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情绪、承销商行为与IPO定价——基于网下机构询价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380家IPO公司机构投资者报价的详细数据,研究了投资者情绪及承销商在IPO定价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越高,询价阶段的机构投资者报价越高。总体上,承销商在机构报价的基础上进一步上调了发行价,但其上调幅度与投资者情绪无显著关系,而与机构报价相对公司内在价值的高低显著负相关。此外,投资者情绪与IPO抑价(以内在价值减发行价度量)显著负相关、与IPO溢价和IPO首日回报率显著正相关。本文丰富了IPO定价的相关文献,并对市场化定价阶段的新股定价监管策略有重要启示。     

IPO定价管制、价值不确定性与投资者“炒新”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价值不确定性理论解释IPO定价管制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影响,并以2006年6月-2012年2月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定价市场化阶段,定价管制期间的IPO溢价(以首日收盘价减去估计的内在价值度量)显著更高。并且,新股上市前价值不确定性越大,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市时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越高,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述发现都支持了价值不确定性理论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解释。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时间序列上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新股定价管制的经济后果,并对注册制改革有重要启示。     

IPO定价管制、价值不确定性与投资者“炒新”

本文以价值不确定性理论解释IPO定价管制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影响,并以2006年6月-2012年2月的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相对于定价市场化阶段,定价管制期间的IPO溢价(以首日收盘价减去估计的内在价值度量)显著更高。并且,新股上市前价值不确定性越大,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市时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越高,定价管制对IPO溢价的影响越大。上述发现都支持了价值不确定性理论对投资者"炒新"行为的解释。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使用双重差分模型控制时间序列上其他可能因素的影响,结论保持不变。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新股定价管制的经济后果,并对注册制改革有重要启示。     

创业板市场IPO定价效率研究——来自香港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对香港创业板市场IPO抑价现象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香港创业板IPO市场定价效率相对较低：风险投资家能够带领风险企业提前上市并得到投资者认同；IPO企业经营年限、价值不确定性及IPO发行时信息处理效率等变量对香港创业板IPO市场定价效率有显著影响：承销商、审计事务所的鉴证功能得不到体现；高效的IPO发行机制有利于创业板IPO市场效率的提高。     

投资者情绪、资产证券化与公允价值信息含量——来自A股市场PE公司IPO核准公告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国际趋同背景,综合运用价值相关性理论和投资者情绪理论,以2007-2011年持有PE公司股权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PE公司IPO核准公告的信息含量和IPO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IPO核准公告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而且与IPO公允价值显著正相关。同时,投资者情绪对IPO核准公告和IPO公允价值之价值相关性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机构投资者对IPO核准公告信息含量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我国全面引入国际趋同的公允价值计量规范之经济后果评估,以及投资者情绪和机构投资者在传递市场有效信息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IPO抑价——基于科创板的实证研究

科创板实施注册制后,机构投资者占比增多,但IPO高抑价现象仍然突出。基于2019—2021年科创板公司数据,研究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科创板IPO抑价的影响。结论显示：在科创板初期,买方报价的非市场性和二级市场投资热情高涨,机构投资者持股未能缓解科创板IPO抑价,而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IPO抑价影响差异较大,除了受IPO定价效率有限和二级市场投资热情影响外,还受其投研能力、定价能力和机构资金用途要求等因素的影响;估值分歧强化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科创板IPO抑价的促进作用,但对不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与IPO抑价之间的调节效应存在差异性,这应该与企业信息披露程度有关。建议从强化监管投资者询价行为、加强上市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规范IPO企业估值体系、合理提高机构投资者权益资金配置比重和提升投资者的投研能力等方面推进科创板IPO定价机制更趋向理性、合理。     

新股发行机制、投资者乐观情绪与IPO高抑价

固定价格、累计投标询价和拍卖发行机制下的IPO抑价模型可解释我国新股发行市场长期存在的高抑价现象:散户投资者对新股发行的乐观情绪会推高二级市场的IPO交易价格,但却不能在IPO发行定价中得到完全体现。单纯通过变革新股发行机制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抑制IPO高抑价产生,只有疏导散户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才能彻底解决IPO高抑价问题,权宜之策是将散户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嵌入IPO发行定价之中以消除IPO高抑价现象,允许散户投资者参与询价可以有效缓解这一现象,且具有可操作性。     

新股发行机制、投资者乐观情绪与IPO高抑价

固定价格、累计投标询价和拍卖发行机制下的IPO抑价模型可解释我国新股发行市场长期存在的高抑价现象：散户投资者对新股发行的乐观情绪会推高二级市场的IPO交易价格,但却不能在IPO发行定价中得到完全体现。单纯通过变革新股发行机制并不能够从根本上抑制IPO高抑价产生,只有疏导散户投资者的乐观情绪才能彻底解决IPO高抑价问题,权宜之策是将散户投资者的乐观情绪嵌入IPO发行定价之中以消除IPO高抑价现象,允许散户投资者参与询价可以有效缓解这一现象,且具有可操作性。     

我国机构投资者对股市高抑价率主导力量研究

在2005年开始实施询价制以来,我国A股IPO抑价率也高居不下,其中机构投资者对高抑价率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在目前我国询价制中对询价诸多细节的规定,使我国机构投资者对IPO定价影响力高于承销商的定价影响力,这种由行政规制获得的权利,抑止了机构投资者发挥其自身专业判断、评估与定价力量来影响IPO定价的市场力量,而滋长了机构投资者以低定价来获取二级市场潜在巨大利益的动机,尤其是我国机构投资者家数少难以形成市场竞争时,更容易产生合谋对IPO低定价局面,从而产生IPO高抑价率现象。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基于IPO抑价的经验证据

以2019年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以来的A股首次公开发行（以下简称IPO）公司为研究样本,以首次公开发行抑价率（以下简称IPO抑价率）作为定价效率的代理变量,考察注册制对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审核制,注册制能够降低IPO抑价率,提高资本市场定价效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注册制在高信息不对称程度、低承销商声誉和低审计师声誉情形下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应当坚定实施注册制的信心,进一步扩大资本市场供给,给二级市场投资者情绪降温,为全面推进注册制做好准备。     

IPO价值定价与公允价值计量选择

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是公司IPO价值评估方法的发展趋势。公允价值计量方法有利于增强IPO公司会计信息的解释能力,能够为新股投资者提供更高效率的决策信息。公允价值的估值技术在IPO定价方面需要有层次地逐级使用,IPO定价就是投资者投入价值和发行人产出价值的均衡结果。以公允价值计量IPO资产,是买卖双方自愿交换资产和权益。因此,推行公允价值计量的IPO定价,应该寻找具有可靠性的估值技术,视企业特征、行业属性和资产类别的不同情形而采取相应办法。     

注册制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成效及其优化研究

本文系统评估注册制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成效,深入挖掘全面推行新股发行市场化定价的内在逻辑和深层次阻力,以此探究健全注册制IPO市场化询价、定价和承销机制优化的政策路径。研究发现:(1)新股发行市场化改革有效引导了投资者询价行为,提升了IPO定价效率和市场运行效率;(2)"激励约束相容"的新股询价与定价机制仍部分缺位,市场化充分博弈的IPO定价均衡机制尚未真正形成;(3)强化保荐机构监管,提高投行执业质量,是破解IPO市场化改革"堵点"与"阻力点"的关键环节。基于注册制新股发行改革绩效的系统评估和问题剖析,本文提出加快建立市场化充分博弈均衡定价机制、完善询价机构估值定价依据管理、强化网下投资者分类监管及投行业务全链条监管等制度优化建议。     

机构投资者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通过对沪深两地1996～2006年A股市场IPO样本的研究发现：IPO抑价率与IPO政策变量及机构投资者参与程度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参与询价和发行配售，对IPO抑价率的降低起到了显著作用，有利于提高市场发行定价效率。总体上看，现阶段中国A股发行市场定价效率仍然偏低。高抑价率的主要原因在于行政管制使股票发行人和承销商的议价能力发挥不足，根本原因还在于发行制度市场化程度不高。     

内在价值、市场信息、投资者先验乐观情绪与创业板IPO抑价

我国创业板IPO自开板以来表现出较高的抑价率,其影响因素较多。本文首先从公司内在价值、市场信息和投资者先验乐观情绪三方面对影响创业板IPO抑价的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然后建立了不同的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市场信息和投资者先验乐观情绪是抑价率的主要影响因子,公司的内在价值在抑价上较少得到体现。IPO首日换手率较高,股票的流动性较强,但存在一定的操控性因素。     

询价制度改革与新股发行定价——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基于询价制改革的背景,从制度变革对承销商与询价对象行为影响的角度,以创业板新股为实证样本,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IPO定价问题。结果表明:随着询价制改革的推进,创业板IPO定价有了显著的下降。在制度层面,赋予承销商配售权与引入个人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均有利于降低IPO定价,但是取消网下申购股票锁定期却提高了IPO定价。     

月相效应与IPO首日超额收益

本文首次借助于月相变化这一外生变量来衡量IPO市场中的投资者情绪,就投资者情绪对于IPO首日超额收益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本文实证发现,投资者情绪会影响IPO首日超额收益,不同月相期内上市股票的首日超额收益存在显著差异,满月期内的IPO首日超额收益要低于新月期内的IPO首日超额收益;并且新月期的IPO首日超额收益要高于非新月期的首日超额收益。     

超额配售选择权、承销商声誉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承销商视角

IPO定价效率直接影响着股票市场资金融通和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以及资本市场的长期发展。本文从承销商视角出发,通过引入声誉成本因素,构建承销商IPO定价模型,模型实证分析显示:超额配售选择权和承销商声誉均能够提高IPO定价效率,但我国A股市场超额配售选择权对IPO定价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承销商声誉与IPO定价效率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影响系数较小。     

跟投制度提高新股定价效率了吗

跟投制度是注册制下开创性的改革实践,旨在保护高度市场化程度下的投资者利益。本文从IPO定价的视角出发,研究跟投制度对新股定价效率的影响,为分析跟投制度的有效性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以2019年7月22日—2021年12月31日1074家A股上市企业为主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相较于保荐券商未跟投的IPO企业,券商跟投的IPO企业抑价率更低。机制检验发现,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和扩大投资者意见分歧,是跟投制度降低IPO抑价率的两种渠道。拓展性研究发现,券商跟投提高了市场短期和中期回报率,但也加剧了后市波动风险,并增加了IPO承销费用。本研究对评价注册制下跟投制度效果和新股定价效率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投资者情绪、承销商定价与IPO新股回报率

在中国式IPO询价发行体制下,承销商没有新股分配权力,而定价市场化改革赋予了其定价权力。面对投资者的过度乐观情绪,承销商的理性选择是利用情绪抬高发行价格,通过收取与融资金额成正比例的承销费用实现其利益最大化。本文利用强制披露的询价机构网下全部报价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式询价制的运作机理,结果发现:在机构报价形成的股票需求曲线上,承销商实际选择在相对高位定价,发行价格显著高于各类报价均值,而承销商声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这种定价拔高行为;定价拔高越大,IPO上市首日收益率越低;IPO上市后的交易价格呈现出显著的下降趋势,定价拔高越大,机构配售新股解禁后的累计异常收益率越低。     

媒体语气、投资者情绪与IPO定价

本文利用IPO公司在上市前不同时间段内主流财经媒体报道中的正负面词汇数据,构建了媒体语气这一度量公司层面投资者情绪的代理变量,从个股层面检验投资者情绪对IPO抑价率的影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相比正面媒体语气,负面媒体语气能够更好地解释IPO抑价率、首日换手率以及超募比例。具体而言,我们发现负面媒体语气与IPO抑价率、IPO超募资金比例以及承销商费用占比均显著负相关:负面语气每下降1%,IPO抑价率上升0.22%,超募资金比例提高0.13%,承销商费用占比上升1.44%。我们进一步发现发行公司和承销商有动机和激励通过媒体推介IPO公司,引导、煽动投资者情绪,从而厘清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因素以及其作用于资产价格的渠道。本文最后验证了媒体语气作为投资者情绪代理变量的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