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特征与推进举措

"十四五"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应建立法律制度、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相结合的信用法治体系,优化信用服务业营商环境,完善信用信息和规则制度供给,多层次多领域打造信用价值实现场景,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等,以实现我国"十四五"时期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基于大数据的我国市场主体发展活力研究

基于2011-2020年我国市场主体新增注册、新增注销、新增知识产权和违规等方面的公开数据,首次提出并应用"市场主体注销注册比""市场主体净增新增比""市场主体生存指数"以及"千人市场主体数量""注销市场主体寿命"等指标,对我国市场主体总体及分区域、分行业的发展活力状况进行系统分析,客观反映近年来我国"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实践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以及不同区域、不同行业市场主体的发展特点和营商环境之间的差异.最后对我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和增强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提出了政策建议.     

以营商环境之“优” 谋上海高质量发展之“进”——上海保险业多措并举助力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2023年1月，上海持续部署出台优化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推出优化营商环境6.0版行动方案。2023年3月，上海银保监局印发《关于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优化上海营商环境和支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提出“三稳四建六提升”十三条举措，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原则，持续发力打造“最佳金融生态、最优金融服务”，助力上海建设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国内营商环境标杆城市，进一步提升上海营商环境国际影响力。     

我国社会征信体系整体性建构与覆盖式发展

社会征信体系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核心维度与主要内容.我国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经历了探索、起步、发展、扩张四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为纽带的银行业征信机构、以各级政府公共信用信息中心为代表的公共征信机构、以自发发展为特征的市场和社会征信机构,初步形成了社会征信体系基本框架.然而,社会征信体系深化发展逐步呈现出社会认知模糊、法律法规不完善、征信标准化滞后、征信产品较单一等问题.因此,应以完善专项法律法规框架为基础,重点推进行业和地方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并加强对重点人群的信用信息征集,完善征信市场治理结构和治理体系,实现社会征信体系的全覆盖、体系化和法治化发展.     

我国社会信用建设的回顾、问题、展望

一、我国社会信用建设的十年回顾 我国社会信用问题第一次提出是在20世纪90年代的初期。当时,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工作的通知》,在中国第一次以国务院文件方式提出了社会信用问题。可以说,国务院提出清理“三角债”并首次提出社会信用问题,这是我们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萌芽阶段。其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社会治理视角下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问题探讨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前新发展阶段,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必然的选择.尤其我国现阶段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叠加期,社会治理面临着诸多难点,亟须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应树立法治思维,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强化信用监管,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培育信用文化等,以加快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征信体系建设支持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与思考——以浙江省为例

优化营商环境,补齐"获得信贷"短板是人民银行征信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浙江省作为小微和民营企业大省,探索出了征信体系建设支持营商环境优化的路径:通过推动信用信息跨区域共享和应用,完善金融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促进动产融资和登记措施便利化,发挥征信市场服务银企对接作用,营造良好营商信用氛围等举措,促进企业融资可得性增强、便利度和精准度上升.未来应持续夯实金融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金融惠企政策支持,进一步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能力.     

以“信用西部”引领西部构建新发展格局

<正>在世界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大背景下，推动西部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消除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抓手。人无信不立、国无信难强，对于西部后发地区的建设更是如此。受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制约，信用建设滞后一直是西部经济建设中的短板。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融入国际市场的关键也是信用，因此，构建全社会的信用环境与体系，是西部地区利用好自身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后发优势的重要抓手，是加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更好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重点工作。     

企业合规助力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

良善的营商环境要求市场竞争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是法治建设的基本内涵要求.随着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生效实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步入新阶段,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从政府赋能到法的赋能:对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

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初期,政府运用统筹规划、信息共享和诚信教育三种赋能方式,提升了社会信用主体活力,完善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但也带来信用体系发展的不平衡性,阻碍了社会信用体系的发展.在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采用政府赋能模式的原因、措施和成效进行逻辑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政府赋能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功能和局限.最后,...     

论违法行为失信惩戒的基准

失信惩戒制度的规制对象应为"严重失信行为",合理衔接"违法行为"与"严重失信行为"是依法行使失信惩戒权的关键.可依循"行政裁量均衡论"兼顾社会治理效益与公民个体权利的理念,构建制度化衔接机制,以形成标准化的违法行为失信惩戒基准;应设置"违法行为社会危害公示机制""违法行为纳入失信听证机制""违法行为阶梯分级记分机制""违法行为记分多元修复机制",形成四位一体的"违法与失信"制度化规制基准.     

关于进一步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思考——基于失信联合惩戒成效的社会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获取社会公众对失信联合惩戒的感受和看法.结果表明,部分民众尚未明晰社会信用体系和失信联合惩戒机制之间的内在关联;在失信联合惩戒的认知程度上呈现年龄差异、学历差异、地域差异.针对失信联合惩戒工作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惩戒泛化"等社会焦点问题,提出完善信用法律法规、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应用现代征信技术、开展社会诚信教育、规范具体执行细则等建议.     

行政处罚种类扩张论批判

在此次《行政处罚法》修订过程中,处罚种类扩张论得到广泛支持。学者们将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型行为措施定性为行政处罚,并且基于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规范行政公权力的良好愿景,主张扩张处罚种类。修订通过后的《行政处罚法》有限度地扩张了处罚种类。然而,从行政处罚内涵和立法政策两个方面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处罚种类扩张论并不合理。一方面,通过考察刑罚处罚的特征和狭义行政管理权与行政处罚权之区别可以发现,科处额外负担和非难是处罚的本质要素,典型非处罚行为应当排除在行政处罚之外。另一方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与扩张行政处罚种类并无直接关系,为了规范公权力而扩张处罚种类之考量也将随着行政法制的不断完善而逐渐式微,贸然扩张处罚种类可能造成法律适用上的障碍,因而中间类型行为不宜纳入处罚种类。确立“少而精”的处罚种类,才有利于实现对行政处罚的专业性精准规制。     

税务行政处罚的法理探析

法学意义上的税收是一种金钱给付关系。关于税收的法律关系性质有权利关系说和债务关系说两种观点,不同观点之下对于税务行政处罚的法理有不同的分析。事实上,国家和纳税人之间是一种公法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系,税务行政处罚是国家对纳税人不按时履行税收合约的一种惩罚。     

论处罚与监管效能

在银行监管政策适度的情况下，监管者还应在监管环境上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有效避免违规不罚，处罚不力，处罚不严的现象，从而真正实现监管效能，达到监管目标。     

对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偷税案件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处罚

基本案情 某市地税稽查分局于2001年4月3日至6日，在对本市惠南运输公司2000年度营业税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时，发现了该公司采取少申报运输收入的方法偷税5万元。 由于该公司所偷税额占当年应纳税额的比例已达12%，故市地税稽查分局在向惠南运输公司下达《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缴5万元的营业税后，将该公司的偷税案……     

浅析单位内幕交易违法的认定与处罚

近年,单位作为主体从事内幕交易的案例呈增加之势。本文结合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实践,结合近年典型单位内幕交易案例,并借鉴海外监管查处经验,着重讨论了单位内幕交易认定的一些疑难法律问题,诸如是否将单位作为违法主体以及是否处罚、如何认定单位知悉与利用内幕信息、如何区分单位内幕交易行为与个人内幕交易行为等问题。     

银行业监管处罚和解制度的可行性研究

行政和解是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有效方式。本文尝试论证银行业监管处罚引入行政和解制度的可行性,通过理论探讨、国际借鉴、价值分析和制度设计,提供银行业监管处罚和解制度的可行路径和基本框架。银行业监管处罚和解制度,不仅有助于提高行政执法效益,还交叉兼顾了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及金融消费者三方的利益诉求。本文充分借鉴国际行政和解制度的经验,以证券处罚和解制度为参照,提供一套具有法理支撑和实践可行性的银行业监管处罚和解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