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逻辑体系的新探索——兼论马克思的经济学逻辑构建体系

有没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话语指导权的经济学体系是衡量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指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尤其是政治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是从"破"中耸立出来的,建立科学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只能以完整的关于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的学说为指导。国外对此学说的理论研究已经取得了十大新进展,总体思路是"回到马克思"与"发展马克思"。同时此学说也引发了关于中国经济学体系框架的若干新思考。     

马克思经济哲学视域中的人学问题——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人学之维

人的问题是任何学科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他借助于经济哲学的视野完成了对人的全面考量,人的起源问题、本质问题、动力问题、地位问题和发展问题都得到了科学的回应.作为“中国版”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体现人民呼声的经济学理论,又是为人民谋福利的一门科学理论.可以说,人学之维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始终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启示——评《马克思经济思想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北大核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中国经济改革面临新挑战。为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必须积极推动经济改革,让改革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与内涵一直是推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只有不断学习和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关系、生产力的正确论断,才能始终坚持推动经济改革,让科技创新、思想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引擎,持续不断地催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核心是什么”到“核心何以可能”: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深化之路——评邱海平与胡世祯二位教授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的争论

深化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需实现关注重心的转移———从"核心是什么"到"核心何以可能"。探索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要注意区分"修正"与"补充"这两种方式的区别。研究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可以加深我们对马克思何以能够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何以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何以能够确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等问题的理解。     

也论社会主义“资本”理论的难题——兼与简新华、马迪军先生商榷

用中性论方法分析社会主义也存在“资本”范畴，缺乏科学性。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是分析社会主义存在“资本”范畴的科学方法。运用劳动二重性分析资本可以看出。资本具有二重属性：一方面从生产力角度讲。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存在于一切市场经济中。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方面讲。资本在一定社会中必然体现出为该社会服务的属性。打上一定社会的烙印。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同样，运用劳动二重性理论也可以科学地说明社会主义劳动力商品问题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     

应重视“行政区边缘经济”的研究——评《行政区边缘经济论》

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行政区划、政府职能、地方政府行为对区域发展和基础设施、环境建设产生明显的刚性约束，所以我国存在着“行政区经济”现象。“行政区经济”是指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出现的，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相悖的一种特殊的、过渡性质的区域经济，它表现为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由于在“行政区经济”运行     

马克思“现实的人”的理论潜力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尝试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需要把中国经济建设的轨迹、经验、规律讲透彻。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形成和运用具有马克思主义渊源的、区别于西方主流经济学但又吸纳了其思想中有益成分的新范畴。建设话语体系的理论研究的焦点,就是要尝试不断挖掘马克思的具体范畴的深刻内涵,结合实践的展开,赋予其理论价值和现代意义。马克思的"现实的人"的范畴,区别于经典理性选择模型中的"经济人"观念,从关系、历史和发展的视角对人做出的全面分析,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预测力,并且能够为解释利他行为、阐明公共目标的确立、理解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奠定坚实的思维基础,具有成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基础范畴的巨大潜力。     

马克思的生态经济理论和生态经济体制的建立问题——“两型”社会建设的几点思考

从马克思的理论看,经济活动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是以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中介的,即生产总是以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行,并形成相应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的制度化就形成经济体制,生态经济问题的要义应在经济体制中去理解和把握。基于此,我们这里讨论生态经济问题,不是单纯地思考某一生态的经济产品或产业,而是着重考虑生态经济体制建立的着力点。目前在我国,一是应建立再生产自然的经济体系;二是着眼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和实行有限的资本生产体制;三是强化主体功能区的分工及其合理协调的发展与生态建设功能;四是优化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的工业管理体系构建。     

重读《资本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哲学贡献——兼论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启示

随着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成为当下现代化发展的时代境遇和研究视域。作为世界历史的“资本”阐释,《资本论》较为全面地呈现了世界历史的逻辑起点、内在动力、拓展空间和发展界限,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揭示中发生世界观转变、对社会历史现实进程的总体考察中实现方法论变革以及在对资本逻辑造成人的消极发展的无情批判中提出价值观展望,最终达成了对世界历史之谜的解答。这一解答对于如何在新的历史方位、新的发展形势和新的时代任务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而推进世界历史进程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作用。     

资本的扩张与世界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兼评“中等收入陷阱”假说

资本的扩张必然导致以不平等为特征的中心-边缘式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中等收入陷阱只不过是这一体系的特定产物而已。中心区的资本为了实现对边缘区的控制与剥夺,不仅摧毁外围边缘地区工商业,使其成为中心地区产品的销售市场和原材料基地,而且限制高新技术向边缘区的流动,控制其创新能力以防止其产业升级。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区对边缘区的剥削随其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变化。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对策思路：兼论“三控型民族经济”与对半式双赢

本文在不否认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某种进步性前提下，首先客观分析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特点、利益分配和我种后果等，接着，提出我国若干应对之策，认为较圆满地实现利大于弊必须做到：一是加快建立“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以应对“海外兵团”的涌入；二是争取对半式双赢，以求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利益均沾；三是尽快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民待遇，以为本国企业争取好的竞争环境；四是加大科教投入，创造知识资源，以确立应全球化的根本之策     

“知识银行”战略的实质:服务还是控制?——兼论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

世界银行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知识银行”战略,这一战略为其后来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的和平崛起过程中,中国之于世界,不仅需要有自身的经济贡献,更应该有自身的文化(或知识)贡献,而“知识银行”战略及其发展能为中国提供这样的经验.文章主要从经济史的视角,试图对“知识银行”战略的推出背景、发展历程、工作机制、影响和实质进行一个系统的探讨.研究表明:(1)“知识银行”战略推出的背景是“华盛顿共识”的失败和“知识经济”的兴起;(2)“知识银行”战略主要通过组织机构建设、话语体系构建、知识成果发布、金融贷款支持和高层培训等五大机制来共同推进与实施;(3)“知识银行”战略具有两面性:表面上是为传播公共知识,实质上是为“范式维护”和意识形态输出.进一步地,将“知识银行”战略与当下中国的经济学理论反思联系起来,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1)辩证地看待来自“外面”的声音,审慎地对待西方理论,并加大自身的理论创新;(2)着力提升中国在全球性“知识供给机构”中的话语权;(3)中国的国际性金融机构也需要提升自身知识产品的输出和服务能力.在中国的资本和文化逐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世界银行的“知识银行”战略及其发展或许能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提升国际话语权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于环境权的一些思考——兼评徐祥民先生对“公民环境权论”的疑问

在环境法领域,对环境权的解读至今仍然没有形成统一或较为公认的理论和观点.本文主要针对徐祥民教授的环境权概念及其“对公民环境概论”的疑问进行了分析,并引发了关于环境权的一些思考.     

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力创新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兼评杨志的专著《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

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既是剖析社会生产方式性质、商品经济发育程度，以及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经济学理论，又是揭示社会经济形态演变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还是展示认识主体——马克思是如何进行理论创新之著作；尽管如此，《资本论》的理论本身还是不能直接回答：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什么要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公有制经济为什么要采取公有资本的形式，以及这种公有资本到底如何承载和实现公有制本质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应当是中国的理论工作者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创新之后亟待创新的最重大理论问题。作者认为，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由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杨志博士撰写的《论资本的二重性——兼论我国公有资本的本质》，是一本力图对《资本论》的研究进行理解创新和理论创新的著作，是一本多年鲜见的、对科学地研究资本与公有制经济之间内在矛盾及其本质等问题有所启迪的理论著作。     

“配第-克拉克定理”悖论的经验与理论分析——兼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发展方向

“配第-克拉克定理”不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宝典法则,而是一个悖论。从经验数据来看,伴随着产业结构转型为以第三产业为主,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面临着产业畸形化、虚拟化、危机频发、增长乏力等问题;从理论视角来看,“配第-克拉克定理”错误地理解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生产力与保护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资本逻辑利用市场经济的弊端以及有为政府职责的缺失发生作用的结果。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发展方向的理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国家不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中转站,工业化没有尽头,后工业社会是一个伪命题,必须坚持工业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确保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     

转轨体制、租金机制与企业的性质——兼论中国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本文引入"潜产权"概念和租金机制来构造转型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笔者从体制转轨和法律缺失两个转型背景下发现"潜产权"普遍存在,这些"潜产权"介入企业,从而改变了企业的性质。随后,通过企业这个微观主体,本文揭示了转轨体制对经济发生作用的内在逻辑,为"透视"转型期中国经济的三大"异常"特征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解释。     

中国经济在改革发展中呈现效率驱动型特征——二论对“东亚奇迹”和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

现有文献表明，大多数学者认为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属于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不可能持续。对此，本文在以前结构转换研究的基础上，指出通常使用的索洛增长因素核算方程中隐含的效率提高类型与实际不符，由此可导致严重低估实际的综合效率提高；而由Klenowand Rodriguez—Clare（1997）发展的核算方法才是封中国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的正确方法。然後对以此方法对中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测算的结果进行了详细分析，据此得出了三个基本结论：第一、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效率提高型快速增长，综合效率提高作出了主要贡献，要素投入也有一定的贡献，但比重较小；第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不同于改革前，後者的特征被再次证明主要是依靠要素投入；第三、改革以来中国经济的综合效率提高，主要来源于二元结构转换效应和经济体制转轨效应，教育和科研开发的贡献属于成长中的因素。所以，也不同于发达市场经济的常规增长方式。这些就是中国式综合效率提高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