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现状与前景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际关系学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知识的多元化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并使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界各种流派异彩纷呈。但在纷繁复杂的理论流派背后,缺乏稳定的主流趋势,西化、孤立主义和多元化成为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主要特征。俄罗斯国际关系学必须在以开放的态度与东西方同行扩大交流的同时,保持自己的特色与文化价值,传承和发扬“白银时代”发展起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分析传统、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文化历史类型理论以及宗教哲学思想,同时克服经验主义研究不足、缺乏中层理论、缺乏宏理论的高度抽象等问题。     

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

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在理论路径上出现了明显接近的趋势。比较政治学形成了结构主义、理性主义和文化主义三大理论路径,国际关系学则发展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支理论流派。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特征来看,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自由主义、文化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均表现出较为鲜明的一致性。理论合流趋势给中国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学科建设带来新的机会。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两学科合流研究的现实问题情境。在中国的和平发展研究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亟须两学科的合流研究:一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和平崛起之间的相容性,二是中国的政治学习与国际权力增长的相关性。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两大学科之间理论趋近的内在动力是人类对社会世界认识本身的无边界性以及这种认识逐渐深入后产生的同一性。社会科学的研究需要在分立的学科之间实现一种视阈融合。视阈融合的过程就是不同学科间开放对话的过程。     

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

作者在概括了世纪之交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况、追溯其历史进程及其不同阶段的同时,着重探究这门学科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90年代后期尤其培育出一大批有潜质的中青年学者,预示着一种方兴未艾的可喜势头,并分析了现阶段研究承上启下的特点,指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任重道远。     

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

国际政治理论的发展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一直由欧美主导,但这种态势在悄然发生改变。非西方学者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汲取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养分,观照现实世界的实践,提出了新的分析概念和理论框架,推动国际关系理论朝多元化方向发展。本期特推出秦亚青和阿米塔夫·阿查亚两位学者的文章,旨在反映和呈现他们在国际关系理论多元化方面的最新创见。相信他们的作品能够激发更多的中国学者思考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和发展。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流派与发展趋向

在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界,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基本理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俄罗斯的强势登场。俄罗斯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仍然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此外还存在众多的非主流的理论流派,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地缘政治学派等。当前,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多元化、西方化、孤立化的发展道路。     

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复兴

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伊始,规范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经过学科史上前两次的争论,规范理论渐趋式微,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研究领域。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多元化成为本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与后实证主义中的其他非主流理论一道,规范理论对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发起有力的挑战。当代大部分规范理论主要围绕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这两种政治哲学的争论而展开,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道德价值的载体究竟是个人还是国家共同体。对于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分歧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必将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2007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

2007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处于一种平稳的发展状态,成绩在慢慢累积,问题依然严峻。在学科队伍与研究平台方面,各教学研究机构的学术影响力有升有降,几大传统主力地位依然无多大变化;专业期刊的整体开放度有所提高,但栏目设置、分布仍不尽科学、合理;中青年学者进步较快,但人才"链条"建设仍有薄弱环节;国际学术交流在"引进来"的工作方面比较活跃,但"走出去"的工作仍待拓展。在研究进展方面,理论研究面临困局,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均有待提高,但在问题研究与实证研究方面有所进步;经验研究还缺乏足够的全球视野,前瞻性依然不够;关于中国外交战略与政策的讨论相对活跃,外交的内政维度、道义与外交关系以及海权/陆权之争都是十分有意义的话题。在学科地位与影响方面,主管部门与教研机构对国际关系学的定位还存在一些模糊之处,这种状态限制了国际关系学的学术影响;学科的政策影响方面也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之处;政学两界之间的沟通有所加强,但仍处于某种不对称状态。     

“大辩论”与国际关系学科史的自我意象建构北大核心CSSCISSCI

"大辩论"作为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的部分事实以及叙述方式,它大体建构了五次大辩论的学科"正统自我意象"。这一正统自我意象具有概观、简易和快捷的优势,使得学科对外呈现出一种知识整体性和独立性,但是,它也造成了学科历史的一些失实与扭曲、美国国际关系学的知识中心感和知识傲慢、学科历史的碎化感、当下主义的"辉格式的历史"的流行、现实或潜在的学科实践冲突等知识缺陷和学术实践缺陷。基于此,大辩论式的学科历史必须予以修正乃至超越。对于大辩论式学科历史的修正需要反思"虚假的第一次大辩论"、重新发现大辩论所掩盖的其他知识贡献、转变大辩论的"战斗"意象为"辩论与对话并存"的友好意象、借助范式概念建构一个相对连贯的进步的学科历史;对于大辩论式学科历史的超越需要基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及其共同体的命运"的问题意识来展开国际关系思想体系内部的代际知识演进及其彼此间的对话关系,使国际关系学科历史由"理论间的辩论史"走向"问题意识-思想体系的对话史"。     

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在概括了世纪之交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现况、追溯其历史进程及其不同阶段的同时,着重探究这门学科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90年代后期尤其培育出一大批有潜质的中青年学者,预示着一种方兴未艾的可喜势头,并分析了现阶段研究承上启下的特点,指出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任重道远。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具有四个要素:冲突的和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作者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一些作品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以及考克斯、海默等人的理论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以这四个要素为共性的。据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应在坚持国际关系矛盾性与冲突性的同时,避免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简单的激进主义;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对国际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强调经济主义;从理论上深入地探讨国际伦理与世界正义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批判现有的世界秩序。     

如何评价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包含两个层次,其中第一层次关联创新的有无,第二层次涉及创新的大小。第一层次的创新包括经验驱动性理论创新、理论整合性理论创新以及提出新概念或描述新事件/现象三种类型。第二层次的创新包括范式内创新和范式间创新两种类型。对于范式内创新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理论的自变量数量越多,外延就越小,相应地贡献也越小;在理论只有一个解释变量的前提下,理论的边际贡献就取决于该变量的空间性和时间性。范式间创新有两个亚型,其中第一个亚型是理论的结果变量相同(似)但基本假定不同,这样的理论可以时序优先性和理论内涵的大小作为评价标准;第二个亚型的特点是结果变量和基本假定均不同,这样的理论原则上不可比。作为一个变通,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结果变量的“重要性”来推断理论的相对重要性,其主要指标是“基础性”。评估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参照系是专业文献,而非个体的直觉或见解。“众所周知”体现了评价主体良好的问题意识和文本较大的潜在理论贡献,但它本身并不是理论评价的科学标准。     

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价

作者对近年来兴起的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努力做了一个初步的分析,指出在当前创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过程中存在4种不同的途径,但在这个进程中存在种种问题。作者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开放的和健康的国际关系理论所必须也应该可以避免的。作者还指出,脱离理论史、学科史而构建新理论、新学派的尝试,要经过竞争而得到优于其他途径的优势地位这样一个较长过程。借助科学哲学的成果,对于学科史以及理论发展史进行重塑,才是切实可行的创建中国学派的第一步。     

开放式的自主发展:对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项观察——思考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方向

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不同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许多特点。国际关系理论的英国特性也许就是开放式的自主发展 ,充当国际关系知识的一间“世界工厂”。所谓开放 ,在其主要意义上是指 ,在与美国一起分享共性的“盎格鲁———美利坚知识传统”的同时 ,英国又把自己定位为欧洲国际关系理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自主发展 ,是指英国国际关系理论在上百年的发展中并不依附于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社会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一直是英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个“名牌” ,在世界上独树一帜。许多英国学者更倾向于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 )批评理论。多元主义与学术民主色彩明显。不要求学者服从于某种整齐划一的占主导地位的“科学”理论 ,比美国同行更有可能、更有资格回应全球化提出的各种挑战与问题     

韩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一项初步评估

作者在回顾了韩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和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归纳分析了韩国国际关系的研究倾向及特点,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在韩国的研究现状、发展、局限以及韩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主要争论点:普遍性与特殊性、实证分析层面与规范分析层面以及探索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论述及探讨,作者指出,韩国国际关系研究通过协调发展传统与科学、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既要坚持探索能够解释韩国特殊现实经验的理论性概念及一贯性分析机制,也要寻求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般理论与韩国特殊经验的关联性。这必将会大大促进国际关系研究的韩国化及韩国观点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创造性生产以及完整的知识框架与学术共同体的构建。     

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复兴北大核心CSSCISSCI

国际关系学科诞生伊始,规范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经过学科史上前两次的争论,规范理论渐趋式微,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成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研究领域。冷战结束前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多元化成为本学科的一个重要特点,与后实证主义中的其他非主流理论一道,规范理论对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主流理论发起有力的挑战。当代大部分规范理论主要围绕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这两种政治哲学的争论而展开,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道德价值的载体究竟是个人还是国家共同体。对于世界主义和社群主义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分歧很难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在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规范理论必将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     

俄罗斯国际关系学的理论流派与发展趋向北大核心CSSCISSCI

在当代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界,传统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基本理论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俄罗斯的强势登场。俄罗斯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仍然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此外还存在众多的非主流的理论流派,如新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地缘政治学派等。当前,俄罗斯国际关系理论界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这就是多元化、西方化、孤立化的发展道路。     

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北大核心CSSCISSCI

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再问题化",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首先,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     

中国走向全球大国和强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准备

1987年第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是在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和与国际接轨的内外背景下召开的。当时的重点是以引进为主。本次研讨会是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和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背景下召开的,我们理论建构的重点是国际关系理论内生和共生建设,旨在分析指导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互动规律和趋势。一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一)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在理论方面的工作重点是引进和消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建设阶段,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北大核心CSSCISSCI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具有四个要素:冲突的和动态的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分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作者通过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一些作品和世界体系论、依附论以及考克斯、海默等人的理论分析,指出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应该是以这四个要素为共性的。据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应在坚持国际关系矛盾性与冲突性的同时,避免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简单的激进主义;强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具体的国际生产活动对国际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强调经济主义;从理论上深入地探讨国际伦理与世界正义问题,而不是简单地批判现有的世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