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环保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一个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模型

“双碳”目标下，加快绿色低碳发展将给企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通过制定合理的环境管理体制、加大环保投入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基于中国2011—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从环保投入视角，采用有调节的多重并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适度的环境分权可以有效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过度环境分权体制下的激励扭曲不利于企业绿色创新；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促使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曲线更加陡峭，适度的环境目标约束正向调节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度的环境目标约束促使倒“U”型曲线拐点前移。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环保投入、企业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同时，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约束会强化政府环保投入在环境分权与企业绿色创新间的中介作用。因此，应积极推进环境事权和管理权结构性改革，完善环境事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从而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外部性与企业创新激励

纵向转移支付是调节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的核心制度与重要工具,对微观层面的公共治理具有内在影响逻辑。基于转移支付与企业创新同趋变动的典型事实提出基本猜想,围绕外部性理论构建分析框架,采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与省市两级数据的匹配数据,通过工具变量估计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转移支付对企业创新存在稳健的“非中性”影响,显著激励了创新投入、改善了创新结果、延展了创新能力。所有制类型、区位分布、创新阶段会引致差异化的制度外部性表现。机制检验表明,转移支付增强了省市两级政府创新偏好,塑造了创新友好型外部环境、激发了企业创新偏好、助推了创新同群效应;改变了政府税收努力度,降低了企业税费负担、缓解了融资约束、释放了创新要素。不同机制间存在相互加强或弱化的交互作用。文章对构建激励相容的转移支付体系、引导公共资金锚定创新领域、注重政策外部性与协同性等制度设计具有提示意义。     

贫困治理参与、市场竞争与企业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视角

市场竞争在企业参与外部社会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发挥创新激励作用吗?从这个问题出发,文章以中国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为研究背景,从宏观治理与微观治理两个层面,政府与市场两个视角,投入与产出两个维度出发,考察参与扶贫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使用2016-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先从投入维度实证验证了企业参与治理会在一定程度产生"创新投入挤占效应",即上市公司参与扶贫治理与其创新投入强度显著负相关。然而,更高市场竞争程度能显著降低"挤占效应",有效发挥创新作为根本动力的激励作用;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区分信贷资源和政商关系的异质性,这种"挤占效应"在信贷资源可得性较差、政商关系水平更低的参与企业中更加显著。机制研究表明,这种"挤占效应"通过政策性负担的增加、管理层业绩压力的降低而显著提升。最后,经济后果分析发现,企业参与贫困治理虽然挤占了其创新投入,却提升了创新产出,企业创新产出的数量与质量都得到了改善,参与治理为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带来了益处。本文的研究有利于加深对企业主体创新行为的理解,为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提供了新思考,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与实践价值。     

审计监督、国资监管与国有企业治理——基于审计官员国资监管背景的研究

在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背景下,尤其是近期政府机构改革将国资委的经济责任审计和外派监事会职责划入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在国资监管与国企治理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文章从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背景出发,考察了审计监督的国企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背景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果在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经历越久、审计监督力度越强以及国企内部的公司治理机制越薄弱时越显著,而地方主政官员干预会弱化审计官员的审计监督改善国企治理的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背景还能减少国有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提升创新绩效,最终增加公司价值.文章从审计官员角度深入阐释了审计监督在国资监管和国企治理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对于监管层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制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股权混合主体深入性、高管股权激励与创新投入——基于国有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在党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背景下，选取2013-2017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分类治理视角，分析竞争类和公益类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非国有资本渗透性增强和高管股权激励对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①竞争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创新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公益类国有企业混合主体深入程度对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不显著；②在竞争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弱化了混合主体深入性对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在创新公益类国有企业中，高管股权激励对混合主体深入性影响创新投入的促进效应不显著。研究结论对于指导我国国有企业分类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借鉴作用。     

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创新

本文在论述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的理论基础上,分析了国企经营者激励约束的现状和问题,提出要从企业内部治理、薪酬结构、绩效考核、用人制度四方面进行创新,以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     

金字塔控制、高管政治晋升与地方国企避税行为

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问题近年来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普遍关注.以2008-2015年的地方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考察了金字塔控制模式和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企业避税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的增加会提高地方国企的税收激进水平,揭示金字塔结构蕴含了阻隔政府干预的治理功效;高管的政治晋升激励不但抑制了企业的激进避税行为,还会弱化金字塔层级对激进避税的正向影响,表明政治晋升锦标赛对企业经营效率发挥了潜在的负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金字塔层级与税收激进性的关系在市场竞争环境下更为显著,而当地财政压力的增加不但会遏制金字塔结构对避税行为的促进作用,还会使具有较强政治晋升预期的高管在避税决策上更趋保守.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当前正在推进的深化地方国企改革等政策实践提供了经验启示.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监管问询——来自内部治理问询函的经验证据

国有企业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组织治理已经成为国有企业的一种新型治理方式。文章以沪深两市2015-2019年发放的内部治理问询函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国企党组织治理对监管问询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能有效降低收到内部治理问询函的概率和次数,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和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实现的。文章排除了国有企业俘获交易所官员和交易所弱化对国有企业监管问询这两种替代性解释。异质性分析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可以减少股东会治理问题、董事会治理问题和经理层治理问题等类型的监管问询。进一步研究发现,国企党组织治理减少监管问询的作用在讨论前置实施后和高管晋升预期高的样本中更加显著,且收到内部治理问询函会导致公司累积超额收益率下降。文章的研究丰富了监管问询的相关研究,拓展了中国式监管问询的治理因素。同时,文章检验了国企党组织治理的积极作用,为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行为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与启示。     

环境污染的治理路径与可持续增长:“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

环境治理有两种不同的思路:"末端治理"和"源头控制"。本文将人力资本积累因素引入Stokey-Aghion-孙模型,考察了两种不同治理思路下的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了地方政府在现行考核机制下的策略行为,解释了我国环境状况持续恶化的根本原因,并运用我国2003-2012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受任期制约束的政府官员偏好"末端治理"方式。而长时间维持环境保护法的基本标准不变,持续增加污染治理费用的"末端治理"思路并不可行,只有从源头上不断提高环保标准及执行力度,才能促使企业创新和使用清洁技术,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     

环保税费负担与企业税收规避：提升还是抑制

环保税费的征收既可能因加剧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导致其开展避税活动(融资约束假说),又可能因增加企业的政治成本而约束其避税行为(政治成本假说)。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发现,环保税费负担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避税程度,总体上支持了政治成本假说的观点;机制检验发现,政府监督和社会关注是环保税费负担抑制企业避税动机的两个重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有控股企业、非重污染行业、地方财政压力较大、地区环保税费征收标准较低的样本中,二者关系更为显著;经济后果研究表明,环保税费负担对企业避税行为的抑制效应限制了企业的研发投资,但对企业的市场价值却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研究——以广东省为例的实证分析

科技创新是立国之本、强国之路。政府在不同阶段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以求持续激励企业参与创新活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基于广东省2005-2017年上市公司数据,采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地级市政府科技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科技政策力度越大,越能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科技政策的激励作用主要通过研发强度这一中介变量产生;科技政策不仅能促进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同时也会导致企业的实质性创新行为;直接激励类型的政策对企业创新并无显著影响,而营造创新氛围的间接激励类型政策则对企业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政策激励对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     

“国家队”持股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重污染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绿色技术创新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以2015—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考察“国家队”这类特殊国有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并对重污染行业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队”持股能够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并且该影响在重污染行业更加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和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是“国家队”持股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队”持股时间越长,对绿色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和产权性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采用Wind数据库中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挂牌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科学评估政府补贴、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现阶段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②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政府补贴监管制度，营造合理透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确保补贴方案因地制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The effects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from stakeholder perspectives

Based on legitimacy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 using 111 listed companies among China’s typically high pollution-emitting listed corporations, research into the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s undertak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we analys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proportion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and types of enterpris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ha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e proportion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holdings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However,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private enterprises in terms of the effect of the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n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which possibly arises because both types of enterprises make full use of their own advantages to instigate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through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The conclusions may help enterprise decision-makers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government policy makers formulating scientific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clean production in enterprises.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绿色创新：激励工具还是自利手段

以2011—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手动收集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及绿色专利数据，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即董事高管责任保险是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工具，而非管理层阻碍绿色创新的自利手段；②通过Heckman两阶段模型、倾向得分匹配缓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经过一系列其它稳健性检验后，基本结论仍保持不变；③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不同规模、不同股权集中度的企业间存在差异，主要表现为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大于大型企业，对股权较为集中企业的影响大于股权分散企业。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这一全新视角对企业绿色创新进行解读，可为加速我国上市企业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知识普及，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跨越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如何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为检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在实现其环境治理功能过程中是否驱动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利用2014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DID)实证检验了其对试点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地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显著提升了试点地区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行为进行奖励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与政府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处罚产生的约束效应是促使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两种路径。研究结论为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丰富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机制领域的研究。     

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公众关注度和市场进程的调节作用

“波特假说”有效性一直是学术界颇具争议的话题，然而现有文献对于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讨论较少，也缺乏对其作用情景因素的关注。基于2011—2019年730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面板数据，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我国上市企业在市场化进程影响下，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公众关注度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公众关注度和市场化进程交互项结果表明，企业位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时，公众关注度对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调节作用更显著。结论不仅丰富了“波特假说”相关研究，还为我国企业提高信息共享意识以及政府优化市场环境提供了微观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