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下长三角经济效率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Luenberger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对长三角的环境效率进行测度,发现导致环境无效率的主要原因是污染物排放。在此基础上,用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测度了长三角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结果显示长三角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城市为无锡、绍兴和南通,样本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在无约束条件下均低于在资源环境约束下测算出的值,主要原因是生产效率的提升。     

节能环保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利用DEA的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4家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节能环保产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9%,其中技术进步下降显著,年均降幅2.1%。从时间跨度看,全要素生产率波动性较大,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基于全要素生产理论对数字经济新动能的测度

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高质量发展密切相关,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已与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等投入要素并列。为了对我国数字新动能进行统计测度研究,本文采用DEA—Malquist指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分解,测算数字新动能对其的贡献程度;采用索洛残差与DEA—Malquist指数相结合的方法对照分析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变化趋势,构建包括劳动、资本和数字经济指标的三要素C-D生产函数模型测算我国2012—2019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再与两要素的C-D生产函数模差值得出残差便可以解释为数字经济给我国产出带来的影响。结果显示,运用索洛残差法得到2012—2019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趋势与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得到的结果大致相似,即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趋势自2011年逐年增加,且增速较快。当前,数字经济已融入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且不断提升,但全要素生产率在各个地区间存在一定的差异。     

考虑能源与环境因素的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本文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区域经济的环境技术效率,使用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测算了区域经济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产出没有出现环境无效率,而由能源投入和污染排放所产生的无效率值合计为0.2202,约占到环境无效率总量的71.82%;东部地区的环境技术效率始终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纯技术进步仍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最大贡献因素。     

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9-2008

本文首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2008年间在无环境规制、弱环境规制、中环境规制以及强环境规制四种情形下的环境技术效率以及环境规制成本。其次,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各地区在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最后,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考虑环境规制后,全国各地区平均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环境规制是有成本的,而且环境规制政策越严格,成本越高,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实施环境规制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深化、工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数字经济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

利用2011—2020年我国27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作用机制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总体上数字经济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使用系统GMM回归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对不同等级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对（新）一线城市促进作用最显著,其次是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机制分析说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城市技术创新能力,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还受环境规制的影响,表现出门槛效应,对全样本城市而言,跨越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作用有所削弱;分城市等级看,数字经济对（新）一线城市、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和五线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门槛效应较为显著,而对二线城市不存在门槛效应。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关键阶段,应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实施差异化数字发展战略,因地制宜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进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

本文利用1980~2003年的我国贸易统计数据,基于不同种类商品的进口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的分析视角,测度了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口总体上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了经济增长;初级产品的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没有显著影响,但非食用原料和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的进口有显著影响;工业制成品进口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但轻纺产品、橡胶制品矿冶产品及其制品的进口没有显著影响。     

产业集聚与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使用2000至2016年省际层面能源产业数据为样本,对能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分析产业集聚和需求转型对能源生产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论认为,能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上升态势。处于能源价值链上下游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能源产业集聚能够提升能源行业全要素生产率,需求转型已成为推动能源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广西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DEA-Malmquist指数

为了促进广西农业经济的增长,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度广西农业全要素生产效率,通过对广西2012-2019年间的农业数据进行测度进而测量出广西农业要素生产率(TFP)。通过实证分析测量分解得到的各项指标表明,农业技术的进步是促进广西农业生产效率的最主要因素;广西14个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波动较强;此外,影响广西14个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因素具有地域性、时段性差异。为提高广西农业生产力水平,可以采取提升农业研发投入,合理化投入要素规模,发挥各自区域优势,大力发展特色农业等政策。     

江苏省各市服务业TFP增长率测算及分析

文章基于半参数 DEA-Malmquist 生产指数对江苏省各市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度。 分析了江苏省各市于2010~2018 年期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情况。 通过研究分析发现,在 2010~2018 年间江苏省各市的服务业 TFP 均处于增长状态,导致服务业 TFP 增长的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而技术效率在 2013 年后则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基于此,文章对江苏省服务业的后续发展提出了相关对比和建议。     

污染排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环境规制效果评价

本文分别计算了1989至2008期间中国30个省际地区的曼奎斯特-伦伯格（ ML）与传统曼奎斯特（ M）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实证研究表明如果考虑环境因素约束,传统忽视污染排放的M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被高估;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经济M全要素生产率被高估的主要原因与环境规制水平直接相关;通过三阶段 DEA 产出调整、 ML全要素生产率模拟和检验后,发现中国环境规制的实施总体上是极其宽松的,而严格的环境规制实施有利于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正是由于环境规制实施不严才导致中国经济ML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因素约束非常敏感。     

新疆城市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城市是区域发展的核心,城市经济增长对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运用2004-2007年新疆主要城市的面板数据(paneldata),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分析新疆城市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研究结果表明,要提高新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需要同时重视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水平的提高.单独依靠一个方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是有限的.因此,采取有效城市规划,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较快增长.     

农村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通过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在此基础上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与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农业技术进步效应,而不是农业技术效率效应;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并且东部、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同样来自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驱动。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落脚点应是促进农村金融区域平衡发展,不断提高其服务农业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     

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1978—2012年

全要素生产率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工具,也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依据。本文主要利用索洛残值法对1978年以来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紧接着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两个个方面,对1978年以来山东省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考察并分析得出影响山东省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

全要素生产率是最新测度银行效率的方法,能全面地体现影响我国商业银行经营效率因素中除了技术进步因素外的其他影响因素(如规模大小等)所占的比例。本文以2006—2009年为观测期,得出我国18家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其中国有商业银行生产有效性的恶化是由技术进步水平落后造成的,而股份制商业银行生产有效性的提升主要依赖于前沿面移动效应。     

外包贸易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通过运用1981—2008年的实际数据,测度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并以此对我国外包贸易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外包贸易进口的增加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互为格朗杰原因,外包贸易的进口促进了我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加大我国外包贸易的进口。外包贸易出口的增加不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格朗杰原因,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推动外包贸易的出口。     

服务业 FDI的技术溢出与中国服务业生产率增长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FDI是一国获取外国先进技术的重要渠道。本文采用DEA方法将中国13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就服务业FDI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在2004～2008年期间,中国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主要是各行业的技术进步增长,而不是技术效率的提高;服务业FDI显著地促进了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增长。     

基于增长理论的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测算

本文在索洛模型和人力资本模型的基础上,估算了我国1979²010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简要分析了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同时对比了不同模型下全要素增长率的差别。研究结果表明:1994年之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幅度较大,1994年之后较为平稳;由人力资本模型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估算值变化幅度远大于索洛模型得到的估算值,说明我国技术进步存在内生性。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