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财富效应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家庭资产结构从单一的储蓄型资产转变为丰富多样的风险型金融资产,其配置金融资产的异质性导致了家庭资产选择和消费行为的差异.本文通过实证检验了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及其财富效应,结果显示:城镇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对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而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不显著,金融资产占比、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三个变量对城镇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均不显著;分组情况下,影响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的因素主要是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和高流动性金融资产持有情况,而对于高收入城镇家庭消费结构、低收入城镇家庭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城镇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维度的三个变量对其的影响均不显著.     

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

随着农村地区非农就业比例呈增长趋势及农户收入增加,农村家庭的投资理念逐渐趋向多元化,由此产生的投资理财需求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研究了非农就业对农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结果显示,户主从事非农行业可有效促进农村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显著提升投资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水平;非农就业可以通过缓解农村家庭需求端金融排斥程度对其资产配置产生影响,并且农户的社会信任程度越高,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越强.异质性分析表明,从事非农行业对中年群体、财富收入较高群体的资产配置行为影响更加显著;户主从事第三产业或外出务工对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促进作用更强,而对于户主为兼业或创业人员的家庭而言,该影响则不显著.本文基于实证结果和农村地区劳动力市场结构变化的现状,结合当前增强金融普惠性和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政策目标,提出了改善家庭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鼓励与促进农户进一步参与金融市场,享受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红利.     

省外务工经历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了省外务工经历对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为避免模型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还选取"各省近20年平均城镇失业率"作为工具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研究发现:省外务工经历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并且能够提高其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省外务工经历通过增加收入、增长金融知识、增强社会网络来提高农村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和参与程度。据此可以有针对性地引导农村家庭合理配置金融资产,进而使农村居民更好地分享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带来的红利。     

中国中青年家庭资产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房产和财富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讨论了中国中青年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财富效应";人力资本风险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替代效应";房产对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对中年家庭没有"挤出效应";综合考察中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年龄效应",但细分年龄段后发现,中年家庭具有明显的"年龄效应",而青年家庭的"年龄效应"并不显著;家庭财富促进了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具有医疗保险、商业储蓄保险的中青年家庭更可能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     

住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

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住房的家庭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并进行参数赋值,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且在此基础上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全国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住房资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挤出效应,而当家庭财富水平或分布区域不同时,挤出效应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从微观上说明了完善家庭资产结构、分散家庭投资风险的必要性,从宏观上解释了住房市场过度繁荣对金融市场的资源挤占问题。据此,本文提出合理配置住房资产、缓解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压力、合理引导发达地区房地产市场发展,实现房价平稳回归等政策建议。     

金融知识、财富积累和家庭资产结构

本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年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知识通过优化家庭资产组合显著促进了家庭财富积累,这表现为具有较高金融知识水平的家庭会将资产更多地配置到金融资产上,尤其是风险金融资产上;同时会降低其在非金融资产上的配置,但会提高生产经营性资产的配置.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低资产家庭财富积累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金融知识对农村地区、高年龄组和低教育水平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更大.此外,基于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4和2015年最新季度数据的分析发现,金融知识会显著促进家庭财富增长,这进一步证实了金融知识对财富积累的积极作用.     

二孩生育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何影响——数量效应与政策效应评估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追踪数据,以"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构造半连续型DID作为识别策略,研究了家庭二孩生育决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会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正向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数量效应"和"政策效应"均存在.从数量效应来看,生育二孩的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比未生育二孩的家庭高5.25、,风险资产持有比例高10.3N;从政策效应来看,"两孩"政策的实施使得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提高了6.98'/,并使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了13.1％.其次,二孩生育决策对金融资产配置行为产生影响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孩子数量增多使家庭由于即期和预期支出增加而面临流动性需求,为了获得更多的财富积累家庭更倾向于投资回报较高的资产,从而增加了当期对金融资产的配置.     

人口老龄化、金融素养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尽管我国居民财富规模十分可观,但是由于我国人口的深度老龄化以及居民较低的金融素养,可能会僵化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配置。选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素养指数,利用Probit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程度以及金融素养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考察金融素养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程度对家庭选择投资金融资产的可能性存在倒“U”型关系。进一步地,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其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以及活期存款的可能性都会降低,转而会倾向于选择定期存款,但是金融素养的提高可以减缓甚至抵消老龄化使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单一化的不利影响。     

数字金融、家庭收入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通过考察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不仅会促进更多居民进行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而且会提升已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家庭的投资比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主要存在于城市家庭、高收入家庭以及东部地区家庭。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收入刺激家庭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相关部门可以通过提高中西部地区数字金融覆盖面、鼓励金融机构进行数字金融创新、提升居民金融素养增加数字金融产品的使用、引导农村地区和低收入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提升家庭财富水平。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

本文旨在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部门的金融参与行为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2010、2012和2014年的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如何影响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额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本文进一步对影响渠道进行分析显示：家庭的不确定性收入和债务负担会放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家庭金融参与的影响。收入波动性越大的家庭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时会有更大程度下降。在异质性分析中,本文主要讨论了家庭的互联网使用和家庭的社会交互程度两个维度的差异。结果显示,当家庭使用互联网以及家庭有更多的社会交往活动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对家庭的风险性金融产品投资比例的影响更大。     

经济学家对剩余认识的分歧说明了什么

自魁奈提出"纯产品"学说以来,经济学家对剩余认识的分歧一直难以弥合,这是由他们对剩余研究的目的决定的,但万变不离其宗的是,研究剩余的来源或源泉都是为了给剩余的归属即剩余的占有找到更"合理"的出路,与剩余的真正来源无关.由他们所戴的理论有色眼镜所决定,经济学家把剩余的来源分为劳动说、创新说、不确定性说和监督说.劳动说体现的是社会公平正义,创新说注重的是激励,不确定性说强调了企业家的责任,监督说意在减少偷懒.只要我们不怀任何偏见,这些不同的学说就会为解决目前的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矛盾提供有效的思路和方法.     

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安徽县域经济竞争力实证研究

坚持科学发展观是保证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协调发展的至关重要指导思想。文章构建了一个基于科学发展观的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安徽省县域经济进行了实证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安徽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国际企业战略联盟研究

以制度理论为基础,分析了国际企业战略联盟的内部合法性与外部合法性问题。通过对战略联盟内部合法性、外部合法性概念、作用的阐述,构建了一个整合框架,进而分析了企业特征、环境特征对企业获取合法性的影响,进一步拓展了基于制度理论的战略联盟研究,为国际企业的跨区域扩张,尤其是为新兴经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的市场整合提供了新的解释与思路。     

大数据环境下个人数据隐私治理机制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大数据环境下,个人数据在商业、公共事业及科研等领域的应用日趋频繁,隐私泄露事件发生频率与危害程度极大增高,平衡个人数据挖掘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大数据发展面临的重大难题。文章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将个人数据隐私治理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划分为个人、个人数据收集者、个人数据处理者、个人数据应用者及监督者5种角色,涉及个人、个人数据企业、政府、媒体、第三方隐私保护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等6大利益主体。通过权力利益矩阵分析,将6大主体归纳为核心利益相关者、重要利益相关者、间接利益相关者及直接利益相关者4大类,并据此提出构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针对核心利益相关者建立竞争性治理机制,针对直接、间接利益相关者建立激励性治理机制,发挥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主导作用。希望个人数据隐私治理机制能为平衡数据挖掘和隐私保护提供参考。     

基于公司治理的会计行为与伦理制衡研究

会计控制作为公司治理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它是包含企业在内的所有组织和机构正常运转的制度基础,加强会计控制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而作为会计控制的主体,即接受委托并具体执行、实施会计控制的单位及个人,其产生的会计行为是企业实施会计控制的具体表现,且其采取的控制对策和实施效果均取决于产生的会计行为的导向。只有从利益导向与伦理约束双视角研究会计行为的动因及产生的效果,才能真正找到有效规范会计行为的科学方法。     

事业单位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模型探讨

目前关于人力资源价值计量的研究均是围绕企业展开,而对于事业单位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领域的研究甚少。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事业单位改革还不够深入,人力资源管理问题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现有的人力资源价值计量方法和模型对于事业单位的适用性较差。本文试图针对事业单位自身特性,为其设计计量模型,以便于更好地开展事业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城市规模扩张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

我国快速的人口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规模迅速扩张,并对城市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在此过程中产业集聚发挥重要作用。不同规模的城市,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是不同的,入口规模在300万～1000万的特大城市相对其他规模等级的城市更适合中国的低碳城市化进程。产业集聚对碳排放具有“反弹效应”和“节能效应”,我国应该积极利用产业集聚的“节能效应”实现低碳的城市规模扩张,引导和促进产业在较大的城市集聚。     

股利政策稳定性对股票长期收益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7—2007年中国A股市场上分红次数多于5次的股票为样本,以分红波动分组,采用日历时间回归方法研究了股利政策稳定性对股票长期收益的影响。为了更好地比较股利政策的影响,修正了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分红股票相对于不分红股票存在超额收益,高股利股票较低股利股票有较高的超额收益。据此提出如下建议:监管机构应出台更为有效的政策来引导和管理上市公司进行股利分配,使股利支付趋于稳定,从而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基于不确定性的EVA战略模型研究

“财务战略矩阵”以财务为视角,为企业战略的定位及决策提供了一种极具可行性的定量方法。在时其基本思想作以借鉴的基础上,保留了模型中反映价值创造能力的变量、反映企业资源利用效率的变量,并增添了第三因素,即反映企业未来面临的不确定性的波动率指标,提出了“基于不确定性的EVA战略模型”,为企业战略定位与决策提供了更具柔性的方法选择。     

司法者激励对司法公正影响的模型分析

司法公正与法官激励是当前司法领域中所面临的最为紧迫而关键的问题.本研究运用博弈论来模拟现实的审判过程.通过分析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法官最优选择的基础上来研究法官的法律遵从度、工作勤勉程度、工资收入、外部干预(如贿赂)、司法权的有效配置等重要因素对法官裁判的影响,进而解决社会所获得的公正执法水平.对于不同法律遵从度的法官而言,贿赂、工资等因素的影响是不同的.提高法官法律遵从度并调整法官与社会之间的效用关系,从制度上实现司法权的有效配置,对于实现司法公正至关重要.这为解决当前司法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