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排满”到“大、小民族主义”——试论梁启超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1903年梁启超"大、小民族主义"概念的提出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标志。从东渡日本之初不时声言"革命排满"到游历美洲后提出"大、小民族主义",梁启超这一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过程伴随着中国传统"夷夏之辨"、"天下观"等思想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对接与调适。其中,梁氏本人对瑞士政治学家伯伦知理国家主义思想的借鉴至关重要,它促使中国传统主要以文化取向为主的"夷夏之辨"、"天下"思想最终转化为以国家取向为特征的"大、小民族主义",进而衍化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     

儒家经典《大学》之“大学之道”探释

儒家“大学之道”深深影响了传统中国社会，对社会及历史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其对国民人文素质的影响，体现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稳定、发展起着独特的积极作用。《大学》之“大学之道”所展现的是儒家追求“王天下”最高理想的理论依据，其中“三纲领”是其政治伦理体系的最基本框架，而“八条目”是实现平天下理想的具体步骤；它们相互联系、前后衔接，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理论体系。     

儒家“仁爱”思想对当前学校德育的启示

“仁爱”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仁爱”思想将“仁”作为正确处理人伦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原则，倡导“仁”与“礼”的内外统一，强调“忠恕之道”的践履。这些思想对当前的学校德育无疑有着重大的借鉴意义。在施教过程中，要贯穿“爱”以明规范，明规范以张扬爱，教育学生践“忠恕”以修身。     

居仁循礼至乐——对先秦儒家之“道”的一种尝试性讨论

“道”向来被视为道家的最高范畴，但实际上，“道”也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只不过道家重“天道”，而儒家重“人道”。从天道到人道，从自然到人，反映了思想史上的进步。本文试图通过对先秦儒家“道”的观念的发生以及先秦儒家之道的展开形式及其构成内容进行探讨，以突显“道”对于先秦儒家学说的重要意义。     

试论“三个代表”与“三个文明”之内在联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三个文明”理论都是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两者相互之间存在内在统一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关键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代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实质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制度基础和根本保证。应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促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从老子“不义”、“不利”看老子的大义、大利观

与传统儒家的重“义”轻“利”和墨家的重“利”轻“义”相比,老子表面上似乎不要义,不要利,但实际上是通过“不义”而义、“不利”而利,使义与利达到最高程度的统一,以实现政通人和,百业兴旺的“大义”“大利”的理想世界。     

“忠恕”之道与现代人际和谐

“忠”、“恕”思想是我国古代儒家学说的重要命题。它们既是“仁”的主要内容,又是推行“仁”的基本方法,同时是古代社会解决人际关系的重要准则。当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人们也必须学会如何在社会中协调同他人的关系,以更好地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忠恕”之道对于建立和谐的现代人际关系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墨子与边沁的“三利”关系思想比较

墨子与边沁分别是开中国与西方功利思想先河之第一人。他们的功利思想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各自的特点。其中,墨子与边沁都有利己、利他、利天下的"三利"思想,但又基于各自的侧重点提出不同的功利价值。比较他们的功利思想并从中得到启示,对于当前构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价值观有一定的意义。     

历史主义范式下的晚清“羁縻”政策研究

所谓的“范式”，主要是指某个科学共同体所共同接受的理论观点和研究假设。在历史研究中，历史主义和革命史范式是中国史学界两种重要的研究范式。如果以革命史范式来审视晚清的“羁縻”政策，那么这一政策有违于民族尊严和损害了国家利益，具有“投降主义的嫌疑”。倘若从历史主义的范式来考察这一政策，晚清时期，清廷所推行的“羁縻”政策，无论从其催生的情境来看，还是从统治者本身主观上所期望达到的目的和作用来看，与传统并无本质区别，即都是力图通过牺牲一定的国家利益来换取苟和的一种权宜策略。无知和历史的惯性使他们没有意识到对手的强大，在列强的咄咄逼人的态势面前，一步步滑入丧权辱国的深渊。     

“人君犹盂”与“老板文化”

培养健康的企业文化并不是老板随心所欲就能造就的，按照儒家“人君犹盂”的说法，那并非是按照老板之“盂”去打造企业文化之“水”。而是反过来要求管理者按照以人为本的精神检点自己。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大渊源

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渊源;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文化渊源;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以及应 对新世纪挑战的深层思索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渊源。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不仅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认识和把握,为党的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只有努力贯彻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才能更有利于促进和保 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     

“反朱”思想研究：发展历程与内在逻辑--以宋明清理学为中心

“反朱”思想是指称理学思想内部反对朱子思想或与朱子思想路向不相契合、存在内在强烈冲突的个别思想家或某个思想流派的总的汇称。这不仅是对反朱历史现象总特征的一个概括，而且为理学在宋明清三代的理论发展提出新的研究视角。总体来说，“反朱”思想经历了宋明时期“心性义理”层面的“反朱”、明末清初“实事实行”层面的“反朱”和清代中期社会伦理层面的“反朱”。“反朱”思想的历史展开尽管不同时期不同面貌，但其遵循了共同的内在逻辑，表现为都以朱子作为潜意识的对话客体，都是建立在曲解或错解朱子思想的基础上，都在反朱过程中无形助推了朱子学的不断发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对在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有利于进一步牢固树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其二、有利于进一步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三、有利于进一步准确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思想精髓；其四、有利于进一步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深层理论逻辑探析

孙中山民生思想的准确定位应该从其思想的深层理论逻辑得到阐释。孙中山民生思想的历史观基础是西方社会进化论中的社会有机体论和中国传统阶级调和论;孙中山民生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养民"的政治哲学理念,没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政治价值观的倒转;孙中山通过其社会主义理论认识展现了其民生思想的道德乌托邦色彩,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具有本质不同。对孙中山民生思想的深层理论逻辑的揭示表明:孙中山的民生思想是传统儒家民本思想的近现代继承者,它不是一种完整意义上的现代政治理念。     

“任人唯贤”刍议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①“干部决定一切”，自然亦决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郑重指出：“我们党强调必须以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实现”。而“解决组织路线，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切的问题，是选好接班人”②。即选拔好干部！“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而“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贞观政要》）。能否选拔好干部，“这是个战略问题，是决定我们命运的问题”③。能否选拔好干部，既是能否顺利实施《国家公务员条例》，能否顺利地实现…     

论“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学习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

对“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这两个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求得全面清晰的认识 ,是学习好、贯彻好、落实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在武装思想和指导实践两方面都取得新的成效的前提和保证。     

思辨“必需”与“够用”

在职业技术教育中，对化基础课教学的“必需”、“够用”观点，出现了认识及实践上的颇。为了能正确认识“必需”与“够用”观点，使其在指导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本提出了“适度”基础上的“够用”，“充分”前提下“必需”的观点，以满足素质教育和创新教育的需要。     

我校举办“文明修身 阳光暖春”主题活动月

为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引导广大青年学生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文明意识，提高文明素养。传递大爱之心，山西省财政税务专科学校从3月上旬开始，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文明修身 阳光暖春”主题教育实践活动。活动中，全校各级团学组织围绕“文明礼仪与我同行”、“文明用餐”、“文明使用电梯”、“寝室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如何深入学习研究贯彻“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谈高等院校在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中的特点和模式

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要同学习邓小平理论结合起来，研究“三个代表”同党的理论建设、理论创新结合起来。高等院校在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推进“三进”工作的广泛开展，其模式：一是统一思想，高度重视，二是教学相长，立足效果，三是组织到位，措施得当，四是方式多样，内容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