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类型、人力资本积累与积极财政政策效力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更加注重人力资本等民生支出的经济事实,构建了包括财政支出结构和人力资本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以考察不同类型财政支出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消费性政府支出在短期对居民消费和就业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政策效力不具持续性;投资性政府支出对私人支出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且其政策效力取决于公共资本的生产性对企业生产率的边际影响;政府人力资本投资在中长期不仅不会挤出私人支出,而且有利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因此,应当将减少消费性政府支出、转变投资性政府支出的思路和方向、增加人力资本支出作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的方向,以此推动积极财政政策提质增效。     

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动态效应研究

文章分析了1978—2007年中国政府支出的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以期正确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预期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大规模财政支出和减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由于政府支出乘数和减税乘数效应都在降低,并且财政支出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政策实施的效果与预期存在差距。因此,提出从财政支出结构、税收结构和投融资体制三个主要方面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职能。     

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经济增长效应的实证研究

笔者基于1978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和VEC模型等计量分析工具实证研究我国公共支出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公共投资性支出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增长,长期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政府行政支出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增长,长期会抑制经济增长;文教科卫支出具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效应;财政转移性支出长期看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效应,但贡献率较低.因此,有必要优化公共投资性支出结构,提高政府行政支出效率,加大文教科卫支出和财政转移性支出的投入力度,促进经济良性增长.     

“救困”抑或“帮富”: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与适应性治理——基于苏北R县X村扶贫案例的田野考察

乡村贫困人口的动态识别成为当下乡村贫困治理的时代特征,而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亦是贫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载体。文章尝试建构适应性治理框架,力图诠释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机制。通过苏北X村的个案探讨,理顺了精准扶贫的"五位一体"运作机制,同时亦辨识了扶贫对象精准识别的乡土困境:分类机制不完善、贫困人口的管理非动态、扶贫资源的"公地悲剧"、扶贫激励机制的缺陷。致使逆向激励效应的产生。为此,通过明确精准扶贫的政府责任、建立科学的动态考评机制、创设"差额立项"的分类扶持机制、建立反馈机制等适应性治理路径,以期能提高扶贫对象识别的精准度,最终实现乡村贫困治理现代化体系。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影响机制和政策比较

本文基于我国财政收支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周期性特征，分析了我国财政收入和支出政策对产出、通胀、私人消费和投资等宏观变量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测算不同类型财政政策的影响机制和政策效果，本文建模构建一个包含企业家和工人家庭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在模型中引入了政府投资性支出、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和所得税减税以及转移支付五种类型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分别计算了五种财政政策乘数。本文的结论显示，各类型财政政策在短期内均起到较好的总需求刺激效果，但在长期，政府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的政策效果更为突出；政府消费性支出、消费税减税、转移支付政策虽然短期刺激作用更为明显，但由于存在挤出效应以及削弱投资和资本积累，在长期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政策有效持续期也较投资性支出和所得税减税更短。     

结构性财政调控与新常态下财政工具选择

本文综合考虑李嘉图和非李嘉图两类居民个体行为,构建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结构性财政工具经济效应研究框架。研究发现,不同财政工具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政府在进行财政宏观调控时应区别对待、审慎选取。模拟冲击结果表明减税效应相对优于支出扩张效应。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财政支出为主的刺激政策渐显乏力之际,政府应转变以往财政政策调控思路,逐步由大规模政府支出刺激政策向结构性减税政策调整。本文认为,应深入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支出重点向社保、医疗、养老及公共服务倾斜,促进政府逐步向服务型政府过渡;税收政策应主要以对消费结构性减税为主,以有效促进需求结构向消费驱动转型。     

财政政策与产业结构调整——基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先理论诠释财政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制,然后从总量与结构效应双重视角实证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影响,结果发现:在总量效应方面,税收政策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而财政支出政策却阻滞产业结构升级;在结构效应方面,政府投资性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但教育支出和科技支出对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与之相对,所得税与产业结构调整显著正相关,而商品税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虽然为负,但并不显著。     

内生增长、政府生产性支出与中国居民消费

中国财政支出的较大一部分用于生产建设,中国居民消费与政府生产性支出表现出稳健的正相关关系,这一事实与从标准的新古典和新凯恩斯模型得出的挤出效应截然不同。本文构建了包含存量和流量两部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政府支出增加在提高税负、挤出居民消费的同时,也通过其生产性增加收入、挤入居民消费;政府支出增加究竟挤入还是挤出居民消费取决于两种效应的比较以及政府的生产性支出比重和税负水平。政府生产性支出的最优结构等于其相对生产性之比,政府支出的最优规模等于政府支出的生产性。     

税收、财政支出与内生经济增长

构建了基于财政支出、税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并推导出在给定税收、财政支出政策的变化路径时,经济会达到"竞争性分散均衡",税率与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政府投资性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正相关。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显示,在我国经济运行中,总产出、消费、投资、政府投资性支出、税率、利息率、工资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我国宏观税率为28.63%时达到最优值,政府投资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率存在正向影响,但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性。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减贫效果评估

长期以来,中央和省级政府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投入规模、 组成结构以及投入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各级政府减贫政策的落实.本文采用2009—2019年的中央和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总量投入还是人均投入都显著降低了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在分配过程中能更加有效地兼顾全国不同地区的发展差距和贫困深度,向贫困程度较深的地区倾斜,具有显著的"均衡效应";省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贫困人口规模和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在总量上不具有经济意义的显著性,在人均投入上不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性,各省份在分配省本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时,没有统一的标准,多是根据自身财力酌情安排,导致省级财政投入存在明显的"财力效应".本文从应对不同贫困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设计、应对贫困问题的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及财政资金投入的绩效管理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国际社会的贫困理论与减贫战略研究

贫困是世界著名的3P问题之一。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经济现象,贫困是全球面临的共同难题。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国际社会为减少及消除贫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并提出了如人类发展指数、人类贫困指数和千年发展目标这样的有关贫困的理论及国际减贫目标。本文从国际社会的角度出发,对贫困理论以及减贫战略进行了详细研究,并在国际社会制订减贫战略及政策方面提出了几点建议。     

长期多维贫困、不平等与致贫因素

本文利用Alkire&Foster(2011)多维贫困测度方法和Foster(2009)的持续时间分析法,构建了长期多维贫困与平均贫困持续时间指数,以CHNS数据为样本从静态和动态双重视角分析了我国的长期多维贫困程度,并通过多层回归模型探讨了致贫的宏微观因素。研究发现:长期多维贫困指数不仅能测度家庭贫困程度,还能反映贫困家庭平均贫困持续时间;相比城市家庭,农村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更高,但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延长,城乡贫困家庭的平均被剥夺深度出现了明显的逆转,城市贫困家庭的贫困程度相对于农村更为严重;户籍制度能解释城乡家庭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差异的43%,且能解释城乡贫困家庭的贫困不平等程度的17%;家庭的户主特征、社会关系、人口规模与结构、户籍制度等因素对长期多维贫困发生率及不平等有显著影响。     

Australian Poverty Quantified by a Family-Based Poverty Index*

We postulate a family-based poverty index (JD) possessing focus, symmetry, monotonicity and decomposability properties commonly required of individualistic indexes. JD also satisfies reformulated distribution and transfer sensitivity axioms which take account of differences between families in their sizes and poverty lines. We introduce a new axiom, substitution sensitivity, which is satisfied by JD but not by the well-known FGT index. Using JD, we describe Australian poverty in the 1980s. We find that head-count ratios and average income gaps dominate the explanation of differences in poverty across family types and across time.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s of poor incomes make minor contributions.     

扶贫标准上调与扶贫开发机制创新

2009年我国执行新的扶贫标准——农民年人均纯收入1196元,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全面实施扶贫政策。这引发了我国扶贫战略、扶贫对象、扶贫出发点和扶贫任务的重大转变,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事业进入新阶段。该文认为应进一步创新扶贫开发机制,突出扶贫对象瞄准,突出扶贫产业集群化发展,突出"大扶贫"格局,突出完善金融性扶贫机制,从而全面提高扶贫开发成效。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分析

现阶段农村贫困群体贫困原因主要有农村贫困群体老弱病残身体、家庭状况和能力等自身原因,此外还有劳动寻求不足和再就业机会缺失、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资金性贫困、社会资本缺乏、公共政策实施中的问题等原因。     

贫困的合理性与贫困救助过程中的负功能分析

转型期社会机制不完善，制度安排还不是很合理，贫困在社会中存在是普遍的，而且它的存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说明支持贫困的存在，不需要救助，只是贫困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功能。而是说在救助过程中存在着违背初衷的现象，即贫困的社会救助中存在着负效应。例如，出现了贫困陷阱、福利依赖等现象。贫困问题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给贫困者“增能”，而非救助。