也是关乎构建和谐社会和关系人民群众福祉的重大社会问题。     

台州药企的“三步曲”唱响全球市场

在同一个环境下,在同样的金融危机下,台州医药全球化发展又有新的起色,关键是他们唱出了特色原料药产业集群优势发展,实施"转型"制剂,驱动企业升级、建立EHS管理体系,实现国际接轨的"三步曲",唱响了进军全球化的交响乐。     

福建省应对金融危机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研究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金融危机已对福建省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如何转"危"为"机",进一步优化发展环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促进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当前必须面对和着力解决的重大课题。福建社会科学院及时组织研究队伍,由李鸿阶副院长牵头,开展《金融危机对福建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分别从产业升级、财政收入、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企业发展等不同层面,深入探讨金融危机的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具有较强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为此,本编辑部特推出这组文章,以飨读者。     

浙江外向型中小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研究——基于价值链的思考

外向型中小制造企业是浙江民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外向型中小制造企业发展遭遇困境,企业转型升级的呼声日益高涨。首先,文章从价值链的视角阐述浙江外向型中小制造企业的困境;其次,分析这些企业身陷困境的原因所在;最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企业转型升级的建议。     

“走出去”,助推钱摩转型升级

从钱摩"走出去"可反映出台州企业"走出去"转型升级的基本方向,宏观上实现"国际化发展战略"转型升级,微观上把握"市场"、"技术"、"品牌"等要素转型升级浙江钱江摩托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钱摩")是"国有性质、民营机制"的大型企业,通过"走出去"助推企业转型升级,成功实现了国际化发展战略、市场占有方式、核心技术、品牌内涵的转型升级。2005年10月,成功收购意大利百年摩企Benelli,开创了中国摩托车本土品牌跨国收购的先例,     

宁波民企转型升级的时机选择与风险应对

正当前是宁波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攻坚期,民营企业有效转型升级的再发展是促进地区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关键。而影响企业转型升级的因素众多,其中包括资金、技术、人才等多个方面,但笔者认为,更为关键的是"因时制宜"抓住时机进行企业转型升级。宁波民企转型升级时机选择的特点企业生命周期一般分为引入期(创立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从企业生命周期来分析企业转型升级的时机,其理由在于企业发展策略随生命周期的发展而     

早期工业化农村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以天津大邱庄为例

作为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先驱,大邱庄曾一度被誉为"天下第一庄""华夏第一村",但自1997年金融危机以来陷入了发展困境,至今也未能重塑辉煌.大邱庄目前依旧是我国村镇中企业聚集、产业发达、资本集中的地区,有着转型升级的现实基础和迫切需求.但是,"转型"不是"转行",大邱庄产业发展还是要围绕"钢"做文章,在此基础上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大邱庄的二次腾飞.     

特别关注——企业发展与人才集聚

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宁波企业要保持发展活力,就有必要进一步引进开发高层次人才,从而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9月下旬召开的宁波国际人才高层论坛以"企业发展与人才集聚"为主题,深入探讨企业发展问题,着力推动形成有利于企业人才集聚、成长和使用的新理念、新思维和新做法,为宁波科学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工贸易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

本文利用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在系统界定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内涵的基础上,依据相关统计资料和问卷调查结果,对中国加工贸易的现状和金融危机后升级的挑战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加工贸易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升级态势,但总体来说还处于"微笑贫苦陷阱",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及本土加工企业自主研发和技术吸收能力较低等,使我国加工贸易面临着进一步升级的严峻挑战。为此,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升级的相关建议。     

CEPA以来粤港珠区域产业转移及产业升级路径分析

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实施,改善了粤港两地经贸关系,港资服务业的进入如火如荼。文章分析了CEPA签订前后,粤港珠区域核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及粤珠地区制造业优势的变动情况,探讨香港服务业扩散对广东及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演进的影响,进而提出对广东地区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的相关政策思考。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内涵、思路和路径选择

"粤港澳紧密合作区"是广东在区域经济合作发展中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表现,是广东构想的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纽带、企业为主体、项目为载体的粤港澳互惠互利合作新模式。目前推动"粤港澳紧密合作区"的建设,一是要结合实际,明确紧密合作区的内涵、思路和合作重点;二是要选准项目,确定载体,明确路径,并能完善相应的对策措施。根据CEPA协议内容和目前粤港澳经济发展现实,广东应选择能体现粤港澳优势以及有示范效应的港深河套地区在深化合作发展高新产业方面,率先在合作体制和政策上实现创新与突破,以此来带动"粤港澳紧密融合区"的建设。     

CEPA条件下广东创业投资的发展对策

为了促进香港经济的发展,中国内地与香港签署了“CEPA”协定(更紧密合作伙伴关系安排)。CEPA的签署,对于具有先天经济和地理优势的广东省来说,充分利用香港发达的服务业、创业投资产业,以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资本市场的地位,有利于发展广东的创业投资。本文在分析广东创业投资发展状况和CEPA的影响基础上,从加强粤港创业投资合作、创业板合作以及完善创业投资退出途径等方面提出了CEPA条件下发展广东创业投资的对策。     

粤港澳区域治理结构的演进和优化

目前,粤港澳区域治理面临三大约束:政府职能衔接存在障碍;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合理;政府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效机制尚未形成。未来粤港澳区域治理需要解放思想,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建立政府部门的灵活对接机制,加大对市场主体和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提高监管水平,不断优化粤港澳区域治理结构,提升粤港澳区域合作水平。     

以三维总部经济模式推进粤港合作

由于CEPA的签订,广东和香港之间的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同时广东本身的发展也逐步凸显出一些新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化粤港间的经济合作,实现两地区的互惠共赢,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通过总部经济理论的应用,提出三维模式,旨在为推进粤港经济合作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税制差异研究

粤港澳大湾区要实现经济一体化,必然要克服香港、澳门和广东三地之间的税制差异带来的冲突问题。香港和澳门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下被赋予税收立法权,税制协调的基础是保障香港和澳门的税收独立。粤港澳三地之间的税制差异主要表现在税率、税种、税收特点、税收管辖、税收征管等方面,正是这些差异使得在大湾区建设中产生重复征税、逃税避税、税收利益分配不均衡以及征管机构行政管辖权冲突等问题,从而阻碍粤港澳三地的经济发展。     

粤港澳经济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HP滤波、迭代的相关分析、Granger因果检验、DAG技术、结构VAR模型、预测误差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了粤港澳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之间的联系，结果表明，在样本期内：粤港和粤澳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比港澳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弱，而且粤港和粤澳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正处于下降时期；粤港澳之间经济增长不存Granger因果联系；只有港澳之间经济波动存在显著的同期因果关系；粤港和粤澳经济波动的相互解释能力是有限的，它们比香港对澳门的解释能力差。     

回归后香港经济发展的成就、问题与对策

香港回归以来经济增长经历了三次较大波动,但总体呈增长态势。CEPA实施为香港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但是,其经济发展中长期形成的深层次问题并没有解决,某些民生问题日益突出。     

供给侧改革下广东省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动力机制研究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广东省制造业发展面临国际国内形势的双重考验。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发展是广东省制造业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举措,制造业企业通过个性、柔性化生产,快速响应客户需求;通过为客户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提升企业竞争优势;以产品服务为导向,全方位满足客户需求;通过调整组织结构和产业融合,实现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