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性高低对企业负债与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成长性高低角度来考察负债与企业投资行为之间相关关系的强弱,同时考察了成长性不同,大股东控制下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行为。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低成长性企业而言,其负债与投资规模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比高成长性企业更显著;低成长性企业大股东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越大,企业的负债越多,投资也越大。     

大股东控制下的股权融资依赖与投资行为研究——基于行为财务视角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研究视角,文章首先阐释了股票误定价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然后,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股权融资的利益侵占动机分析,对不同股权融资依赖程度的公司投资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在取得了股权融资的公司中,股票市价与企业投资水平显著正相关;股权融资的依赖程度越大,企业投资水平对股票市价的敏感性越高;大股东控制与股票市价的交互作用对公司投资规模的推动效果,显著高于单一的股票市价因素.文章结论的含义与启示在于:尽管股票定价偏差的非市场效率因素对公司投资行为具有独立的影响,但其影响程度因公司治理模式和所有权控制特征的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     

投资者法律保护与所有权结构

投资法律保护对合理所有权结构的形成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否定了投资法律保护与所有权结构的替代关系之后，本认为所有权的集中是大股东适应由投资法律保护较弱产生的私人收益的结果。而且为最大化获取的私人收益，他们往往通过金字塔结构等分离现金流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形式对公司实施控制。     

股权结构、内部现金流与企业投资行为

对于内部现金流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原因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即对应过度投资的自由现金流假说和对应投资不足的融资约束假说。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由于管理层"沟堑效应"(entrenchment)和大股东掏空小股东的"隧道效应"(tunnelling)的存在,管理层激励效应和大股东监督效应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具体地讲,随着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先增加后降低;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也出现先增加后降低,都出现了倒U型的关系。最终的实证结果支持了FHP提出的融资约束假说。     

大股东控制、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相关性研究——基于我国制造业中小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我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下,从大股东控制人的角度,以我国制造业2005-2011年中小板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大股东控制、自由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表明:拥有较高持股比例的企业大股东为了使自己的私人利益最大化,倾向于滥用企业自由现金流进行大规模投资,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现象.本文的结论对于建立约束大股东攫取行为的机制、更好地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提高企业投资决策效率具有现实意义.     

大股东对小股东利益侵占与企业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认为,在我国公司中大股东与小股东存在利益冲突。大股东更多地采取分离收益权和控制权(投票权)的做法来获得控制权的私人收益。分析发现大股东在企业内的控制权与收益权分离度越大,控制权越大,选择私有收益越大而总体收益相对较差的投资项目的激励越大。企业这种投资行为的结果是降低了企业的价值,从而也降低了市场对企业的评价。     

形成合力与暗中角力：多个监督型机构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非线性分析

基于有限注意理论,借助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合作与竞争双重视角实证分析了监督型机构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多个监督型机构大股东持股所有权比例及竞争性程度与企业投资效率呈现倒“U”形关系,即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竞争性程度均较低以及当企业中存在两个以下监督型机构大股东时,监督型机构大股东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都表现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治理效应,并且在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较低和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多个监督型机构大股东需要更高的竞争性程度才能使企业达到较高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监督型机构小股东的存在可以缓解大股东过度合作与竞争引发的企业投资效率下降。     

股权制衡对于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研究

中国的绝大数上市公司都是由国有企业改制上市而来,而存续分立模式是改制上市的主要模式,在股权分置改革以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难以通过正常的股权转让渠道或者其他渠道获得收益,而"隧道挖掘"的行为所导致的公司价值损害又不能很好的反映在公司的股权价值上,这导致了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有着很强的动机进行隧道挖掘。本文以2010年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资金占用程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公司规模,公司业绩,负债比例以及公司成长性等数据分析,表明上市公司大股东持股数量与其他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例与公司隧道挖掘的程度呈U型关系,通过股权制衡等一系列措施可以减少上市公司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从而减轻上市公司隧道挖掘的现象。本文从样本公司财务背景角度系统的分析了股权制衡对于限制上市公司大股东"隧道挖掘"的影响,并对减轻"隧道挖掘"行为提出相关建议。     

次大股东制衡效应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基于苏南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

除了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对会计稳健性也有重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苏南地区民营上市公司2014年-2016年的数据,在股权集中度的基础上,研究次大股东的制衡效应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次大股东由于其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的比值差异,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应。只有在相对制衡的样本中,第二大股东能够有效地阻止第一大股东对会计盈余信息的操控行为,而且起到了积极的效果。     

两权分离、股权激励与企业研发投入——来自创业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研发是创业板上市公司一项重要的活动,他决定着公司的效益与发展前景.本文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主要从大股东激励和高管激励的角度考察实际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以及高管持股对企业研发投入方向的影响.研究发现,创业板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会抑制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而公司高管持股则会降低公司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此外,本文还提出了要建立完善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促进股东与高管形成权力制衡,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等建议.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投资不足关系研究

多个大股东的制衡有助于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但大股东之间的合谋或分歧也可能降低投资效率,加剧投资不足。本文选用了我国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在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多个大股东与企业投资不足程度之间呈正向关系,说明多个大股东并存的股权结构加剧了企业投资不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股权集中度和财务状况的不同会使上述结论存在差别。与以往学者对多个大股东监督作用的研究视角不同,本文证明了股东协调不良及相互竞争对决策效率和投资行为的负面影响,对于纠正企业在分权制衡方面的认知偏差,深入考虑股权结构的合理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金融负债异质性对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研究

本文借鉴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以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年-2014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研究金融负债异质性对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作用,实证发现:(1)制造业企业一方面存在滥用自由现金流进行过度投资的行为,但另一方面自由现金流的存在也缓解了企业的投资不足;(2)金融负债异质性可以通过抑制自由现金流以弱化制造业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但金融负债异质性反而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投资不足。     

股权集中、大股东制衡与费用粘性

股权集中度决定了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散程度,两权分离加上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产生了代理问题,代理问题的存在导致公司出现费用粘性的现象.本文以2016年～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集中度、大股东制衡对费用粘性的影响.结果发现:在股权相对集中的公司费用粘性表现较低;其他大股东对第一大股东的制衡程度...     

上市公司股利政策与股权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存在大股东利用现金股利政策来套取现金现象,损害了中小股东利益.应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引入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进行统计分析,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分析法对第一大股东和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现金股利进行相关性、非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以及公司未来成长性与现金股利均有正相关关系,其关系有利于遏制现金股利的"隧道效应",从而减小大股东操控低股利政策对小股东的侵害.     

股权投资基金与企业实际投资的实证研究

股权投资基金与其他的融资方式相比有其独有的优势和特点,这种融资方式对于企业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会产生其特有的影响。文章在综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我国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实证模型,通过实证方法研究股权投资基金对企业实际投资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实际投资与股权投资基金的参与显著正相关,与公司成长性指标营业总收入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而实际投资与现金流指标和公司总资产负债率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大股东股权质押如何影响盈余管理行为——来自内控质量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4-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内部控制在大股东股权质押与盈余管理中发挥的作用。结果显示,存在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更严重,内部控制质量在其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强的外部监管强化了股权质押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程度。     

终极控制、内部现金流与投资支出

基于2005-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以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作为控股股东与少数股东利益一致程度的代理变量,对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进行实证检验,揭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特征。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普遍存在。对于国有终极控股公司,这种敏感性随着终极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增加而降低,同时随着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的增加而增加,支持了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假说,也体现了终极控股股东利益趋同效应与侵占效应对投资支出的影响,并且终极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效应发生不仅需要能力和动机,还需要公司具有充足现金流这一"机会",较少的现金流能够有效地抑制国有终极控股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而非国有终极控制公司更可能面临着融资约束,但尚未得到严格的实证支持。     

内部控制质量、股权质押与商誉减值研究

自我国修改了股权质押制度以及并购制度以来，股权质押融资已成为企业进行并购重组有效的方式之一，由此形成的高并购溢价的后续处理及减值风险也备受关注。基于此，文章利用2013—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商誉减值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大股东股权质押可以减少企业的商誉减值；高质量的内部控制通过抑制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显著减弱了大股东股权质押行为对商誉减值的负面影响；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大股东股权质押与商誉减值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研究结论拓展和加深了投资者对上市公司大股东质押行为经济后果的认识与理解。     

国家控股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近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和投资增长率均处于上升趋势,出现了投资过热,而国家控股企业作为我国企业主体,更是表现出较高的投资增长率,同样出现了非效率投资现象,即表现为过度投资。本文以中国转型经济制度为背景,选取2001~2010年沪、深两市12个行业上市公司数据检验国家控股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以及国家控股与过度投资的相关关系。通过相关性分析、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国家控股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过度投资,国有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呈"U"型关系。此外,研究还发现减少企业自由现金流可以有效缓解过度投资,而股权制衡在缓解过度投资方面未发挥相应的治理作用。     

管理层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基于大股东治理视角北大核心CSSCI

管理层薪酬激励制度的建立对调动管理层积极性、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推动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不过管理层也存在运用盈余管理操控公司业绩以提升自身薪酬水平的动机。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可能会产生利益侵占效应或利益趋同效应,有必要对大股东的存在及其在公司治理层面的作用机制进行深入研究。鉴于此,可从大股东治理视角出发分析大股东控制程度对管理层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影响机制和内在机理,并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9—2017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管理层业绩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而结合我国股权结构现状探究大股东控制程度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机理。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已经普遍建立了与企业业绩相关联的管理层薪酬激励制度,该制度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且在大股东控制程度较高的上市公司,其管理层业绩薪酬激励机制降低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效果更加明显。这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业绩薪酬激励机制确实能够在公司治理方面产生积极效应,且伴随着大股东与企业利益的趋同,大股东会借助自身所拥有的对企业的控制权对管理层实施有效监督和约束,从而增强薪酬激励机制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治理作用,即大股东控制与管理层业绩薪酬激励机制在约束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方面存在互补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