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沪两地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性比较

服务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许多学者和政府强调应该大力发展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该文基于苏沪两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互动性影响的差别,认识到生产者服务业已经是制造业发展的"短腿",江苏省应扎根先进制造业,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积极发挥生产者服务业对于制造业正的溢出效应。     

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研究述评

对生产者服务业的研究是当今的一个热点问题.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是解决我国节能减排,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举措。文章通过国内外学者对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的研究,总结出了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发展的互动关系。     

京津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发展

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发展是京津冀重要的战略崛起之路。本文分析了京津冀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区域分工。阐述了京津冀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互动发展中崛起的战略环境。提出了京津冀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互动发展中实现崛起的战略理念和战略举措。     

加工贸易升级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

文章分析了制造业产品内分工的加工贸易与生产者服务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发展关联,指出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是加工贸易升级的重要途径之一,并针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障碍,从产业融合、区域市场协调、生产者服务业的开放以及人才培养等几方面提出了促进其发展的对策。     

我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中的警示——基于后工业时代对美国生产者服务业的深度探究

人类社会已进入当前的后工业社会的发展阶段.后工业经济即服务经济.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最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提出后工业经济的概念并明确表示美国经济已进入这个时代.本文基于实证分析美国服务产业中生产者服务业中现存的问题.美国生产者服务业并未实现与制造业的融合,两者的分离导致了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和金融服务业的畸形发展,成为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隐患.以此为鉴,我国在服务业中不仅要优先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更应注重生产者服务业的效益回归,真正实现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谐同发展.     

基于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战略——以辽宁省的分析为例

国际产业发展经验和趋势表明,随着现代分工的深化和加剧,服务业与制造业具有协同发展的关系,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因此,在区域产业发展中,应积极促进生产者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在大力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同时,使制造业领域中各类产业要素得到充分激活和最优配置,从而推进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与产业融合

该文引用国内外许多专家的理念,论证了生产者服务业在生产过程中把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引入生产过程,推动了产业间的渗透、分化、互动和融合。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提升了制造业竞争力,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和服务产业化的进程,同时制造业的信息化带动了新型工业化。     

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东道国产业竞争力作用分析

生产者服务业通过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效应和集聚效应增强产业竞争力,服务业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增强了这种作用,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针对中国目前服务业水平,我们进一步提出促进中国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国际贸易关联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生产者服务业作为最初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以专业化形式存在,聚集人力资本的服务业具有规模化效益和知识溢出效应,其对于母国经济和国际贸易都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本文利用封闭、开放两种均衡条件下我国生产者服务业效用的发挥,从理论上推导出生产者服务业对国际贸易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利用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图和方差分解法实证分析我国生产者服务业与国际贸易间的关联性,突出生产者服务业与我国国际贸易的相互影响作用。     

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结构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结构的演变过程表明：服务业就业比重的提高主要是由以商务服务业为主的生产者服务业和以教育、医疗卫生业为主的社会服务业就业增长推动的。生产者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是今兽譬国就业增长的主要领域．但服务业难以承担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仍是今后转移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     

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1978—2013年中国的年度数据、1960—2015年美国的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中国要强,且作用时间更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期效应强于美国,且减弱速度更为缓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影响其自身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协同推进实践

数字化是新发展格局全国统一大市场下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表征。从产出、成本双视角建构理论解析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影响与调节机制,以2014—2019年我国省级制造业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十三五”时期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对制造业总体GVC地位的积极影响尚未充分发挥,而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则表现出较强的正向影响,行业竞争在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与制造业GVC地位的影响中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而科技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与东北部地区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第二,我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化水平同期积极推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攀升,行业竞争在技术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而科技创新能力、制度环境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GVC地位影响的调节效应较弱。这一结论为新发展格局阶段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双循环驱动下国内产业数字化高质量发展和实施区域异质化调节措施提供了可行的政策着力点和优化的路径选择。     

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地理集聚因素研究——基于中国1997—2009年的数据分析

信息壁垒的存在及高质量服务购买时的经验性特征,使跨国公司生产性服务业FDI在最初进入时往往会追随制造业。实证研究表明:除了制造业FDI,生产性服务业FDI往往和东道国制造业表现出很大的关联度;一国受教育程度、开放度等都是影响因素之一;东道国生产性服务业种类的上升会降低东道国制造业的生产成本。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影响

西部装备制造业作为军民融合产业的重要产业形态,其转型升级直接影响军民融合产业的深度发展。随着云计算、物联网与大数据等高新技术的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作为与制造业相伴而生的产业,其产业空间集聚对促进以装备制造业为主的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产业空间集聚视角,以西部装备制造业为例,基于2003—2014年西部1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表明:①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的空间相关性显著,西部军民融合产业的生产效率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存在依赖性;②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③外商直接投资、国家资本占比、信息化水平正向影响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西部军民融合产业升级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因此,引导西部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可以作为促进西部军民融合产业转型升级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选择。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区际差异分析

利用2004—201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2004—2010年我国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并进行了区域间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的TFP增长相对于制造业滞后,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却增长迅速,且东部地区的增速快于中、西部地区。最后指出:Baumol的服务业"成本病"理论仅适用于服务业整体,并不适用于具有中间投入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     

生产者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中介效应研究

运用1997-2008年的数据,引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两个中介变量,对生产者服务进口提高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内部机理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者服务进口和生产者服务业FDI促进了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技术进步是生产者服务进口促进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提高的中介变量。     

“再工业化”背景下的中美制造业竞争力比较

本文以美国针对虚拟经济极端膨胀与实体经济弱化提出的“再工业化”为背景,以形象反映产业价值链特征的“微笑曲线”为基础,主要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融合度的角度,依据中国“九五”时期、“十五”时期、“十一五”时期重点年份的中美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中美制造业发展程度进行对比分析,以寻求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路径。研究表明,从制造业技术密集度分布格局来看,中国趋于低端,美国制造业趋于高端且结构平衡稳定,但中国具备较大的发展潜力,两国差距正逐年缩小;从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度来看,中国制造业产业链在上下游与服务业的融合都与美国存在一定差距,尤其体现在科技研发方面。     

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集聚研究:以广州市银行业为例

随着城市之间贸易的深入发展,现阶段中国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向各城市群中心城市的集聚日益增长。本文以广州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例,对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的集聚进行了理论建模和实证分析。其结论认为:在理论上控制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制造业集聚的参数主要有中间服务与最终产品的运输成本和二者的边际产品以及中间服务的供应价格等;由于现阶段中国的生产性服务在城市之间的贸易程度尚较低,因此它们和制造业中的中间产品及最终产品生产企业既有集聚式分布又存在分散式布局模式,现代中国大都市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下游企业的区位主要以集聚式布局为主要特征。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共生演化模型研究

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共生理论视角解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共生演化态势呈现出复杂的行为与轨迹,在共生互动模式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最大环境容量和自然增长率都不断变化。采用分段Logistic曲线叠加可以精确描述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共生演化过程。本文运用黑龙江省1983～2007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有关数据,对二者共生演化模型进行了检验和分析。     

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实证

采用武汉城市圈9个城市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并结合影响制造业效率的其他经济变量,运用计量模型检验了武汉城市圈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作用。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率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水平及外商直接投资作用不明显。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武汉城市圈制造业效率提升作用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