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研究

数字金融是促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1—- 2018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不同地区、数字金融结构以及城镇化率影响的异质性。研究表明数字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对邻近地区的溢出效应有限,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中,数字金融发展对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大;且仅在东西地区表现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存在显著促进作用,而其数字化程度却产生明显抑制效应;仅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对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溢出影响。高城镇化率地区的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本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在低城镇化率地区的作用不明显,且均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应强化数字金融监管,促进数字金融在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加快地区经济圈与城镇化建设,强化数字金融在省际之间的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与经济增长——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创新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够通过激励数字创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而且其使用深度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促进作用均是最大的，覆盖广度、数字化程度的影响较小；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数字创新的作用程度存在区域性差异，数字普惠金融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对数字创新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较强；而数字创新在中部地区的中介作用较大，在西部地区则较小。因此，应当持续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多方推动数字创新战略实施，形成区域协调联动发展格局，促进经济不断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驱动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技术重塑普惠金融的背景下,文章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直接驱动效应.从结构角度分析,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分别研究后发现,覆盖广度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要略强于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作用则并不显著.从区域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就作用渠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薪酬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影响的实证检验

推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根基,也是加快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必要保障。文章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并从数字普惠金融不同维度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产业融合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且存在明显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三个层面分别检验,发现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对农村产业融合的影响同样呈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关系,覆盖广度则始终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鉴于此,各地应努力改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条件,消除消费者适应数字普惠金融的“软硬件”约束,强化数字普惠金融跨区域协同发展,助力农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吗?——基于门槛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数评价体系，使用熵权法进行测度，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是否存在促进作用，运用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和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对于城乡融合发展的非线性作用。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门槛效应，且正向影响随门槛值的提高逐渐增加；传统金融发展水平在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融合发展间存在显著门槛效应，随着传统金融不断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倒U型”关系。     

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提升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应对外部冲击、促进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结合2011年至2019年27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影响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不仅可以增强本市的经济韧性，而且可以通过空间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城市经济韧性水平的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本市与周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显著，而数字化程度的推动作用则并不显著；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会因为城市地理位置、行政级别以及自然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数字金融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业活跃度以及减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路径间接增强城市经济韧性。因此，需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增进城市间的经济活动联系，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结合城市特质规划数字产业布局，提升数字金融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作用程度；激发城市创业活力、调节城乡收入分配机制，打通数字金融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间接路径。     

数字金融与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提高——基于A股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模型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使用38家A股上市商业银行2011—2019年的数据,结合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金融普惠指数,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从两个方面显著提升了银行的创新能力,一是提高了银行专利申请的数量;二是提升了非利息营业收入比例。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指数、覆盖广度、使用深度都对银行创新能力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数字化程度对银行创新能力没有显著影响。总体来说,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推动商业银行创新能力的提高。     

数字金融与企业绿色创新：排斥还是融合?

企业绿色创新是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这种影响主要源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能够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更进一步,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驱动企业实质性绿色创新,其影响在高管不具备金融背景的企业、国有企业、不具备高新技术认证的企业、非重污染企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区域创新能力——基于282个城市数据的非线性影响研究

文章借助2011-2018年中国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有助于提高区域创新能力;进一步考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数字普惠金融对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作用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存在瓶颈.比较研究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程度不同.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区域创新能力的相关研究,可为加强区域现代化建设、实现创新驱动提供参考.     

金融集聚、数字鸿沟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01—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经由中介效应模型研判金融集聚、数字鸿沟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金融集聚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且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最大、东北与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影响效能较小;数字鸿沟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明显阻滞效应;数字鸿沟是金融集聚干预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因素;粗放型与指令式经济发展路径无益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推动内需消费扩张、推进经济对外开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均可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利好。     

数字金融能提振实体经济吗

数字金融的政策性、靶向性、广覆盖性特征,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难、融资贵困境。本文运用2011—2017年我国28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对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够显著地提振我国实体经济,创新研发是其重要的中介传导机制。从结构上看,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对我国实体经济产生了显著的刺激作用,但数字化程度的效应不显著;从区域上看,数字金融对于东部地区实体经济的促进效应强于中西部地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从而可以引申出若干"脱虚向实"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创业

实现高质量创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完善的金融服务与创业环境可为助力高质量创业提供重要支撑。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并基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在分维度检验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强于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并不显著；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高质量创业；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在营商环境越优良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或东部城市，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在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或中西部城市中更强。对此，中国各城市在加快推进数字金融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创业注入新活力。     

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基于数字普惠金融的调节作用

在深化对外开放以及金融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利用2011—2020年我国城市面板数据探究外商直接投资、数字普惠金融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数量、质量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数量规模的作用效应大于质量的作用效应；（2）数字普惠金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作用效应起着正向调节作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与使用深度所起的调节作用大于数字化程度；（3）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产业优化升级的效应在老龄化程度高、政府财力大的地区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基于系统GMM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基于2011—2019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以及消费升级和研发投入强度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消费升级、研发投入强度分别在数字普惠金融对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的影响中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和双重门槛效应。进一步的地区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仅对中西部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创新韧性起到提升作用,消费升级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分别表现出双重门槛效应与单一门槛效应,研发投入强度在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均表现出单一门槛效应。研究结果有助于丰富数字普惠金融应用于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研究,为高技术制造业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创新韧性提供实践启示。     

绿色金融、空间外溢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兼论市场化的门槛效应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下亟待关注的重要问题。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已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党中央多次强调要通过多种途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绿色金融发展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随后对这种影响进行效应分解,最后引入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市场化指标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我国绿色金融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存在一定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二,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经济发展质量,表明绿色金融发展能够成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路径,并且在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中,空间溢出效应比直接效应更明显;第三,在差异性市场化水平之下,绿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发展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具有显著的市场化门槛特征。     

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选取2010—2020年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高技术产业创新、贸易开放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影响关系。研究发现：高技术产业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贸易开放度在高技术产业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其中进出口开放度存在显著负向部分中介效应,引进外资开放度存在显著正向部分中介效应;贸易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门槛效应,当高技术产业创新水平较高时,进出口开放度和引进外资开放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将达到最佳状态。据此,文章提出加强高技术产业创新顶层发展规划设计、制定国际贸易竞争力提升长效引导机制、逐步放开进出口与外资引进限制的政策建议,以期加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与驱动因素

文章选取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方法、空间计量模型测度2011—2020年中国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多元驱动因素。结果发现,考察期内中国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不断上升,且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性;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差异呈不断下降趋势,超变密度是造成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相关性,经济发展水平、创新水平、人力资本、经济外向度提升、产业结构是驱动产业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因素。未来,应建立健全差异化产业数字金融政策框架体系,拓展产业数字金融深度与广度,提高数字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强财政在产业数字金融中的引领作用,助力产业数字金融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围绕数字经济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展开研究,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机制,然后分析数字经济通过中介变量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间接传导机制;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基于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赋能效应显著,还能够通过人力资本、产业升级、创新能力的传导效应间接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其中,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最强,依次为人力资本、产业升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效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经济发展实力相对较强的地区,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更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不仅应重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还应该关注其间接赋能机制。     

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借助数字金融发展促进农业经济增长。文章在阐述数字金融发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上，选取2014—2020年中国1651个县域数据，运用不同的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县域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并且数字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的改善均显著提高了农业产值。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两个渠道，间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更能促进山区县、高城镇化水平县和低金融发展水平县的农业经济增长。为此，不同地区应结合自身条件合理发展数字金融，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经济发展。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创新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有利于探索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和绿色价值，有利于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