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监管的企业环保投资效应研究——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8—2018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以中央环保督察组首轮进驻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显著扩大。中央环保督察能够通过地方政府治理压力的中介作用进一步影响企业环保投资,以“督政”来“督企”的环境治理策略效果明显;制度环境优化能够保障环保政策的有效实施,政商关系的“亲”“清”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高中央环保督察的实施;为吸引外部优质资源的政府竞争能够增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的影响,而为追求经济增长的政府竞争会削弱这一政策的作用效果;相比非国有企业,中央环保督察对国有企业的环保投资增大具有更显著的作用。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政府进一步完善生态监管制度提供有益启示。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过度金融化： 资本逐利抑或环境治理

中央环保督察是近年来我国环保领域采取的重要改革措施,不仅有利于提高环境治理效力,而且也会对微观企业的资源配置决策产生影响。基于2012—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影响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企业绿色投资进而会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过度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程度高、高管无公职经历的企业以及处在公众环境关注度较高地区的企业更强。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提升了企业绩效。研究结论探析了宏观环境政策对微观企业资源配置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对实现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中央环保督察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变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双重背景,以2012—2021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探讨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提高环保投资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政商关系健康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更显著;相比于首轮环保督察,“回头看”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强;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上。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抑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最终能够提升企业的主业业绩。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与企业债务融资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国家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论文以2011—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PSM-DDD模型,分析验证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对企业债务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使重点城市重点行业的企业债务融资规模显著下降,并且其影响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以及非国有控股的企业中尤为显著,这表明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不仅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规制政策,而且具有引导企业外部融资的效果。     

公众环保参与对企业环保创新水平的影响探析

本文选取2011-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公众环保参与对企业环保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公众环保参与能够显著提升所在城市企业的环保创新水平。经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论仍然成立。此外,机制检验表明,公众环保参与能够通过加强政府环境监管以及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提高企业环保创新水平。在进一步分析中,本文发现：中央环境保护督察（CEPI）能够增强公众环保参与的治理效果。     

碳强度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30个重点城市2003—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准倍差法考察碳强度约束政策对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从制度差异角度探讨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影响的异质性,稳健性检验证实结论的可靠性。结果显示:碳强度约束政策能够显著降低空气污染浓度,改善城市空气质量,随着时间推移,碳强度约束政策的效果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意味着其短期效果明显,中长期效果可能面临不确定性;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受制于地区制度环境,政府质量越高、市场化程度越高以及国有经济占比越低碳强度约束政策对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效果越明显。     

攻坚克难方显英雄本色——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成效综述之二

天空一碧如洗,矿山翠色欲流,花草交映,一片生机。谁能想到,这是2018年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点名批评的霍林河露天煤矿。一系列曾经占据各大媒体头条、举国震惊的重大生态环保案件,在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的全力推动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实行以来,动真碰硬、攻坚克难,不当“稻草人”,不作“橡皮筋”,对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形成强大震慑。啃最硬的“骨头”,拔最牢的“钉子”,推动一批生态环境领域影响重大、久拖不决的问题得到解决。     

拧紧责任“螺丝” 改出长治久清——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成效综述之三

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制度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创新之一。自制度实施以来,中央生态环保督察抓住了地方党政机关这个关键的“牛鼻子”,利用杠杆力量,层层传导责任,让生态环保“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落地生根。督察整改是督察的“后半篇文章”,通过督察发现问题只是手段,整改才是目的。被督察对象以督察整改为契机,压实责任,分类施策,建立长效机制,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形成了“督”的主体与“被督”对象同频共振、相向而行的良好效果,共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阔步向前。     

去产能政策效应、金融生态治理效应与银行资产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政策效应分析可知,在考察期内去产能政策对降低行业过剩产能有一定效果,对银行资产质量存在负向政策冲击效应,但仅显著存在于焦炭和生铁行业。在等权重原则下构建区域金融生态指数,并以金融生态为控制变量,研究得出金融生态弱化了去产能强度与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的正相关性,其中,经济环境指数与金融环境指数的弱化作用更为显著。在控制银行特征变量下,去产能对银行资产质量的政策效应进一步减弱。由此,从内外部治理因素层面为有效降低去产能导致的银行不良贷款短期脉冲式反弹风险提供依据。     

派驻督察、绩效考核转变与高质量发展*——基于土地派驻督察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派驻督察政策与绩效考核指标转变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内,利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型分析了“质量”任务和“数量”任务冲突情形下的最优策略选择,并以国家土地督察为例,采用双重差分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派驻督察政策有助于推动高质量发展,但其实施要充分考虑任务的相对冲突性;在双代理人模式下,土地派驻督察政策能够显著发挥其监督激励的作用,可以通过影响地方政府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转变绩效考核指标这类引导型激励方式发挥的效果开始初步显现。机制检验表明,督察政策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通过促进法制规范性、发展集约性、环境可持续性和民生共享性等方面实现的。     

能源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动态关系管理研究——基于区域的模型分析

能源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是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能源高质量发展与环境保护动态关系对于建设中国高质量发展体系尤为重要。基于区域视角对云南省1995—2017年能源消费数据和主要大气排放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建立能源消费和大气保护动态关系区域VAR模型,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从短期看,天然气和一次电消费的增加会减少环境污染,但长期看,这种影响由于产业结构的特性和固化,不能产生持久性的作用。据此为区域能源高质量发展、产业调整、环境保护动态关系管理提供较为精准的量化依据,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互联网技术进步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及空间效应

首先,从环境监测动态化、政府环境监管信息化、社会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深度化及环保产业智能化4个维度分析了互联网技术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理。然后,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废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空间关联性,并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互联网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互联网技术进步能显著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针对不同的污染物,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效果不同。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提高区域环境质量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绿色技术创新能否有效改善环境质量？—基于财政分权的视角

“双碳”背景下，如何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改善环境质量？政府在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本文以2004-2018年263个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为样本，采用不同维度指标衡量环境质量，并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以及财政分权在绿色技术创新与环境质量之间所起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越有利于改善环境质量，但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随着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在财政分权的作用下，绿色技术创新改善环境质量的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异质性、时间差异性以及门槛效应。因此，需要因地制宜把控财政分权水平，加大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投入，提高绿色技术的使用率，加快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目标实现。     

On the Use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Data for Environmental Valu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otential of using subjective well-being (SWB) data to value environmental attribut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compares this method, also known as the life-satisfaction approach, with the standard hedonic pricing approach, identifying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s a corollary, we show how SWB data can be used to test for the equilibrium condition implicit in the hedonic approach (i.e., equality of utility across locations). Results for Ireland show that the equilibrium condition required by the hedonic pricing approach in Irish markets does not hold. They also show that air quality, in the baseline specification, and warmer climate, across all the specification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SWB. Their associated monetary estimates, however, seem too large.     

环境税经济效应的扩展分析及其政策启示

本文从环境税的理论基础入手,回顾了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几个有代表性的基本观点,认真分析了环境税经济效应传统分析中存在的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将"经济结构优化效应"和"国际贸易受益效应"引入到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当中,大大拓宽了环境税经济效应分析的研究视角,最后在环境税经济效应创新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环境税政策启示。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问题的再思考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是西方经济学的一种假说,是用于研究经济发展（收入）与环境关系而设计的一种模型和方法。本文以江苏为例,分析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找突破EKC拐点的发展路径。影响经济与环境的原因比较复杂,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环境政策、环境法律和国民素质等因素有关。在运用EKC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应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加快产业转型,积极主动地治理环境。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发展,从源头上减少环境污染。加大环保资金投入,加快环保项目的研究和转化,从技术上突破环境治理的难题。建立一套科学的环境政策机制和监管制度,从机制、制度上保障环境质量的显著提高。     

Institution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expenditur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vidence from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are among the top air emitters in per capita terms worldwide. We examine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EEP) on air pollu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MENA) countries. Moreover, we explore whether countries with stronger quality of governance can exploit GEEP to reduce air pollution more efficiently. Empirical analysis, using data from 1996 to 2015 for a set of the MENA countries, shows that GEEP alone does not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contributing to better environmental quality. However,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of governance are shaping the final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GEEP in the MENA region. Our results can help policy makers in the region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discovering strategies for reaching the agreed goals under the Paris Climate Deal (COP21), namely net zero emissions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区域工业环境效率提升

构建并演绎异质性环境规制、清洁型技术结构与工业环境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测算我国及各省份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实证检验不同类型环境规制通过清洁型技术结构对工业环境效率形成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门限效应。研究发现:各地区清洁、非清洁技术效率和工业环境效率一直呈上升趋势,且东部均高于中、西部地区。惩罚性环境规制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对工业环境效率的直接效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者明显大于后者,但前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减弱,后者的作用力度逐渐增强。二者均存在可持续两期的部分中介效应。惩罚性和奖励性环境规制分别呈现双重和三重门限效应,大部分省份的环境规制已突破U型门槛下限,正向作用于工业环境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