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依赖与出口贸易——基于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的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格局中,贸易摩擦所导致的单边技术管制不仅会对一国出口贸易利益形成冲击,还会对全球产业价值链和国际经济格局重塑产生重要影响.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推动产业链与供应链多元化.本文基于贸易增加值法测算框架,分析在中美贸易摩擦历史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出口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度,评估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制造业出口贸易利益及国内产业链的冲击程度.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中源自国外增加值部分比例在大幅下降,但计算机、电子和光学制品、电气设备等行业仍十分依赖国外中间品投入;欧洲、美国和日本是中国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度最高的地区,且中国出口中来源于这些地区的国外增加值占比低于流出占比.美国单边技术管制对中国出口的冲击,通过全球价值链体系在国内各行业及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形成差异化的"放大效应"和"吸收效应".     

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效率变动:来自中国制造业的微观证据

本文使用1998-2007年高度细化的关税数据测算了最终品关税和中间品关税,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实证考察了贸易自由化与异质性企业生产率变动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进步具有相当的解释力,其中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最终品关税减让引致的竞争效应更大;(2)贸易自由化对非出口企业、非加工企业以及本土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的影响效应分别显著地大于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且这些差异又主要体现在中间品关税减让引致的成本节约以及优质要素获得效应对生产率的作用上;(3)制造业行业总体生产率的上升主要来自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改善,而市场份额重置效应的贡献相对较小,进一步的估计发现,贸易自由化对资源重置效率的净影响也较为微弱.本文为理解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动态演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评价中国入世的经济效果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判别视角.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在一个自然实验的框架下研究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的生产率效应.利用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贸易数据的合并样本进行倍差法估计后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核心指标的测度方法、使用不同的模型设定和采用不同计量方法的情况下也较为稳健.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进口种类的拓展与进口质量的提升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企业生产率提升的两个渠道,其中“进口质量”渠道更为重要.最后,文章还实证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资源再配置与行业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资源再配置效应是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行业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途径.     

进口中间品质量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2000~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采用A-C-F方法测度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探讨进口中间品质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进口高质量中间品有助于企业通过"学习效应"机制、研发与进口中间品质量的"互补效应"机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两种机制在考虑了企业贸易方式、出口状态、所有制类型、进口来源地差异后皆稳健。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提升中国贸易利得的一个有效途径是进口高质量中间品。     

国际生产分割、中间投入品进口和出口产品质量

在生产链条高度细分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提高国际生产分割的融入程度是否能提高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呢？研究表明,国际生产分割比例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即单纯地进口国外的高质量中间投入品或单纯地引进技术对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存在“拐点”.在产品水平质量差异很大的行业中,企业使用外国中间投入品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幅度要小于产品水平质量差异小的行业.在加工贸易方式下,国际生产分割比例越高,企业使用来自OECD国家的中间投入品则越多,其出口的产品质量也就越高.为了中国外贸的转型升级,政府不仅要鼓励企业进口国外高质量的中间投入品,更重要地是要推动本国生产零部件等中间投入品的企业的自主创新;鼓励企业增加R&D和技术方面的投资,并升级整个供应商体系和下游的生产商体系,从而改善本国中间投入产品质量.     

中国的对外外包与出口——基于制造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依据1997～2007年三张投入产出表的数据计算了我国28个制造业行业的对外外包水平,并以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估算了外包对制造业出口的影响,此外还计算了对外外包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品出口数量增长和产品结构提升部分得益于高质量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我国的对外外包具有"节约劳动"的特点,降低了制造业的劳动需求。这主要是因为高质量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替代国内中间品生产,使最终产品生产链条中的劳动需求下降。     

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的影响--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利用进口中间产品生产出口商品是垂直专业化的典型特征。本文建立了一个纳入进口中间品的预期利润最大化模型,研究了进口中间品在不同计价形式下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计价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并采用2012年1月至2015年6月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贸易结算货币选择的影响取决于进口中间品的计价货币形式,当且仅当进口中间品以第三方货币计价时,垂直专业化分工才会对出口贸易结算货币选择产生影响,且垂直专业化程度越高,出口贸易选择本国货币结算的可能性越低。（2）垂直专业化对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负向效应。（3）中国出口产品差异化程度、出口市场份额、在岸与离岸人民币汇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也显著影响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发展。（4）当前出口贸易人民币结算比重变化主要由出口市场份额变化所致,但仍不能忽视在深度融入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进程中,中国出口对以第三方货币计价的进口中间产品高度依赖所带来的负向效应。     

中间品出口对中国就业结构的影响——基于技能、来源地和部门视角的分析

文章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从技能、来源地和部门等角度,考察了1995-2009年中国中间品出口对本国就业结构的影响。文章的主要发现有:第一,从技能来看,"入世"后中间品出口引致的中国就业技能结构被外贸逆转了,而且国际比较显示,中国中间品出口的比较优势还是依赖于低技能劳动力产品。第二,从来源地来看,出口到欧盟的中间品为中国创造的就业最多;出口到北美地区的中间品创造的就业远低于最终品,这说明中国与北美的生产分工与协作相对松散。第三,从部门来看,制造业部门出口创造的就业中中间品所占比重远低于中国总进口中中间品所占比重,这说明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更多地是作为出口制造平台而存在;服务部门中间品出口创造的就业增幅较大。为此,从提升就业技能结构的角度看,中国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和积累的力度;从改善就业来源地结构的角度看,中国要培育在关键零部件方面的竞争力以加强与发达国家的生产协作;从优化就业部门结构的角度看,中国要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与生产性服务业。     

中国工业贸易利益分解研究——基于属权利益视角

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促进了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发展,各国及要素所有者获得的贸易利益不再是原有贸易利益按国别属性确定的属地利益,而是由中间品生产厂商的资本所有权决定的属权利益。本文在重新界定贸易利益的基础上,构建了贸易利益的所有权分解模型,并依据WIOD数据库测算了中国工业行业的属权贸易利益水平。结论表明,与属地贸易利益相比,我国工业行业属权贸易利益水平较高,并且逐年递增,一方面源于成本较低的中间品进口;另一方面源于专业化生产和中间品出口。其中可拆分的制造业属权贸易利益规模较大,源于FDI规模大于OFDI。而资源性行业属权贸易利益规模较小,间接表明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动因属于资源导向型。     

外资进入与内资企业出口：基于价值链角度的经验分析

本文从价值链角度出发，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投入产出表，将水平和垂直(前向和后向)溢出统一纳入分析框架内，实证检验了外资进入对内资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外资进入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出口没有显著影响，但抑制了上游内资企业出口，促进了下游内资企业出口，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稳健。第二，机制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上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抑制作用主要源于低端锁定效应，表现为缩短了国内价值链长度和使上游内资企业更依赖进口中间品；而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则主要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促进了其创新；外资对同行业内资企业并未表现出竞争效应。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外资进入对下游内资企业出口的正向溢出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东部及中部地区企业中表现更加明显。     

机器人的应用对我国出口升级的影响研究

机器人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出口贸易转型升级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但鲜有文献从微观的视角深入探究企业使用机器人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基于此,通过匹配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数据,以企业机器人进口作为代理变量,研究了机器人的使用对出口升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的使用显著促进了以出口技术复杂度衡量的企业出口升级,在替换度量指标、更换不同维度样本以及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结论仍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机器人的使用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在本土企业、一般贸易企业、高技术行业和竞争程度低的行业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分析显示,机器人的使用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率,降低可变生产成本,进而提升企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出口升级。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5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进口数据,来考察中国本土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OP方法更为准确地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使用进口中间品能促进本土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并存在显著的短期和中长期进口学习效应。因此,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应重视进口中间品。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贸易是否促进了其技术发展——基于DEA的面板数据分析

机械设备作为资本品,其出口增长被视为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升级的标志;其进口被视为获得国际RD溢出的重要载体。本文采用DEA法将中国6个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增长。实证分析发现,1993—2010年期间,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其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增长;装备制造业出口对其技术发展有抑制作用,中间品和成套设备进口对其技术发展都有积极效应。可见,装备制造业进口国外高端设备获取知识和技术溢出的同时,却疲于占据国外中低端市场,把自己锁定在低端分工水平上而抑制了技术发展。因此,需要同时调整装备制造业现有的国际贸易模式和自身发展模式。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技术选择

本文在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下,构建了贸易自由化下中间品进口与企业技术选择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机理,并利用2000—200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考察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造业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入世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应用高技术。进一步考虑企业生产率差异性时,发现这种促进作用与企业的初始生产率水平有关,仅仅显著促进中等生产率的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另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技术密集型出口企业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最强,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技术选择的影响最弱。     

关税冲击下人民币国际化的宏观经济影响——基于汇率管理和资本管制视角

本文通过建立引入中间品生产贸易、出口品定价方式变动、资本不完全流动以及冲销干预的开放新凯恩斯模型,在外国进口关税冲击环境中,在不同程度的汇率管理和资本管制下,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福利的差异性影响.结果表明:(1)货币国际化通过提高出口品本币定价比例,降低了因外国关税冲击导致的本国经济波动和福利损失;(2)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逐步放松汇率管理和资本管制能够提升货币国际化对本国经济的改善效果;(3)随着汇率管理的不断放松,相较于最终品,出口中间品本币定价比例提升对本国经济的改善效果更显著.因此在不确定性增加的全球贸易环境中,应坚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不断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逐步放松汇率管理和资本管制,并重视出口中间品人民币结算比例的提升.     

关税削减如何影响企业存货调整——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分析

面对进口关税大幅削减造成的冲击,国内企业应该如何调整存货策略对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至关重要。文章构建进口关税影响企业存货调整的理论框架,首次采用双重差分法评估了中国加入WTO带来的中间品关税削减对国内制造业企业存货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关税削减显著降低了企业非产成品存货,该结论在考虑其他影响因素后仍成立;机制检验表明,中间品关税削减带来的企业存货下降主要来源于缩短企业订购提前期、降低提前期不确定性以及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异质性分析发现,中间品关税削减对高生产率企业和东部企业的“去库存”效果更突出。文章研究结论为当前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有序地推进“去库存”的工作提供了政策启示。     

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与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

在理论阐释对华出口管制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机制的基础上,以美国高技术中间品为例,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了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会抑制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该结果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美国对华出口管制主要通过降低中国企业成本加成率与提高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来影响全球价值链升级。扩展分析发现,相较于一般贸易企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加工贸易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相较于高技术创新企业,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低技术创新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更大。另外,企业获得的政府补贴会削弱美国对华出口管制对其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抑制作用。因此,中国应该不断扩展经贸合作范围,加深与其他进口来源替代国的经贸联系,从而削弱美国对华脱钩的不利影响。     

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对国家金融风险的影响——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探索

当前数字经济推动金融服务中间品快速发展，这是国家金融风险治理需要面对的新问题。基于2000年至2014年全球43个经济体金融服务细分行业中间品出口增加值数据，本文构建了前向价值链生产联系下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对国家金融风险影响的计量模型。研究发现，前向生产价值链下金融服务（不含保险）中间品出口能够显著促进国家金融风险的规避。影响机制分析显示，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能够有效通过行业劳动生产率和价值链结构性权力影响国家金融风险，以及深化参与金融服务中间品出口有助于增强其通过上述渠道变量对国家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本研究在数字经济时代深入参与金融服务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为国家金融风险治理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加工贸易框架下进出口对汇率变动的响应特征——基于古诺双寡头模型的探讨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跨国加工模式和本土生产模式的双寡头模型可以分析“加工贸易”框架下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模型推导发现加工国货币相对消费终端国货币贬值,则加工国对消费终端国加工商品的出口值将上升,从消费终端国进口同类商品值(中间品)也将上升,且出口对汇率变动的反应滞后于进口对汇率变动的反应.商品的汇率弹性与商品的自身属性相关,较大的出口汇率弹性对应较大的进口弹性.加工贸易框架下,虽然加工商品出口的汇率弹性要小于同类商品(中间品)进口的汇率弹性,但如果进口值相对出口值的比率较小,则加工国本币贬值依然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文中以中国和意大利纺织品贸易类别细分的数据对上述模型推导的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进口中间品能否提升中国工业企业加成率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海关匹配数据库,通过倍差法实证研究了中国工业企业进口中间品的"加成率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国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从事一般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获得了正向"加成率效应",而从事加工贸易和混合贸易的企业进口中间品都显著降低了企业加成率;分所有制类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提升,而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恶化;从不同要素密集度视角出发,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进口中间品后加成率显著下降,而技术密集型企业通过进口中间品可以提升加成率水平。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文章还通过概念模型探究了贸易方式对进口中间品企业加成率影响的作用机制。进一步,本文证实进口中间品通过价格渠道影响了企业加成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