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地区的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

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绝大多数国家都受到了冲击,中国台湾地区也不例外.在这一背景下,考察经济增长与经济稳定的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显得尤为有现实意义.本文根据修正的Lucas模型,运用台湾地区1960～2008年的消费数据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进行了比较分析.结论显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台湾地区两种成本的重要性是不同的:1960 ～ 1987年台湾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小于经济增长降低1％的福利成本,说明经济波动相对于经济增长是不重要的;在合意的取值区间内,1988 ～ 2008年和1960～2008年经济周期的福利成本与经济增长降低1％的福利成本都比较大且大体相当,因此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政府在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持经济稳定上.     

战略性贸易政策及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启示

首先介绍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关于在高新技术领域政府干预合理性的阐释：高新技术存在技术外溢,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高技术企业的补贴可提高本国福利;其次,分析了欧洲和日本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 例子;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有益启示。     

“福利赶超”与“增长陷阱”

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收入差距不断增大,为此政府扩大了公共支出形成了"福利赶超";"福利赶超"使得政府支出超出了政府收入,政府减少了对企业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由此减弱,经济增长落入了"增长陷阱"。这一理论逻辑得到本文构建的数理模型的证实。目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已出现"福利赶超"的迹象,为了避免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我们提出了缩小收入差距、压缩行政性开支及合理使用公共财政等政策建议。     

关于我国竞争政策法的思考

１、有些国家为什么会出现反垄断法的“休眠”期如何协调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是一国政府经济政策难题。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历史经验证明,在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是相克的。５０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之后,禁止垄断法便...     

对日本产业技术政策的思考

加快产业技术进步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基本途径.日本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他们在不同时期实施的合理的产业技术政策.通过对日本产业技术政策的分析,总结了中国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新思路.     

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研究综述 ——基于支出“运作机制”视角

调节收入分配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而公共财政的“福利支出政策”则是政府发挥这一职能的有效手段之一。对此,本文从理论上综述了调节收入分配的福利支出政策,包括前沿的公共产品内在分配效应研究、标签分配政策、定向政策、实物补助政策和“付劳收益”政策研究。通过理论综述和比较研究,本文探析了这些政策对于中国公共福利政策的借鉴意义,提出了完善我国公共财政福利支出项目、提高福利支出效率的政策建议。     

中国可持续增长的机制:证据、理论和政策

本报告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政府支持系数,该系数是通过一个政府福利模型而得。在突破贫困陷阱阶段,政府与企业目标高度一致,政府集中一切资源支持企业发展,政府支持系数大,企业享受了低税、低资源价格等有利因素;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城市化快速提高,政府转向福利支出目标,福利刚性不断加大,政企目标冲突,政府支持系数下降甚至出现惩罚,政企在新的发展阶段都面临转型,转型失败可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确定中国未来的新增长机制,政府转型是关键,限制政府利益刚性,明确政府福利支出与企业发展能力相匹配,而不是靠债务融资推动福利和增长,更多地让市场发挥激励创新和优化配置资源的功能,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影响我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外贸与环境政策分析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体现了一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本文以1990～2005年我国工业污染的数据为基础,描绘出我国EKC是"N"字型波浪式上升的,阐述了产生这一特点的贸易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影响因素,肯定了政府的环保政策对于环境恶化的控制效果,但认为政府的直接干预只是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外部手段,提高经济运行效率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及其最新发展

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世界福利，因而应该是各国政府的最优政策选择。但在现实中，贸易保护主义一直盛行。对此，新贸易理论和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做出了解释，其核心是“利润转移理论”和“外部经济理论”。“利润转移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存在超额垄断利润，而政府单边的贸易支持措施就可以使本国企业获得此项超额利润，只要该利润超过政府付出的成本，就可以增加本国福利。“外部经济理论”认为，如果存在市场的不完全以及外部效应等市场失灵的情况，政府适度的贸易干预政策可以纠正这些市场失灵造成的扭曲，增加本国福利。上述理论似乎为政府的贸易干预和保护措施提供了合理的辩护。但在现实中，这些贸易干预和保护政策是否能够真正提高本国的福利却遭到了质疑。“利润转移理论”面临着如何测算政府支持政策的经济效应和成本的困境，即使是非常有效率和决策能力的政府也难以保证政策的成功。而“外部经济理论”中的市场扭曲也很难度量，况且贸易干预和保护政策往往并不是纠正市场扭曲的最佳政策选择，相反却有可能造成其他生产和消费的扭曲，其效应甚至不如一些直接生产或消费补贴措施。因此，将贸易政策仅仅作为提高一国福利的手段来解释存在明显缺陷。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尝试从全新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政策的产生和变化。这是贸易保护政治经济学理论产生的重要前提。     

最优财政和货币政策及其福利效应分析

本文建立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模型,并以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以福利效应为最优政策的评估标准,研究了财政和货币政策协作的最优政策机制。分析表明:在Ramsey最优均衡下,财政和货币政策共同作用于通货膨胀和产出目标,以严格通货膨胀为目标的最优货币规则会使得政策的福利损失最小,但货币政策在产出目标、通货膨胀目标以及政策福利损失三者上不能同时兼顾;最优财政规则是趋向缩小收支差,从而趋近于福利损失最小。本文同时使用贝叶斯分析,对中国经济政策2005年第一季度至2009年第二季度的福利效应进行了评估,实证分析表明:样本期间政策的无条件福利损失处于波动状态,经济增长增加了家庭部门的条件福利损失,即经济增长导致跨期消费成本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